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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工作是国家文物局对国保单位的基本要求，因为它既是本单位其它工作的基础，也是保护本单位重要文物的一种手段，它是为物质文化特别是地上遗迹残损或破坏后复原提供翔实资料，但目前还没有哪个单位能够真正完成全面系统的档案工作。
石窟是地面上的、重要的古代文化遗迹，是中国历史考古重要遗迹的一部分，因此石窟档案和考古报告都应当按照档案的内容和考古报告的要求来编写。
龙门石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其首要的、最基础的学术工作应当从石窟档案做起，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洞窟考古报告的编写。做石窟档案和考古报告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对这样的工作的要求应当更认真、更负责；但这项工作却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就龙门石窟而言，甚至也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
考古要分区、分期，龙门窟龛多且复杂，分区分期工作难度较大，需要的工作量也较长，短时完成的只能是一部分。因此一些窟龛多的石窟单位不愿做石窟报告，但日本文化侵略项目《云岡石窟》已出版了半个多世纪，我们也该着手做了，当然不能把它看成一件容易进行的事。
真正要做洞窟报告，就要先了解和总结以前的类似或同类的工作，这样好有明确的立足点，要后来居上。以下即按时间顺序，从学术角度对龙门过去工作做一点粗浅的整理。
第一阶段 宋以前，主要是历史性的文献记载。龙门石窟有其特殊性，其开凿窟龛最重要的两个时期：一是五、六世纪之际的北魏，都城由平城（今大同）迁往洛阳的阶段；二是七世纪后段到八世纪初，就是唐高宗、武则天阶段。这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洛阳是都城，后一个阶段特别在武则天时洛阳也是都城。龙门石窟的位置离北魏和唐的都城仅13公里，这样的近距离造就了与当时政治的密切关系。这样的背景就要求我们必须了解和熟悉这两段历史，并从中搜集一些直接或间接的材料，才能明白其浓厚的国家宗教色彩的来源。宗教不能脱离政治，是为政治服务的。
第二阶段 宋至十九世纪，洛阳仍是重要地方，尤其在北宋还是西京，那里集聚了不少闲散的文人。北宋以来出现的金石书中著录了龙门窟龛的铭记。《宋会要辑稿》以及以其作原始材料的《宋史》中关于洛阳龙门的记载和一些文集中记录的洛阳与龙门，都应加以注意；还有应系统的翻查洛阳及周边的地方志。
第三阶段 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注意了搜集龙门石窟资料的阶段。真正记录石窟内容的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的。二十世纪初到二十年代左右，日本人的代表作为大村西崖的《支那美术史雕塑篇》和关野贞、常盘大定的《支那佛教史迹》。西方人稍晚，也有两部代表作，一是法国人沙畹1913年刊布的《北中国考古图录》，其中龙门图版的数量是早期发表龙门图像最多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关百益《伊阙石刻图表》主要即是翻拍沙畹的书，但效果不好），一是瑞典人喜龙仁的《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塑》，1925年出版，书中也收了不少龙门图版。日本人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的《龙门石窟的研究》，1941年出版，水野专攻历史，长广专长在美术史，还有冢本善隆参与研究佛教内容与历史，这部书应是抗日战争期间出现的重要著作，但不是报告。
第四阶段 解放以后迄二十世纪末，正式开始对龙门调查、试作分期与编写实习报告。1952、1953年，前两届考古训练班学员开始了调查实习，1955年王去非从敦煌归来到龙门考查，写出了早期的几篇学术文章（《关于龙门石窟的几处新发现及其他有关问题》，刊《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2期、《龙门杂记》，刊《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4期等）。六十年代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学考古专业都组织了龙门考古实习，丁明夷《龙门石窟唐代造像分期与类型》（刊《考古学报》1975年4期）、温玉成执笔《洛阳龙门双窑》（刊《考古学报》1988年1期）等文章都是实习的成果，特别是《洛阳龙门双窑》，是最初一篇试作的考古报告。六十年代后期迄七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龙门正式的业务工作中辍，但出自龙门同志的努力，竟椎拓了全部龙门铭记的拓本，并考虑了龙门统一的窟龛编号工作。八十年代以来，逐渐恢复与北大考古系合作编写石窟考古报告的实习，马世长整理的《龙门皇甫公窟》，1986年、1991年分别刊布于日本平凡社、中国文物出版社的《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2004年之后，更考虑全面安排龙门东山石窟群考古报告和香山寺遗址的试掘工作。
总结解放后我们从学术角度对龙门石窟做的几项工作：
第一项 开始了部分窟龛的分期排年工作。尽管这个分期排年是初步的，不是在全面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做出的，但应当说这还是很重要的，因为龙门以前没做过这项工作。不仅龙门没有，别的石窟真正自己来做这个工作的也不多。
第二项 统一的编号工作。龙门石窟的编号应该是所有石窟中最难的，因为附龛多，情况最复杂。一个窟或龛不能编一次号就给一个新号，这样对参观者、研究者来说太麻烦了。敦煌莫高窟是一个例子，那里四百多个洞子有三种编号，伯希和、张大千和敦煌艺术研究所各编一个号，都在使用：西方人用伯希和编号，台湾用张大千编号，大陆用研究所编号，结果出现了许多不应有的差误。又如云冈主要洞窟一直沿用日本人的编号，中间有多次重新编号，但编完之后无人使用。龙门石窟以前没有编号，都用俗称，如双窟、古阳洞、宾阳洞、奉先寺等，这种俗称虽有问题，但流传久了，使用起来容易查找，如以这类俗称的洞窟作主体，再附些子号来处理其附近或附属的小窟、小龛，也许更方便些。
第三项 比较全面的椎拓工作。对拓片资料进行全面收集并进行了初步的整理。
第四项 比较重要的发现。如宾阳中洞甬道两侧拆除后代砖砌的门，再现原来的造像、王玄策龛等。
第五项 试做了个别洞窟的实习报告。
第六项 快速完成了刊印《龙门石窟总录》工作。这部大图录问题不少，甚至不为学术界认同，但毕竟给以后同类工作“欲速则不达”的重要启示。
初步总结以前的成果后，真要系统编写龙门石窟档案和考古报告工作之前，应当对洞窟进行全面了解和统一安排，其中编号和分区的工作尤为重要，应优先考虑。目前的编号很难适用。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可以采用分区做法，每一区以显著的洞窟为中心，然后在分区的基础上再编若干子号，如古阳洞区××号，找起来就有了比较清楚的具体地点，分区编号的工作主要应当由研究院工作人员来做，因为他们最熟悉龙门窟龛的分布情况。这项工作不一定等全部搞清才做下一步工作，可以结合下一步工作部分地区先开始。比如我们下一步工作从东山开始，那么就先对东山进行分区和编号。复杂的西山就可以在东山编号分区的经验基础上做更细致的考虑。统一安排的工作是随时要更改、提高的，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要随时根据实际情况而要有所改变。
具体到档案和报告工作的进行顺序，可以分以下几项：
第一项要先细致观察所要做的窟龛，也就是要在工作之前先看明白。这是做基础工作最重要，也是最先开始的一项。此项做得好，则此后的记录就比较方便。看明白是逐步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且还得下功夫，既要看史书，又要看佛经，这样才能把洞窟与邻近窟龛的关系看明白，把洞窟的外立面看明白，把洞窟开凿和雕刻的过程看明白，把窟的性质看明白，把洞窟的历史弄明白。应当看明白的项目了解得差不多了，才能把洞窟和当时的社会联系起来，才能知道洞窟的社会意义。假如做不到这一步，写出来的文字只能算是杂记或参观记，顶多算个简报。总之这既不符合报告的要求，更达不到档案的要求，不是我们做基础的要求。
第二项为文字记录。对洞窟开凿的过程大体了解后，才能动手做文字记录，越详细越好，但要尽量客观，不能加入个人的主观推测，纯粹研究和主观分析得出的推论都不应当记录在档案里，更不用说从档案中提炼出来编写到报告里。文字记录首先从洞窟外面开始，其它记录顺序一般不宜做硬性规定，要根据洞窟的具体情况而定。
第三项为测图记录，即图纸记录。使用米格纸，熟练了可使用白图纸。测图种类包括连续平、立面图，窟口立面图，洞窟平面、纵剖、横剖、正壁、侧壁、窟顶、地面等图，塔庙窟和窟中设坛的还需要加塔或坛的四面图，主尊正视、侧视、俯视，胁侍正视、侧视图等。测图比例根据洞窟的具体情况而定。图与图、图与文字记录要统一，做文字记录的人最好自己测图，最低要求也要参与测图工作，因为测图才能真正仔细观察。描图可找专人，但记录人应该给予指导并最后检查。测图是档案的资料，发表以后就成为检查文字记录的依据。报告的测图与一般文章中的插图不一样，文章中的插图大多是示意性的，不大注意比例，所以不正规。
第四项是拍照记录。拍照的顺序是先整体、次组合、然后是细部，即先记录与邻近窟龛的关系，后为窟本身由外到内的正面拍照（正正面、正侧面、正背面）。照片一方面保存了真实，另一方面也方便别人进行检查文字和测图正确与否。报告的图版与美术图录不一样，因此拍照的设计，需要做文字和测图记录的人参与，好保证三项记录的统一。在基本资料未公布前，所有的研究都是初步的，绝不能认为是结论，这也是我们强调考古报告的重要性，不强调在石窟工作的同志做个体研究的原因。本单位要有一定规模的照像设备与照像室，后者要做好照片档案。
第五项是拓片工作。拓片工作不宜附在测图，应有专人负责。龙门窟龛需要表现图像细部的地方比其他石窟为多，如大量龛楣、背光和各种纹饰，当然还有大批的文字铭记。
上面的工作顺序是把档案和报告工作连在一起了，实际上它们是有区别的。档案工作是不厌其详、不厌其细，在表现形式上尽可能多样化。报告则是在档案的基础上做出的，要求文字简练，测图和图版全面但不能重复。报告要有论证年代的部分，这一点也是档案和报告的最大不同处。报告还可有附录，如文字表现不够和不清楚处可另附尺寸表格，还有如各种器物质料的成分分析等，也可以考虑少量且高水平与本窟或本组洞窟有关的论著。另外报告还应有索引和外文提要。
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两次学习之间的时间，选下面八项中的一两项做一做，因为这也是给正式做档案和报告工作整理一部分材料。
第一项 窟龛编号的整理，怎样把龙门的窟龛编号合理化；
第二项 拓本和拓本目录的整理，原来的有问题；
第三项 把过去的实测图和照片要分窟龛整理清楚；
第四项 文字记录和已发表的文章要仔细清理一遍，对过去刊布的两篇实习报告《双窑》、《皇甫公窟》应仔细阅读，总结经验教训；
以上四项工作可以考虑放在前面。
第五项 解放后近几十年院内外重要成果的收集；
第六项 近现代外国人的各种有关记录；
第七项 搜集历史记录和一直到近年以前的方志记录；
第八项 可以选读水野、长广的《云岡石窟》这部大书中的一、二卷如第一、二窟或第十九、廿窟，该报告是用两种文字（日文、英文）编写的。英文不是提要，且其内容也有与日文不同处，因此也要看看（哪怕是涉猎也好）。此书不考虑云岡所在国的文字，甚至连中文提要也不附，这是对我们最明显的蔑视和侮辱！但他们的工作方法和报告的编版都可供我们参考，当然这并不能改变它——《云岡石窟》，仍然是文化侵略的产物。
第二个建议 对洛阳附近小型的卫星性质的石窟群做一次比较详细的调查，如巩县、水泉、鸿庆寺等。还应当考察云冈、麦积两石窟和四川成都出土齐梁造像，还有南京棲霞山的南朝石窟等，好明确它们与龙门的关系。 （本文是宿白先生于2004年9月在龙门石窟举办的“石窟考古报告培训班”上的讲稿） 本文源于《石窟寺研究》 , 2010年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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