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喜儒 中国读者，对芥川龙之介也许不太陌生，因为早在1921年，鲁迅就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译载了他的小说《鼻子》和《罗生门》，并将其收入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丛书之一的《日本现代小说集》。后来，我国出版过多种芥川龙之介的文集、选集、全集，广为流传。 芥川龙之介，1892年生于东京，本姓新原，因生于龙年龙月龙日龙时（辰年辰月辰日辰时），故名“龙之介”。他出生后九个月，母亲精神失常，遂由舅父芥川道章收养，成为舅父养子。芥川家是延续十几代的士族，门风高尚，全家皆谙游艺、茶道、插花、音乐、舞蹈，其养父擅绘画、俳句、盆栽。芥川龙之介天资聪慧，博览群书，从幼年起就浸淫在浓郁的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之中。小学时代，他最喜欢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和《水浒传》，继之又学“汉文”、“汉诗”，阅读《剪灯新话》、《西厢记》、《金瓶梅》、《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古典文学作品。日本近代作家泉镜花、幸田露伴、夏目漱石、森鸥外的作品，也是他之所爱，常常夜以继日，手不释卷。1913年，他考入东京大学英语系，学习英国文学，大量阅读西方名著，汲取西方文化，易卜生、法朗士、波德莱尔、斯特林堡等成为他崇拜的偶像。这期间，他开始发表作品，成为日本大正时期学贯东西、名噪一时的作家和学者。 芥川龙之介以短篇闻名，与明治初年的国木田独步、昭和时代的志贺直哉齐名，被誉为“短篇大师”。他的作品取材新颖、情节神奇诡异，写作生涯虽仅有13年，但却创作了短篇小说148篇，平均每年十余篇。据学者统计，他的《酒虫》、《仙人》、《奇遇》、《黄粱梦》等12篇小说，均取材于中国的《聊斋志异》、《剪灯新话》，但他不是照本宣科，照猫画虎，而是对历史题材的重新阐释与解读，并赋予其现代意义。他还有和歌、俳句、随笔、散文、游记、评论、论文等多种著作，笔调典雅，意趣盎然，别具一格，影响深远。 1921年，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派遣，到中国采访旅行。3月22日，他从九州福冈县的门司港乘坐筑后丸出发，于3月30日下午4点抵达上海。7月12日，他离开天津，经沈阳、朝鲜，由釜山乘船回国。在华期间，除生病住院外，他马不停蹄，访问了上海、杭州、苏州、南京、芜湖、汉口、长沙、洛阳、北京、天津、大同等地，游览名胜古迹，拜访学者名流，看了六十多场戏，归国后写了《上海游记》、《江南游记》，以及《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杂信一束》，汇编成《中国游记》一书。 芥川龙之介从小就向往并憧憬中国文化，可以说，中华文明是他心灵的故乡，有幸到中国旅行，能亲眼看一看唐诗宋词中咏唱的中国，自然是满怀期待。尤其是古都北京，更是他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地方。他期盼尽快到达心仪已久的北京的急切心情，在他当年给家人、友人的书简中，比比皆是—— 他在1921年4月24日致养父芥川道章的信中说：“住院约三周，为此打乱了预定旅程，赴北京亦推至五月下旬。”同日致信诗人薄田淳介（即前期象征派诗人薄田泣堇1877一1945）：“若体力可支，则即刻从汉口赶往北京。” 5月16日，他在致友人小穴隆一的信中说：“健康情况不佳，故登庐山只好作罢，直接从汉口赴北京。” 5月17日，他在致芥川道章的信中说：“庐山、三峡、洞庭等均留来日再游。准备从汉口直赴北京。唯愿早日见到北京，早日返回日本。” 6月2日，他在致泷井孝作（1894一1984，是志贺直哉门下的小说家）的信中说：“我本月中旬无法前往北京，病卧上海，无可奈何。”同日致信薄田淳介：“我欲一睹洛阳龙门，匆赴北京。舍去宜昌峡、舍去西安之行。” 为了尽快到达北京，他不断改变计划，不惜舍弃庐山、三峡、洞庭湖、宜昌、西安等名胜古迹。 芥川龙之介在6月5日致芥川道章的信中说：“明日离汉口，访洛阳龙门（约三四日），随后赶赴北京。已信告在北京的山本。”山本喜誉司是龙之介夫人的叔父，当时是三菱公司的职员，住在北京。 1921年6月14日，芥川龙之介到达北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当日他致信芥川道章：“抵北京，见到山本……北京虽昼间暑热，然入夜颇觉凉爽。”同日致冈荣一郎：“抵北京。北京不愧为帝王之都。若在此小住三两年，亦好。清明月夜，郁郁槐树绿叶中，合欢花一丛。” 他在6月21日致诗人、小说家室生犀星（1889一1962）的信中说：“三日北京之游。此处令我流连忘返。即使不住东京，若可客居北京，亦可心满意足。昨晚去三庆园听戏，归途过前门，前门上一勾弦月，彼情彼景实不可言喻。比之北京之壮观，上海乃蛮市也。” 6月24日，他致信泷井孝作：“北京乃帝王之都，以壮观二字实难尽状之。”同日致信下岛勋：“近日每每身着汉服东奔西走……若能在此留学一年两载，实不坏。” 6月27日，他致信小穴隆一：“风吹合欢花，花下人独行。幽香暗盈袖，异服异邦情。” 在北京时，他游览雍和宫、北海、白云观、陶然亭、天坛、地坛、先农坛、万寿山、玉泉山、天宁寺，他说北京“环绕黄色琉璃瓦紫禁城四周的,是合欢树、槐树组成的郁郁葱葱的大森林——究竟是谁把这么一大片森林称之为‘大都会’的呢？” 他穿中国服装，看京戏听昆曲，常去的地方有三庆园、同乐茶园、吉祥茶园，看过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尚小云的表演。他惊奇地发现在中国看戏，是可以随便进门的，进去看几出戏后，再按规定给来收钱的戏院堂倌付上戏票的钱。这是规矩。依照波多野君的说法，这是根据中国式的思维逻辑：在没弄清戏演得好看还是不好看之前，怎么能先付钱呢？这规矩对于我们这些看客来说，不能不说是非常合适的。 他去什刹海参加游园会：荷花尚未开放。我观察池塘四周岸边槐树和柳树树荫下的游人，以及前后去临时茶室里的人们。只见一个老爷子衔水烟管，一个少女梳着两条小辫儿，一个道士正与一个士兵说话，一个老婆婆在与卖杏人讨价还价。此外还有卖人丹的，巡路的警察，西装笔挺的年轻绅士，中国旗人的妻子…… 他眼中的辜鸿铭：一条灰白的长辫，一身白大褂儿。先生的脸，如果鼻子的尺寸再短一些的话，就有点像一只硕大的蝙蝠。先生与我交谈时，桌子上放几张粗糙的日本纸，一只手扭动着铅笔，一边快速地写着汉字，一边嘴里连珠炮式地讲着英语……先生生在南方福建，留学于西方的爱丁堡，娶东方的日本女人为妻，住在北京。为此号称‘东西南北’人。英语不必说，听说还会德语、法语。他与年轻的中国人不同，对于西方文明并不买账……看到我穿了一身中装，便说：“不穿西服，令人钦佩，可惜还缺条辫子。” 他在北京停留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归国时取道天津，但漫步于天津洋气十足的街头时，他仍旧想念北京。 他在7月12日在致小穴隆一的信中说：“抵天津。此处似上海……颇觉思念北京。悠悠黄昏多悲愁，遥遥万里至夷市。居此吾心悲，踟蹰市中行。昨日合欢花，悄然上心头。” 他在杂信一束《天津》中写了这样一段对话—— 我：走在如此西洋风格的大街上，也不知为什么，我特别感到一种乡愁。 西村：你还只有一个孩子吗？ 我：不，我可不是想回日本，而是想回北京啊。 陪同他的西村误以为他想家了，但他想念的并非故国，而是刚离开的北京。 那么，他为何如此迷恋北京呢？是帝王之都的壮观？北海的垂柳飞燕莲池？天坛的萋萋荒草？各派名伶的异彩纷呈？居庸关的险峻雄伟？还是古都的艺术氛围、古典风景、社会风尚、民众生活、城市文化？不得而知。但他身着长衫，奔波在北京的街市，徜徉在古都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如鱼得水，乐不思蜀。 后来他在《新艺术家眼中的中国》一文中，谈及他为什么如此喜爱北京：“上海总是很喧闹，那里的人也总是很忙碌的样子。来到北京后看到的人都很安静沉稳，在自然之中就能体味到中国大陆的娴静与悠然……在中国的整个旅行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让我像北京那样喜欢，所以我在北京停留了近一个月，那可真是个让人觉得很舒服的地方。站在城墙上，能够看到掩映在青青的白杨和刺槐中的一个个城门。盛开的合欢花，特别是在城外的田野中行走的骆驼，都让人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涌上心头。” 他在《旅行的回忆》中又说道：“说我最喜欢的地方，那应该是北京。古老的、悠闲的街道和人们，以及好像能遮蔽一切的青青树木，让我觉得再也没有哪个城市有这样和谐的感觉了。” 芥川龙之介体质孱弱多病，且有点神经质。1927年7月24日，他在东京田端的家中服用安眠药自杀，结束了35年的短暂生命。但在他自戕的前5个月，即2月5日，在给小松芳乔的信中还说：“北京一切可好？除东京外，最愿寓居者，北京也。” 1935年，为纪念这位学贯东西，才华横溢，英年早逝的作家，日本创立了“芥川奖”，直至今日，它仍被视为是日本文坛“跳龙门”的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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