 那一年，企业倒闭，我退休了 人人都有故事 作者：王嘉 一、 “退休了还不是都一样！”母亲吐了一口茶末子，咧开嘴大笑。 周围的人也都笑开了。 说这话时是在2017年的初冬，在西南小镇的茶馆里，二十多个老头老太太聚会，他们以这个小镇茶馆为圆心，从四面八方赶赴而来。除了一小部分人时不时有联系之外，大多数都是十五年来头一次见面。 十五年前的2002年，企业改制，这些人有的符合退休年龄，或顺利或艰难地提前退休，其他人则拿着两三万的一次性补贴遣散回家。 我母亲是幸运儿中的一员。 二、 母亲曾经的单位是一家丝绸公司，在县城算得上是好单位，只有高中学历的她之所以能在这样的好单位工作，是因为她的父亲，我的外公，20世纪80年代，赶上了“接班工作”的末班车，高中毕业的我母亲接过在公社从事农业工作的外公的接力棒，进入农业系统工作，没有关系，被分进了新成立的县丝绸公司。 丝绸公司主要从养蚕户中低价收购蚕茧，高价卖给丝绸厂，从中赚取差价。西南地区盛产蜀绣，有种桑养蚕的传统，我母亲的工作就是指导村民养蚕，从修剪桑树的枝叶到育种，再到教会村民如何控制蚕房湿度和温度，撒漂白粉防止蚕瘟，最后用麦秆扎成枝丫让蚕结茧。那白花花的茧子既然村民赚得盆满钵满，也让母亲和她的同事们享受到了丰收的喜悦。 你见过成千上万只蚕在一起吃桑叶吗？那些蚕小时候吃相斯文，长大后饭量惊人，蚕农必须轮流起夜投放桑叶，身体很累，心灵很快乐。 蚕，就是钱啊！回忆往事，母亲经常这样瞪眼说道。 母亲的工作说起来简单，实则繁琐忙碌。闲时下乡指导，而到了忙时，也就是蚕结茧的季节，照现在的话说，忙得飞起。蚕挂茧的季节前后就那么几天，一个镇只有一个蚕桑收购点，蚕农有的挑着有的背着有的提着有的推着白花花的茧子过来，把平日里安静的蚕桑收购点挤得水泄不通。母亲负责定级，因此她总是在人群最密集的地方，口感舌燥地解释哪些是优质茧哪些是双宫茧哪些是血茧，根据蚕茧的品相分级，称重计算价格，蚕农拿着手里的票据找会计计算金额，然后再找出纳领钱。 蚕农走了，母亲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白天的收购完成后，母亲和她的同事们必须将蚕茧烘干，再倒入大仓库，由一群临时雇佣的妇女坐在地上，根据丝绸厂的要求，在蚕茧堆成的海洋中按照品相手工挑选蚕茧。而后装入大麻袋，用卡车运往各地丝绸厂的大仓库。母亲坐在卡车里，那些熟透蚕茧的味道弥漫着整个车厢，那是她上班时最为熟悉的味道，也是退休后最为怀念的味道。 当时的丝绸公司经济效益甚好。单位领导很有经营头脑，认为与其说把蚕茧卖给丝绸厂制成衣服再以更高价格卖到国外，不如我们自己成立一个小厂用一手货源自产自销，在这样的理念下，丝绸公司下属又成立了纺织厂，专门制作丝棉被，一种用纯正桑蚕丝拉出来的被子，整个被褥只有外面罩着的一层纱布是棉的。货真价实的丝棉被在市场上非常抢手，一度达到供不应求需要凭关系购买的紧张状况。作为单位的老员工，母亲以低价为亲朋好友囤了不少好被子，甚至给家里也囤了不少，除了盖以外，剩下的一些留着给我做嫁妆。 《打气儿》，1999年春节联欢晚会，黄宏、句号表演的小品，其中黄宏扮演一位下岗职工，句号扮演街道办官员，得知句号对下岗分流有怨气，黄宏如是说： “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谁都能一帆风顺呢，谁这辈子还不遇上点事呀。你就那我来说吧，十八岁毕业，我就到了自行车厂，我是先入团后入党，我上过三次光荣榜，厂长特别器重我，眼瞅要提副组长，领导一跟我谈话，说单位减员要并厂，当时我就表了态，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三、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两周后有可能导致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场巨大的龙卷风。1999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劳动密集型的丝绸产业岌岌可危，丝绸厂纷纷倒闭，随之而来的是对上游蚕桑收购业的淘汰。在当时，下岗一词并不陌生，不少效益差的国营厂矿，例如县城里的钢铁厂、煤矿职工纷纷下岗，据说水泥厂数百名工人集体到省城上访，闹得沸沸扬扬，让领导很是头疼。丝绸公司的职工们自我安慰，我们效益好、待遇好，我们单位不会垮掉，我们不会下岗。 问题就出在待遇好效益好。 当时县城里有一个丝绸厂，即将关停倒闭，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县里将丝绸厂与丝绸公司合并，希望效益好的丝绸公司能够将丝绸厂的待下岗工人和待报废机器负担起来。两三年后，一个私营老板看中了合并后的丝绸公司，以150万的惊人低价将地皮、设备买了下来，除了人。完成了从国营企业向私营企业的转变。至于原来的工人，年龄大的退休，年轻的支付两三万的一次性补贴后，下岗。 当年45岁的母亲本不符合女工人50岁退休的法定年龄，下岗已然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母亲深夜暗自垂泪，为未知的未来而焦虑。那时父亲早已下岗多年，辗转四处打工。我上高中，在市里最好的学校上学。 优异的学业反倒让母亲更加焦虑--要是学习不好，十七八岁的女孩可以去外地打工；学习好，母亲就只有一条路，读到哪供到哪！ 然而，学费从何而来。单单依靠下岗后两三万的补贴，光是支付孩子四年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都不够。小县城工作机会少，满大街都是下岗职工，适合45岁女工人的工作，除了保姆就是保姆，县城乃至市里，哪有那么多的需求。 四、 也许是下岗人数太多，为了缓解压力，县里临时出台一个文件，年满45岁的女工人和年满55岁的男工人可以考虑提前退休。这条无意中出台的条款几乎是为我母亲量身打造，然而又并非为她量身打造。在政策的边缘上，无人考虑一个小人物的酸甜苦辣。寻遍了家中所有的资源，大家均表示无能为力，唯一的办法是找，自己厚着脸皮跑去政府找领导。 每天清晨，母亲喝一碗自家熬的稀粥后，夹着若干年前单位发的人造革包，步行去政府，找主管的副县长，分管副县长姓赵，母亲在电视里看到过，是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男人。 母亲夹着包，熟练地装作去政府办事，躲过保安的视线，在政府大楼里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摸索。衙门深似海，每一间相似的办公室背后，都是一个相似的冷漠的面孔。 终于找到了那张她要找的面孔。母亲小心翼翼地敲了敲虚掩的门，那张脸躲在报纸背后。 “赵县长，我是丝绸公司的王彩云，我想来咨询提前退休的事。” “怎么又是你，上次我不是给你说过了吗，你的事，我们研究研究再决定。” “可是赵县长，我等不急了，该退休的都退休了，我的事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你知道我刚好在政策的边边上，我很担心我无法退休了，一天没有结果，我的心就是悬吊吊的。”面对又是研究研究的腔调，母亲忍不住苦苦哀求：“我女儿在朝阳中学，就是市里那个最好的中学，每年学费、资料费，还有住校费生活费都要好几千。往后读大学，还不知道要花多少钱，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她读书有出息，我必须供她读书啊……”母亲带着哭腔说着。 “你这个婆娘家，喊你一天莫来莫来，你每天跑到我办公室来，像个啥子样！”当地有风俗，对着别人哭，会让别人非常晦气。面对我母亲即将喷涌的眼泪，赵县长显得非常忌讳，他下起了逐客令。 母亲不敢久留，讪讪地站起，退后，关上门。门一关，她的眼泪喷涌而出。她唯恐赵县长听见后不高兴，不敢抽泣，无声地任由眼泪流淌。 事后母亲告诉我，作为顶梁柱，连哭泣都是奢侈的行为。在亲人面前不能哭，孩子大了，不能让她操心家里的事，再艰难都要笑着对孩子说，你放心，家里有钱。 更大的危机出在自己人身上。 下岗职工人人眼红几百元的退休工资。一个月几百元，一年几千元，四五年就能收到与遣散费一样数目的金额，用脚趾头都能算出来，这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收益。 本来大家都一样，她凭什么就能刚刚卡好享受退休！有一个名叫李大勇的49岁男同事，很不幸地被政策排除在外，在数次争取未果之后他秉着我过不好也不让你过得好的人生宗旨，开始写或匿名信或实名信揭发我母亲不符合退休条件却能退休，一定是有某种程度的走后门找关系！ 幸好，人事部门查档案后，认为这次退休完全符合政策和条件。在漫长的等待中，在发挥了游击队员的围追阻截精神后，我母亲终于退休了。 五、 母亲从此退休了，每月四百余元的退休工资。工作退休了，人不能退休。当她领到退休工资时，我已经成为了省城某重点大学的大学生，每月生活费四百元。每个月工资到账后，母亲把整数汇给我，自己留一些零头，加上父亲在市里当保安挣的钱，勉强维持着生计。这巨大的生活压力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也不是没有动过做生意的念头。但是做生意门槛低，只要有启动资金谁都可以开个小店。县城不大，下岗职工很多，人人都有开店的心思，一时间，早餐店、小卖部、修脚店等等各种低成本的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激烈的竞争让这些店又如暴雨后的尘埃般随风消散，开店的投资就打了水漂，那可能就是一个下岗职工拿到的所有遣散费。 曾经的下岗老同事刘志华在转为私营企业的丝绸公司工作，母亲给他打电话，询问可否把她也介绍进去。 我劝你还是别来了，太累了，私人老板不把人当人看，每天晚上加班。我去卖蚕茧的时候，还要和外地丝厂的人喝酒，现在小丝厂纷纷倒闭，剩下的大丝厂一个比一个牛，不把酒喝到位了，人家还不收咱们的蚕茧。刘志华说。 那你怎么喝酒，你明明有肝炎。母亲好心劝道。 我也没办法，你晓得我儿子还小，才读小学。不喝酒，我的工资从哪里来，儿子谁来养活？不说了，我要去喝酒了。刘志华说着就挂掉了电话。 不久，传来了刘志华的死讯。在运蚕茧的路上，下车解溲，被飞速而来的货车撞死。 也算是死得其所了。车祸，起码能收到一笔不菲的抚恤金，依靠这笔钱，刘志华的孩子长大。要是喝得肝癌去世，不仅没有抚恤金，还要花一大笔钱治疗，那真是一分都剩不下。母亲想。 这样想是有原因的。未能退休而下岗的张玲就不那么“幸运”。在丝绸公司红火的时候，会计张玲跟着领导吃香的喝辣的，穿着最时髦的裙子，抹着猩红色的嘴唇。女儿很小的时候就送去市里上小学。那个年代的普通老百姓还为几块钱的公共汽车费斤斤计较时，张玲每周让司机开着公司的三菱越野车去市区给孩子送吃的。作为会计，自然是有这个特权的。 好景不长。丝绸公司破产倒闭时，领导们是国企行政干部，有的调动到农业局，有的调动到轻工业局，还有的甚至去了人事局。 关键时候，每个人才显示出自己的路数。 领导爱莫能助地说，你是工人，我没法带你走。 于是，张玲也下岗了，女儿也从市区学校转回了县城。张玲的爱人在中学当老师，对于她的再就业无能为力，张玲也拉不下脸去私营小工厂上班，整日打麻将为生，没多时就将遣散费全部花光，郁郁之下，竟然患了癌症，当年的如花容颜瘦得只剩下皮包骨，没多久就去世了。 母亲必须拉下脸去找工作。无茧可收，她前半生的收茧选茧技能如屠龙之术般毫无用处。于是，她掏了几块钱门票，参加了政府组织的招聘会。 在招聘会上，母亲惊讶地发现，她只能干一些诸如保姆、清洁工、洗碗工的工作，更多的工作需要靓丽青春的年轻女孩。 无奈之下，母亲去了父亲打工的酒店，一个当保安，一个当清洁工。把双手泡在肥皂泡里时，母亲想，快点吧，孩子快点长大吧！ 六、 幸运的是，我学习不错，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一路奖学金，从没有让父母操什么心。到六十岁时，母亲接受我们的邀请，搬去省城帮我们带孩子，正式过上了没有压力的退休生活。 那些并没有退休而下岗的同事们，在最初的艰难后，也都有了各自的发展。有的南下打工，有的拿着遣散费做起了小买卖，有的从事了传销被骗得血本无归后打起了身边人的主意，有的开着贸易公司，有的郁郁寡欢不治身亡，还有的从此成为社会闲散人员。 但是无一例外地，都想方设法为自己购买了一份基本养老保险，当年的小年轻们如今两鬓斑白的中老年男女，都盼望着早日享受领着退休工资的闲适生活。 这年重阳节，当年的下岗、退休职工们十五年后重聚首，在茶馆里喝着两块钱一杯的盖碗茶。曾经为了蝇头小利你争我抢的老同事们温情脉脉，潜规则般，无人邀请领导。当年工人们为生计发愁，领导们远走高飞，实在让老工人们伤透了心。 李大勇给母亲敬了一杯茶说，我们当年比收入、比职务，现在比健康、比儿女。老王，过去对不住了哦 “退休了还不是都一样！”母亲吐了一口茶末子，咧开嘴大笑。 周围的人也都笑开了。 责编：野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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