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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远帖》释文：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 魏晋书法以其强烈的书写性一直为人称道。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当时名人的书迹流传到今天的已属凤毛麟角，名气大者如钟繇、王羲之等，真迹均已不传。倒是西晋陆机的草书《平复帖》、东晋王珣的行书《伯远帖》如有神助，竟被保存到现在，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晋人书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人们对陆机和他的《平复帖》已经了解得不少，这里说说王珣，以及他的《伯远帖》。
王珣是东晋开国元勋王导的孙子。从王导到南朝齐时的著名书法家王僧虔，五代人全是当时的著名书家。这条线索是：王导—王恰—王珣—王昙首—王僧虔。王珣在琅琊王氏家族中承上启下，在政界与书法界都是风云一时的著名人物。 官场上的王珣，成就突出。 王珣出生于永和五年（349年），族叔王羲之（王羲之的父亲是王导的堂弟）写《兰亭序》时，王珣才五岁。进入官场后，王珣先是在名臣桓温手下工作，后来又在名相谢安手下工作。谢安死后，王珣的地位更显突出，官至尚书令。世称王珣为“小令”，是因为族兄王献之曾为中书令（世称王献之为“大令”）。 给桓温做部下时王珣还只是个大孩子，但他以出众的才华打动了桓温。桓温对王珣和谢玄（谢安之侄，后来淝水之战的主将）都很器重，说谢玄四十岁时“必拥旄杖节”，王珣“当作黑头公”。“黑头公”就是“头发尚黑便已官至公卿”的意思。 王珣比谢安小29岁，与弟弟王珉都娶了谢家女儿，族兄王献之比王珣大五岁，娶的也是谢家女儿。王谢两族联姻不少，但王谢之间也有矛盾，这几门婚姻全都以离婚告终。史称太傅谢安“既与珣绝婚，又离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衅”。此时王珣任职黄门侍郎，谢安让他离开建康（今南京），去做豫章太守，但王珣并未就职。王谢之间的纠葛，任谁都说不清楚。 王珣为人心胸开阔。谢安去世后，王珣来找族兄王献之，说：“我想去吊唁谢公。”王献之被王珣不计前嫌的风格深深感动了，亲切地叫着王珣的小字说：“法护，我就希望你这样做。”于是王珣来到谢安灵前，哭得十分沉痛。 谢安去世后，王珣受到孝武帝司马曜的重用，历任要职，累官左仆射，加征虏将军。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迁尚书令，加散骑常侍，几年后病卒，终年52岁。晋安帝以王献之的女儿为皇后，与王珣的促成大有关系。 王珣的政治声名早已随雨打风吹去，然而他的书法却借着他写的一封信，神奇地流传至今。这就是千古驰名的《伯远帖》。 《伯远帖》问世已有1600多年，年代之早仅次于陆机的《平复帖》，堪称书法史上的珍宝。《伯远帖》纵25.1厘米，横17.2厘米，还没有现在的16开纸大。此帖纸墨精良，至今依然古色照人。 《伯远帖》为成熟的行书，风格古逸洒脱，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它的笔画较瘦劲，结体较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显得格外疏朗飘逸，真有“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的晋人韵味。 这一现象耐人寻味。 我们拿《伯远帖》与早它几十年问世的《兰亭序》作一比较，不难发现东晋时行书已经完全成熟。这种成熟当然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笔者大胆推测，行书应该是伴随着隶书的快速书写，自然而然地相伴而生。没有长期的演进，行书是不会在晋时臻于成熟的。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伯远帖》就是这样告诉人们的。 楷书、行书的笔画中均有“铁画银钩”，那么楷、行二者谁在先谁在后？现在看来，行书的产生一定是早于楷书的，楷书的“铁画银钩”是从行书那里学来的。在特别重视“实证”的中国，假设人们看不到《兰亭序》、《伯远帖》这样年代久远的成熟行书，人们会不会认为行书是在楷书（甚至是唐楷）的基础上产生的？ 这就是古帖的“实证”能力。 《伯远帖》曾经北宋内府收藏，故著录于《宣和书谱》。明代董其昌曾收藏此帖，故帖上有董其昌题记：“晋人真迹惟二王尚有存者，然米南宫时大令已罕，谓一纸可当右军五帖，况王珣书，视大令不尤难觏耶！既幸予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尽湮没得见吾也。”清朝乾隆年间，《伯远帖》收入内府，乾隆皇帝将此稀世珍宝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一同珍藏于养心殿西暖阁，并将此阁命名为“三希堂”。 清帝退位后，《伯远帖》从皇宫中流出，险遭不幸，其遭遇之险厄，令人心惊。据说末帝溥仪携珍贵文物出逃时，《伯远》、《中秋》二帖亦在其内，后被古玩商郭葆昌购得。抗战胜利后郭葆昌之子郭昭俊欲以“二希”行贿国民党某高官，此事被上海《新民晚报》副刊揭露，那个高官“畏物议”，这才没敢收。北平解放前夕，郭昭俊携“二希”至台湾，《新民晚报》又报道说：“王珣、王献之二帖，今由郭昭俊自中南银行取出，携至台北，将求善价。此种国宝竟容私人如此匿逃，又竟无人管，怪极！”新中国成立后郭昭俊居香港，“二希”押于英国某银行，流落海外几成定局。人民政府不惜一切代价，终以重金将这两件稀世国宝重新收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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