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2月02日09:17 来源：文艺报 陈彦作者：陈彦 ISBN：978-7-5063-9811-4 出版：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月 定价：85元 【著名作家陈彦签名 题款 铃印】微风读书会 特别新年礼物，需要收藏的读者请加微信13572752344 预约，报名截止2月4日！ 编辑推荐 一本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 一曲勇猛精进的生命的深情赞歌 一段照亮吾土吾民文化精神的“大说” 一副芸芸众生在世经验的恢弘画卷 一阕浩浩乎生命气象的人间大音 一部气势磅礴的现实主义鸿篇巨制 内容简介 《主角》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作者以扎实细腻的笔触，尽态极妍地叙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人生的兴衰际遇、起废沉浮，及其与秦腔及大历史的起起落落之间的复杂关联。其间各色人等于转型时代的命运遭际无不穷形尽相、跃然纸上，既发人深省，亦教人叹惋。丰富复杂的故事情节，鲜活生动的人物群像，方言口语的巧妙运用，体现出作者对生活的熟稔和叙事的精准与老道。在诗与戏、虚与实、事与情、喧扰与寂寞、欢乐与痛苦、尖锐与幽默、世俗与崇高的参差错落中，熔铸照亮吾土吾民文化精神和生命境界的“大说”。作者上承中国古典文学及思想流脉，于人世的大热闹之中，写出了千秋万岁的大静。而经由对一个人的遭遇的悉心书写，让更多人的命运涌现在他的笔下。忆秦娥五十余年的人生经历及其心灵史，也成为古典思想应世之道的现代可能的重要参照：即便内忧外患、身心俱疲，偶或有出尘之思，但对人世的责任担当仍使她不曾选择佛禅的意趣或道门的任性逍遥，而是在儒家式的奋进中觅得精神的终极依托。作者笔下的世界，不乏人世的苍凉及悲苦之音，却在其间升腾出永在的希望和精进的力量。小说遂成浩浩乎生命气象的人间大音。 我写了半辈子舞台剧，其实最早也写小说，写着写着，与戏染上，就钻进去拔不出来。后来还是一个叫《西京故事》的舞台剧创作，因到手的素材动用太少，弃之可惜，也是觉得当下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许多事情没大说清楚，就又捡起小说，用长篇那种可包罗万象的尊贵篇幅，完成了《西京故事》的另一种创作样式。写完《西京故事》，得到不少鼓励，我就又兴致盎然地写了十分熟悉的舞台“背面”生活《装台》。出版后，鼓励、抬爱之声更是不绝于耳，我就有些手痒，像当初写戏一样，想“本本折折”地接着写下去。但也有了压力，不知该写什么。几次遇见批评家李敬泽先生，他建议说：“从《装台》看，你对舞台生活的熟悉程度，别人是没法比的。这是一座富矿，你应该再好好挖一挖。写个角儿吧，一定很有意思。”其实在好多年前，我就有过一个“角儿”的开头。不过不叫“角儿”，叫《花旦》。都写好几万字了，却还拉里拉杂，茫然不见头绪。想来实在是距离太近，有点“不识庐山真面目”：提起来一大嘟噜，却总也拎不出主干枝蔓，也厘不清果实腐殖。写得兴味索然，也就撂下了。终于，我走出了“庐山”，并且越走越远，也就突然觉得是可以捋出一点关于“角儿”的头绪了。 陈彦，1963年生于陕西镇安。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创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戏剧作品数十部，三次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曾创作32集电视剧《大树小树》，获“飞天奖”。著有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其中《装台》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5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2015中国好书”，2017年获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出版有《陈彦剧作选》《陈彦词作选》《陈彦西京三部曲》，散文集《必须抵达》《边走边看》《坚挺的表达》《说秦腔》等著作。 我在文艺团体工作了近三十年，与各类“角儿”打了半辈子交道，有时一想起他们的行止，就会突然兴趣盎然，甚至有一种生命激扬与亢奋感。有一天，一个朋友突然给我发来一段微信视频，是一个京剧名角，在演出《智取威虎山》中的一段准备工作：“杨子荣”在镜前补妆，几位服装师正为他换行头。而此时，雄壮的“打虎上山”音乐已经奏响。圆号那浑厚有力的鼓吹，全然绷紧了前台后场的情势。可给角儿换装、抢装的工作尚未完成。当虎皮背心、腰带、围脖、帽子、胸麦全都装备到位后，只见角儿极其从容地呷一口水，润了润嗓子，音响师就恰到好处地将话筒递到了他嘴边。“杨子荣”一边整装，一边抬头挺胸地唱起了响遏行云的内导板：“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那是一个十分精美漂亮的甩腔。唱完后，舞台上的锣鼓点已如“急急风”般地催动起来。只见角儿猛然离座，大步流星地向前台走去。直到此时，其实打扮角儿的工作还在继续：服装师边走边帮他穿大衣；道具师趁空隙给他手中塞上了马鞭；当他走到上场口时，一切才算收拾捯饬停当。而此时侧幕条旁，还有舞台监督正在迎候。音乐在战马嘶鸣中，进入到了最激越的节奏。只见舞台监督双手十分亲切地朝他肩头按了一下，既像镇定、爱抚，也像出场指令，更像一种深情相送。“杨子荣”便催马扬鞭，英气勃发地走上了灯光曝亮的舞台。立即，观众掌声便如潮水般涌了上来。整个视频仅两分钟，但却把舞台“一棵菜”艺术的严谨配合，展示得淋漓尽致。这是一连串如行云流水般的协同动作。一个团队，几乎像打扮女儿出嫁般地把主角体贴入微、天衣无缝地送上了前台。那种默契与亲和，以及主角自顾不暇，却又从容淡定、拿捏自如的做派与水准感，看后让人顿生敬畏与震撼。而这样的幕后工作，我经历了几十年。因此，在写《主角》时，几乎常常是一泻千里般地涌流起来，并且时常会眼含热泪，情难自抑。 角儿，也就是主角。其实是那种在文艺团体吃苦最多的人。当然，荣誉也会相伴而生。荣誉这东西常遭嫉恨怨怼。因而，主角又总为做人而苦恼不迭。拿捏得住的，可能越做越大，愈唱愈火；拿捏不住的，也会越演越背，愈唱愈塌火。能成为舞台主角者，无非是三种人：一是确有盖世艺术天分，“锥处囊中”，锋利无比，其锐自出者；二是能吃得人下苦，练就“惊天艺”，方为“人上人”者；三是寻情钻眼、拐弯抹角而“登高一呼”、偶露峥嵘者。若三样全占，为之天时、地利、人和。既有天赋材质，又有后天构筑化育，再有强者生拉硬拽、众手环托帮衬者，不成材岂能由人？可主角是何等稀有、短缺的资源，是甚等闪亮、耀眼的利诱，岂容一人独占、独享、独霸乎？因而，围绕主角的塑造、争夺、捧杀，便成为永无休止的舞台以外的故事。 成就一个角儿真的很难很难。现在的影视艺术，倒是推出了不少不会演戏，却因颜值与绯闻而大红大紫、大行其道者。可舞台艺术，尤其是中国戏曲，要成为一个角儿，一个响当当、人见人服的角儿，真是太难太难的事体。一拨百十号人的演员培训班，五到七年下来，能炼成角儿者，当属凤毛麟角。有的甚至“全盘皆废”，最多出几个能演主角的二三类演员而已。这么难产的艺术，却因传媒与网络时代无孔不入的挤对，而呈现出更加萎缩、边缘的存活态势。因而，出角儿也就难乎其难了。尽管如此，中华大地上数百个剧种，还是有不少响当当的角儿，在拔节抽穗、艰难出道。因而，戏曲的角儿不会消亡，他将仍是一个值得长久关注的特殊行当。更何况，角儿，主角，岂是舞台艺术独有的生命映像？哪里没有角儿，哪里没有主角、配角呢？ 我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担任过25年专业编剧，还交叉任职过十几年团长、院长。这是一个大院，有自己的创作研究机构，还有四个剧种各不相同的演出团。六七百号各类吹、拉、弹、唱、编、导、画、研人才，几乎都把腮帮子鼓多大，在这里日夜吹响着“振兴秦腔”的号角。我任院长的十年，刚好陪伴着一百多位戏曲孩子，走过了他们从儿童到少年、再到青年的成长历程。孩子们从平均年龄十一二岁，长到二十一二岁，我就像看着一枝枝柳梢在春风中日渐鹅黄、嫩绿、含苞、抽芽、发散，直到婀娜多姿，杨柳依依，几乎是没漏掉任何一个成长细节。不能不交代的背景是：孩子们一脚踏入这个剧院时，21世纪才刚开启三四个年头。外面的世界，几乎是被“全民言商”的生态混沌裹挟着。任院墙再高，也难抵挡“急雨射仓壁，漫窍若注壶”的逼渗。可孩子们硬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每日穿着色调单一的练功服，走着与时代渐行渐远的“手眼身法步”，演唱着日益孤立无援的古老腔调，完成了五年堪称艰苦卓绝的演艺学业。他们的毕业作品是《杨门女将》。当平均年龄只有十六七岁的一群孩子，以他们扎实的功底、靓丽的群像，演绎出一台走遍大江南北，甚至在欧洲、北美等地都饱受赞誉的大戏时，我不能不常常用“少年英雄群体”来褒扬他们的奉献牺牲精神。说他们是“少年英雄”，其实一点都未拔高。在最离不开父母时，他们撕裂了父爱、母爱；在最需要关心、呵护时，他们忍受着钻心的疼痛与长夜寂寞，让濒临失传的绝技，点点走心上身。尤其让人感动的是：在官贪、商奸、民风普遍失范时，他们却以瘦弱之躯，杜鹃啼血般地演绎着公道、正义、仁厚、诚信这些社会通识，修复起《铡美案》《窦娥冤》《清风亭》《周仁回府》这些古老血管，让其汩汩流淌在现实已不大相认的土地上。以他们的年岁，本不该牺牲青春，去承担他们不该承担、也承担不起的这份责任。但他们却以单薄的肩膀、稚嫩的咽喉，担当、呼唤起生命伦理、世道人心、恒常价值来。他们不是英雄谁是英雄？ 在我读过的书里，常记忆犹新的，有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里的那个白人女孩儿伊娃。她就担当了她本担负不起的解放黑奴的责任。斯托夫人并没有把她写成一个解放者。而是用天使一般润物无声的善良、无邪、爱心，让她身边所有人，都感知到了被温暖与融化的无以匹敌的人性力量。 长期以来，我就有书写戏曲艺人成长的萌动与情愫。尤其是不想放过他们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因为他们在这个时代就已开始了一种叫担当的传播活动。尽管这种担当于他们并非是一种自觉。可客观效果已然是了。终于，《主角》要开启这种生活了。我是想尽量贴着十分熟悉的地皮，把那些内心深处的感知与记忆，能够皮毛粘连、血水两掺地和盘托出。因为那些生活曾经那样打动过我，我就固执地相信，也是会打动别人的。 《主角》的主角叫忆秦娥。1976年她出场时，还不到11岁。姐妹俩，她排行老二。父母亲更希望她们能招引来一个弟弟，因此，姐姐取名叫来弟，她叫招弟。招弟对上学兴趣不大，上完学还得回来放羊，倒不如早早回家放羊算了，她想。论条件，县剧团招收演员，是应该让她姐去的，她觉得她姐比她漂亮、灵醒。可家里觉得姐姐毕竟大些，还有用场，就硬是把她送了去。她舅胡三元是剧团的敲鼓佬，觉得外甥女唤招弟太土气，就给她改了第一次名字，叫易青娥。这个名字，也是因为省城剧团的大名演叫李青娥，才照葫芦画的瓢。后来，易青娥还果然出了名，又被剧作家秦八娃改成忆秦娥了。也许是这个名字耳熟能详，又有点意思，忆秦娥竟然从此就爆得大名，一步步走向了“塔尖”，终成一代“秦腔皇后”。 如果仅仅写她的奋斗、成功，那就是一部励志剧了，不免俗套。在我看来，唱戏永远不是一件单打独斗的事。不仅演出需要配合，而且剧情以外的剧情，总是比剧情本身，要丰富出许多倍来。戏剧在古今中外都被喻为时代的镜子。而这面镜子也永远只能照见其中的某些部分，不是全部。仅仅伴随着戏剧而涌流的生活，就已包罗万象，丰富得不能再丰富，更何况其他。在写作《主角》的过程中，我现在任职的单位陕西省行政学院，恰好邀请作家王蒙先生来讲文化自信。当得知《主角》正在孕育时，他只一个劲地鼓舞：“要抡圆了写。抡得越圆越好！”这话在他读我《装台》后，也曾几次提到说“刁顺子抡圆了”。我就在反复揣摩先生“抡圆了”的意思。后来，因其他事，我跟先生通电话，先生说他正在看《人民文学》上的《主角》节选版，“看得时哭时笑的”，并说他还几次站起来，研究模仿了主角忆秦娥总爱用后脚尖踢前脚跟的动作，觉得很有趣。至于“抡圆了”没，我没好打问。总之，《主角》当时的写作，是有一点野心的：就是力图想把演戏与围绕着演戏而生长出来的世俗生活，以及所牵动的社会神经，来一个混沌的裹挟与牵引。我无法企及它的海阔天空，只是想尽量不遗漏方方面面。这里是一种戏剧人生的进程，因为戏剧天赋的镜子功能，也就不可或缺那点敲击时代地心的声音了。 戏剧让观众看到的永远是前台，而我努力想让读者看幕后。就像当初写《装台》，观众看到的永远是舞台上的辉煌敞亮，而从来不关心、也不知道装台人的卑微与苦焦。其实他们在台下，有时上演着与台上一样具有悲欢离合全要素的戏剧。同样，主角看似美好、光鲜、耀眼。在幕后，常常也是上演着与台上的《牡丹亭》《西厢记》《红楼梦》一样荣辱无常、好了瞎了、生死未卜的百味人生。台上台下，红火塌火，兴旺寂灭，既要有当主角的神闲气定，也要有沦为配角，甚至装台、拉幕、捡场子的处变不惊。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但我们永远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全部命运。我想，这就是文学、戏剧要探索的那个吊诡、无常吧。 我的主角忆秦娥，其实开头并没有做主角的自觉与意愿，甚至屡屡准备回去放羊，或者给剧团做饭、跑龙套。对做主角，她是有一种天然怯场与反感的。但时势就那样把一个能吃苦的孩子，一步步推到了主角的宝座上。她时或觉得新鲜刺激，时或懵懂茫然；时或深感受用，时或身心疲惫；时或斗志昂扬，时或退避三舍；时或呼风唤雨，时或草木皆兵；时或欧美环球，时或乡野草台；时或扶摇直上，时或风筝坠落、头脸抢地。其命运与社会相勾连，也与大千世界之人性根底相环扣。你不想让生命风车转动，狂风会推着风车自转；你不想被社会声名所累，声名却自己找上门来，不由分说地将你五花大绑、吆五喝六地押解而去。她吃了别人吃不下的苦头，也享了别人享不到的名分；她获得了唱戏的顶尖赞誉，也受到了唱戏的无尽毁谤。进不得，退不能，守不住，罢不成。总之，一个主角，就意味着非常态，无消停，难苟活，不安生。但唱戏总得有人当主角，社会也得有主角来压台、撑场子。要当主角，你就须得学会隐忍、受难、牺牲、奉献。我的忆秦娥就这样光光鲜鲜、苦苦巴巴、香气四溢，也臭气熏天地活了半个世纪。 中国戏曲，虽然历史留下的是文本，但当下，却是角儿的艺术。好戏是演出来的。看戏看戏，戏是用来看的。要看戏，自然是看角儿了。但一个好角儿的修炼、得道，甚至“成仙”，在我看来，并不比蒲松龄笔下那些成功转型的狐狸来得容易。有真本事、真功底、真“活儿”的角儿，太凤毛麟角了。而中国戏曲的巨大魅力，就来自这苦苦修道者。唱戏需要聪明，但太过聪明，脑瓜灵光得眉头一皱，就能计上心来者，又大多不适合唱戏。尤其不适合做角儿。要做也是小角儿、杂角儿。大角儿是需要一份憨痴与笨拙的。我的忆秦娥要不是笨拙，大概也就难以得秦腔之道，成角儿之仙了。戏曲行的萎缩、衰退，有时代挤压的原因，更与从业者已无“大匠”生命形态有关。都跟了社会的风气，虚头巴脑，投机钻营，制造轰动，讨巧卖乖。一颦一蹙、一嗔一笑，都想利益最大化，哪里还有唱戏的“仙家”可言呢。一个行业的衰败，有时并不全在外部环境的销蚀、风化。其自身血管斑块的重重累积，导致血脉流速衰减，甚至壅塞、梗阻、坏死，也当是不可不内省的原因。 戏剧不是宗教，但戏剧有比宗教更广阔而丰沛的生命物象概括能力。宗教因了过度的萃取与提纯，而显得有点高高在上。戏剧却贴着大地行走：生老病死，宠辱荣枯，饥饱冷暖，悲欢离合。凡人情物事，不仅见性见情、见血见泪，也见精神之首，时时昂向天穹，直插云端。契科夫说，少了戏剧我们会没法生活。俄罗斯人更是把剧院看做天堂，说那里是解决人的信仰、信念，以及有关善良、悲悯、同情、爱心问题的地方。我的主角忆秦娥，在九死一生的时候，也曾有过皈依佛门的念头。恰恰是佛门住持告诉她：唱戏更是度人度己的大功德。正是这份对“大功德”的向往，而使她避过独善其身的逍遥，重返舞台，继续起唱戏这种度己化人的担当。在中华文化的躯体中，戏曲曾经是主动脉血管之一。许多公理、道义、人伦、价值，都是经由这根血管，输送进千百万生命之神经末梢的。无论儒家、道家、释家，都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融入了戏曲的精神血脉，既形塑着戏曲人物的人格，也安妥着他们以及观众因现实的逼仄苦焦而躁动不安、无所依傍的灵魂。在广大农村地区，多少年、多少代人，可能都没有文化教育机会，但并不影响他们知道“前朝后代”，懂得“礼义廉耻”。这都拜戏曲所赐。戏曲故事总是企图想把历史演进、朝代兴替、人情物理、为人处世要一网打尽。因而，唱戏是愉人，唱戏更是布道、是修行。我的忆秦娥也许因文化原因，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唱了大半辈子戏。但其生命在大起大落的开合浮沉中，却能始终如一地秉持戏之魂魄，并呈现出一种“戏如其人”的生命瑰丽与精进。唱戏是在效仿同类，是在跟观众的灵魂对话；唱戏也是在形塑自己，在跟自己的魔鬼与天使短兵相接、灵肉撕搏。 我十分推崇的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长篇小说的主要思想是描绘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难的了。”写忆秦娥时，我也常常想到陀氏《白痴》里的年轻公爵梅诗金。陀氏说：“良心本身就包括了悲剧的因素。”梅诗金最大的特点，就是能理解和宽恕他人，以至让很多人以为他真是白痴。我的忆秦娥，倒不是要装出一副白痴相来，有时她也是真的憨痴，有时却不能不憨痴。她没有过多的时间精明，也精明不起，更精明不得。太精明，也就没有忆秦娥了。因而，陷害、攻讦、阻挠，反倒成为一种动力，而把一个逆来顺受者推向了高峰。我十分景仰从逆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周遭给的破坏越多，用心越苦，挤压越强，甚至有恨其不亡者，才可能成长得更有生命密度与质量。 写到这里，得赶快声明：小说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在小说前，我也十分落套地写下了这句话。无论忆秦娥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呈现出的是什么形象，都是虚构的，这点不容置疑。我还是要说鲁迅的那句话，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不过我的忆秦娥因为是秦人，嘴就拼不到浙江去，脸也拉扯不上北京的皮。都是我几十年所熟知的各类主角的混合体而已。很多时候，自己的影子也是要混在里面摇来晃去的。从现在的生物技术发展看，这种人在未来，制造出来也似乎不是没有可能的。我写她，是时钟的敲击，是现实的逼催，是情感的抓挠，也是理想主义的任性作祟。我更希望从成百上千年的秦腔历史中，看到一种血脉延续的可能。很多人能做主角，但续写不了历史。秦腔，看似粗粝、倔强，甚至有些许的暴戾。可这种来自民间的气血偾张的汩汩流动声，却是任何庙堂文化都不能替代的最深沉的生命呐喊。有时吼一句秦腔，会让你热泪纵流。有时你甚至会觉得，秦腔竟然偏执地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我的主角忆秦娥，始终在以她的血肉之躯，体验并承继着这门艺术可能接近本真的衣钵。因而，她是苦难的，也是幸运的。是柔弱的，也是雄强的。 我拉拉杂杂写了她40年。围绕着她的40年，又起了无数个炉灶，吃喝拉撒着上百号人物。他们成了，败了；好了，瞎了；红了，黑了；也是眼见他起高台，又眼看他台塌了。40年的经历，是需要一个长度的。原本雄心勃勃，准备写它三卷，弄成一厚摞，摆在架上也耐看的。结果不停地被人提醒，说写长了鬼看，我就边撒网边提纲了。其实也能做成“压缩饼干”。但我却又病态地喜欢着从每早的露珠说起，直说到月黑风高，树影婆娑。在最后一遍修订《主角》时，得一机会去南美文化交流，因为有几场座谈，要做功课，我就用两个多月时间，把拉美文学与戏剧梳理了一遍，不仅复读了聂鲁达、帕斯、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库塞尼等早已熟悉的诗人、作家、戏剧家，还带着略萨的《绿房子》和萨瓦托的《英雄与坟墓》上了路。除惊叹于拉美作家密切关注社会问题，以反映社会为己任的现实与现代感外，也惊诧着他们表达自己心中这个世界样貌的构图与技法。但拉美文学再奇妙，毕竟是拉美的。只有踏上那块土地，了解了他们的人文、历史、地理，才懂得那种思维的必然。在智利、阿根廷、巴西，几乎遍地都是涂鸦，一个叫瓦尔帕莱索的城市，甚至就叫“涂鸦之城”，“乱写乱画”“乱贴乱拼”得无一墙洁净。那种骨子里的随意、浪漫、率性，是与人文环境密切相关的。拉美的土地，必然生长出拉美的故事，而中国的土地，也应该生长出适合中国人阅读欣赏的文学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红楼梦》的创作技巧永远值得中国作家研究借鉴。松松软软、汤汤水水、黏黏糊糊，丁头拐脑，似乎才更像我理解的小说风貌。当然，这些原汤、材质，一定得像戏剧一样地拱斗勾连、严密紧结起来。一场墙上挂枪，三场务必弄响，弄不响，我也是会把枪从窗口撇出去的。 （本文系《主角》后记，标题为编者所加，发表时略有删节。作家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小人物的知行触痛了时代最敏感的神经 ——专访文化部优秀专家，著名作家、编剧陈彦 来源： 2016年9月23日 《图书馆报》，《西北文学》2016年第5期，《豳风》杂志2016年第5期…… 文/魏锋 在当代文坛那些熟悉的作家队伍中，“陈彦”的名字愈来愈响，戏剧、电视剧，诗词、散文和小说创作……诸多门类的创作中，他的作品呼应时代的需求，切中时代的脉搏，表达人民的诉求，要和时代精神合拍，最初的他以创作戏剧受到公众的关注，曾创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戏剧作品数十部，三次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又因创作电视剧而家喻户晓，创作32集电视剧《大树小树》，在央视播出并获电视剧“飞天奖”。近几年在文学创作上，著有散文集《必须抵达》《边走边看》《坚挺的表达》等，还有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其中《装台》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5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被中国图书学会评为“2015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第一名。陈彦再一次成为文坛热议的话题。 近日,笔者专访了这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文化部优秀专家，著名作家、剧作家陈彦，听他讲述他对戏剧艺术、文学创作的 “新构想”。
陈 彦，1963年生于陕西镇安。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创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戏剧作品数十部，三次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曾创作32集电视剧《大树小树》，在央视播出并获电视剧“飞天奖”。著有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其中《装台》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5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被中国图书学会评为“2015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第一名。出版有《陈彦剧作选》《陈彦词作选》，散文集《必须抵达》《边走边看》《坚挺的表达》等著作。多次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文化部优秀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首届＂中华艺文奖＂获得者。
魏锋：陈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在当代戏剧和文学界，您创作的作品涉及面广、成果丰厚，无论是现代戏剧创作，还是电视剧创作和文学创作，请您具体谈一谈戏剧、电视剧和文学创作三者之间的关心，作品创作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您认为不管是哪种体裁的作品都要应该传递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责任？ 陈彦：在我看来，这三者是一个有机体，但在别人看来，也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我知道文学界，有人说搞文学的，去搞电视剧，纯粹是坏手艺的事，我却不这样看，体验也完全不一样，这大概就是个性差异吧。我喜欢这其中的跳荡、背反和互补，它们无非都是作者有话想说，想对社会发言，不过就是发言的方式不同，文学更直接一些，而戏剧与电视剧，还有二度创作，更间接一些而已。尤其是戏剧，那种似乎在与上千观众一起讨论“活着还是死去”的人生重大问题的感觉，绝对是独特的，美妙的，有时甚至是美妙得“不可与外人道也”的。文学艺术创作的根本目的，在作者来讲，都是思想与情感的不吐不快。至于意义、责任，那是个生命建构的深度问题，有些过分想表现意义、责任的，反倒意义、责任轻飘如鸿毛，有些不经意表现出来的，反倒处处意义、处处责任，这是一个过分想强调，就会毫无意义可言的问题。 魏锋：您20多年，一直在一个大剧院工作，整天和戏剧打交道，创作的十几部舞台剧，譬如《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反映最多的是普通人的故事，传承的更多的做人与生命的价值，赢得了观众的好评，三次获得“曹禺戏剧文学奖”。您为什么会钟情于戏剧创作？请您具体谈一谈您为什么会选择“为普通人立传”？您所诠释的价值取向是什么？ 陈彦：我最早也是从文学创作开始，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了戏剧创作，那是有一次，省上搞“学校剧”评奖，文件下到县上，没人弄，文化局的领导知道我在搞文学创作，就让我试一试，结果一试，写了个话剧《她在他们中间》，到省上，还获了个二等奖，那次省上一等奖评了一个，二等奖评了两个，含金量还挺高的，从此我就把创作无形中定位到戏剧上了。所谓“为普通人立传”，在我，那就是写熟悉的人，熟悉的事，对于不熟悉的人和事，我几乎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的。为写上海交大西迁西安的舞台剧《大树西迁》，我先后到上海交大住了35天，在西安交大住了4个半月，采访了100多个与西迁有关的人，采访录音几十盘，最后写成的文字，就不到3万字，折腾了我整整三年。我选择了很多路径，最终还是从西迁中的最普通人说起，用一个最不愿来西部的年轻教师的一生，折射出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情怀。要说写普通人人的价值取向，那就是反复阐释他们的生命意义，有时看似无价值无意义，其实深层开掘一下，就不能不说，我们似乎是看到了像“民族脊梁”一样的东西。 魏锋：受现代媒介影响，可以说，戏曲界整体上不景气，缺少观众，更多的是缺少好作品，尤其是传统戏曲对新生代观众吸引力不足。您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这段时间，一直专心致志地挽救和发展秦腔，您感受最大的阻力是什么？您这么多年的坚持，最大的收获又有哪些？ 陈彦：任何艺术都有它的受众圈子。戏曲艺术的观众圈子，我感觉是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譬如秦腔，我始终没有感到它的衰落，只要有好作品，什么样的观众都会走进剧场，当然，如果作品本身没有号召力，也就不能怪观众要被别的艺术样式所吸引。现在没有什么艺术样式是可以有“金刚不坏之身”的，你只要缺乏创造意识，质量意识，规律意识，都会让受众弃之若敝屣的。我对秦腔艺术事业的多年守望，主要是推动以内容为主的艺术质地的艰苦攀升，要说阻力，都来自自身，来自内心，那就是始终在与粗制滥造、急功近利、践踏规律、瞎乱指挥，做殊死的搏斗。你得敬畏这门艺术，敬畏从事这门艺术的人，敬畏懂得并热爱着这门艺术的观众。 《迟开的玫瑰》剧照 魏锋：据悉，您1998年创作的眉户现代戏《迟开的玫瑰》，这18年以来还在不断地公演，全国有20多家剧团移植上演，总计演出数千场，作为文艺作品，这是极为难得的事情。请您具体谈一谈当时创作这部戏的经过和您最难忘的事？ 陈彦：我在创作《迟开的玫瑰》的时候，正是社会都只盯着成功人士，盯着白领，盯着塔尖上的人物，而漠视普通人的存在，甚至嘲弄他们的生存方式，鄙视他们的生命意义与价值的时代。社会的宝塔尖，是靠坚实而雄厚的塔基撑持起来的，长期漠视甚至消解社会“底座”的价值意义，这个社会是会出问题的。正像一个家庭，如果能出大人物，出优秀人物，那一定是有家庭成员要付出代价的，有的甚至是要做出巨大牺牲的。我们需要发掘这些牺牲的价值精神，从而让社会的宝塔更加稳固并持之久远。 这个戏在剧本初出来的时候，也并不完全看好，因为十八年前，比较流行的文艺作品，大多是各种住在别墅里呼风唤雨的女人，即使农村题材，也一定是把一个村子能搅得天翻地覆的各种女强人形象，而我发掘的是一个为了家庭，为了弟妹，不得不放弃上大学的机会，由“校花”逐渐“滑落”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并最终嫁给一个靠疏通下水管道生活的“最底层的小人物”的故事。主人公叫乔雪梅，她的生命价值自然遭到了不少质疑，但我固执地认为，这是最真实的社会存在，这是许多人都不能逃脱的生命现实，也可以说是一种叫命运的东西，我们身边这样的“背运大姐”比比皆是。他们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地托起了家人，照亮了别人，而自己却一天天“黯淡”下去。我的发言是，社会不能整体性地蔑视、嘲弄这个庞大群体的存在，更不能给这个世俗眼中的“卑微人群”伤口撒盐，甚或批判他们终日“推磨子，拉碾子”式的生命是“无意义的苟活”，要努力找回他们身上的亮色，让他们感到自己的牺牲与忍辱负重是有价值的，他们是配享有与成功者同等地位与社会尊重的。 这个戏至今仍是一些剧团的保留剧目，它的生命力，让我感悟到了一种内心必须永远坚守的东西。 《西京故事》剧照 魏锋：您创作的《西京故事》中，把一些被时尚遮蔽了的普通人的劳作状态和靠诚实劳动、安身立命的生命价值，强烈地推到观众面前。这个戏短短四、五年，演出已过五百场，走过全国三十多个城市，一百多所高等院校，尤其是在秦腔远离了西北本土后的一些南方大学演出，甚至先后引起多个省的教育部门，要求教育部安排返场。请您具体谈一谈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您想通过《西京故事》传递什么？对于当下农民工的价值取向您怎样看？ 陈彦：现代戏《西京故事》，完全是一群小人物的生活演进史，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城中村，置身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融合“接缝处”，既想挣脱土地的贫瘠养育，又难以融进光昌流丽、看似很是文明高蹈的时尚都会，内心正涌流着难以言表的希望与失望、坚守与放弃、挺立还是趴下、奋进还是沉沦的复杂思绪与情态。 我跟踪了这个群体很长时间，最早引起兴趣的，就是我们单位屋檐下的那群人，他们有十几位，白天外出打工，晚上回来，就在廊檐下的水泥地板上安营扎寨。据我了解，他们不是要饭的，他们就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嫌租房太贵，因此，一年四季就过着这种餐风露宿的日子。为了创作，为了发言，我又走进了真正的农民工集散地，一个叫八里村的地方。这里竟然住有十万农民工，另一个叫木塔寨的城中村，当地户口仅一千五百多人，而外来务工人员却达到五万之众，每逢上下班时，真是摩肩接踵，人潮汹涌，煞是壮观，当然，也煞是令人惊悚惶恐。这个庞大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的冷漠表情背后，都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他们都在思考什么，追求什么，他们集合在一起的意义是什么，这种集合又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能量？一切的一切，都不由人不浮想联翩。我先后多次进村，采访农民工个体，也采访村上的领导，他们说，好多年了，一直就这样，来了走了，走了来了，像流水席一样，但始终都是相安无事的。 “相安无事”这四个字，让我驻足徘徊，我就从这四个字中，去寻找人物的深层心理结构，最终确定了罗天福这个主人公，并进一步建构了他那个不无代表性的家庭——一个包含了诸多社会容量的生命“细胞”。这个“细胞”在“西京梦”追逐中，在城市化进程中，经历了精神撕裂，甚至肉体的植皮、切腹、换肝，但他们最终并没有以变形的人格获取幸福，罗天福始终坚持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在生存与精神困境的双重挤压下，顽强持守着做人的底线与生命尊严。他的苦痛，他的隐忍，他的怒斥，他的坚守，虽然是一个小人物的知行，但却触痛了一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我以为罗天福们的呐喊、撑持、肩负，就是时代的最强音，他们的故事必然振聋发聩。 魏锋：据我们了解，秦腔《西京事故》首演时，您确定先演给农民工看，您为什么要选择首先给他们看？ 陈彦：写他们，就让他们先审查审查，检验检验。当我看到他们的掌声和眼泪的时候，我心里才踏实下来。艺术的本质，就是真实，让真实打动人，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不真实，他们是不会被吸引，也不会被打动的。 魏锋：在秦腔《西京故事》里，有老城墙、东方雨老人与千年唐槐，还有两棵生长在乡下的紫薇树等很多东方文化元素，通过这些文化元素你想表达什么？ 陈彦：戏剧的时间空间都很小，如果剧中的人物、地点、景物、道具，不具有象征感，戏就会显得很单、很薄，很浅显。只有处处注意意象、象征这些东西，戏剧才会有意味。舞台上出现的任何一件东西，包括人物，都应该是有意思的，即使放一把扫帚，只要跟意义无关，我看都是可以省略掉的。 魏锋：近两年来，您从戏剧创作到电视剧创作，又开始转型从事长篇小说创作，始终关注的是现实体裁创作，《西京故事》《装台》的出版再一次吸引了读者，在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据悉您已经开始了第三部长篇小说《主角》的创作，能否向读者透露一下目前创作的进展？ 陈彦：我的写作现在完全是业余的，平常还有其它劳作。《主角》还是写的熟悉人物、熟悉生活，那就是舞台上的主角，一群主角。主角中的主角，是一个女的，女主角尤其不易。截止目前，写得还算顺利，大概有二十几万字了吧，写完，也许在四十万字左右，预计明年能初出眉目。 《装台》人刁顺子踏实肯干，带着几个兄弟承接各种演出装台的活。顺子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个老婆抛弃了他留下女儿刁菊花，第二个老婆得癌症去世了，带过来一个女儿韩梅，第三房老婆蔡素芬漂亮温顺，却遭到自己容貌不佳沦为大龄剩女的女儿菊花的百般刁难，心理扭曲的菊花把蔡素芬和大学放假回来的韩梅视为眼中钉，家里频频爆发“女人大战”顺子在外面点头哈腰招揽生意、没日没夜的卖苦力赚钱，回家又得面对被女儿折腾的破乱不堪的家。韩梅、蔡素芬忍受不了菊花纷纷离开了这个家……小说刻画人物手法细腻，故事跌宕起伏，命运看似之无常又有常，以一个装台人为视角，描写西京城里人生百态。 魏锋：创作小说《装台》，有人认为是您多年戏剧院工作积累的一次爆发，您是否认同？对于小说中装台的细节，您在工作中又是怎样积累的？对于小说中融入的戏文，是小说需要还是您刻意添加？ 陈彦：是的，我对装台是特别熟悉的，平常我也会参与这项工作，细节几乎无所不知，写起来的确比较顺手。小说中的戏文运用，也是顺势而为，觉得需要，就拉出来用，没有合适的，我会自己创作一段，我是职业编剧，编创这个很容易。用这些，都是塑造人物与深化主题的需要，当然，有时也是为了形式上的“调色”。 魏锋：《装台》的出版引起了高度关注，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5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被中国图书学会评为“2015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第一名。请您具体谈一谈您在该部小说创作中对语言的驾驭如何做到了原生态？ 陈彦：我并没有什么刻意。写了多年舞台剧，其实也是一个训练语言的过程。舞台需要简练，需要单刀直入。在写《装台》的时候，我尽量把表达方式，搞得简练一些。各色人等，一定要按他们的生活逻辑、身份地位去说话。我不希望几十万字，是听我一个人在说，没完没了地说，这是舞台剧创作的大忌，站了一台子的人，开口都说一样的话，观众是看不下去的。这些装台人，都是西京城的底层人，他们自然是要说他们平常喜欢说的话了。一个人跟一个人的说话方式，差别是很大的，按他们的差别说，按他们的性格逻辑、文化水准说，如果这叫原生态，那就是原生态了。 魏锋：《装台》这部小说，故事涉及台上台下，戏里戏外，场面宏大且一波三折，阅读小说的过程犹如看戏，塑造人和事的时候是否会遇到一些称得上困难的事情？您是怎么解决的？对场面的描写您又是如何把握的吗？ 陈彦：这似乎没有什么困难，需要小场面，就写小场面，需要大场面，就写大场面好了。我对有人所说的，现代小说，多是写一两个人的小场景，一两个人的内心挣扎的说法，有些不以为意。小说恐怕还是要根据所涉生活的需要走，我就特别喜欢写大场面，这次《主角》里，可能要涉及10万人的大场面，既富有写作的挑战性，也是深化“主角”性格与社会生活所需要的。我多次经见数万观众看戏的大场面，至今对那些场面的声画动效记忆犹新，写起来很过瘾。觉得有意思，就写而已。 魏锋：您早年，曾为数十部影视作品创作近百首主题歌词与插曲词，您在戏剧、文学创作之外，还与这么多其它创作样式有联系，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陈彦：我早年的确写过很多歌词，大多是给电影、电视剧写的主题歌词，也给一些晚会写词，还出版过《陈彦词作选》，这对戏曲创作，是一种基本功训练，一部大戏，大概需要写三百多句唱词，这是戏曲的魂灵部分，所谓文学性、所谓“一石三鸟”，有时全在唱词里了。因此，我始终觉得创作样式，是一种互补形态，不要排斥其中任何一种，尤其是在创作早期，多试几个门类没有坏处。
魏锋：听说你还爱书法艺术？在写作之余也写字，这对写作有帮助吗？ 陈彦：不敢说是书法，但的确爱写字，并且写二十多年了。为字写得能有点法度，我曾经用近三年时间，把两千多字的《怀仁集圣教序》临了一百遍，就是为了掌握规律。艺术都是相通的，我也不知书法对文学、戏剧创作有过什么具体的帮助，但我想是一定有内在联系的。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会写几笔毛笔字，似乎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 魏锋：无论是戏剧、电视剧还是小说创作，创作之前的功课是很有必要进行的，您会为创作做哪些准备？ 陈彦：一是积累生活，二是大量阅读相关资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心应手”四个字。无论怎么介入社会，我们的生活阅历都是有限的，而创作是需要对所表现的事，有全息形态的认知，也只有这样，才可能表现好其中的一鳞半爪。对于不熟悉的东西，尤其是了解不深不透的东西，是不能去涉足的，要涉足，就需要做大量功课。有些功课，是需要用一生去准备的。 魏锋：在以后的文艺创作中，您创作的重心，是从事戏剧，还是文学创作？ 陈彦：我的起步是文学，现在，对文学的兴趣也正浓，以后还说不准。 魏锋：当下新媒体的发展已涉及各个领域，现代社会人们的阅读变得很浮躁和功利，您对读书持什么样的态度？请陈老师谈一谈读书中颇有印象的故事？ 陈彦：读书是一个创作者一生的功课，我对阅读，有广泛的兴趣。虽然在搞文学创作，其实我的读书，绝大部分，与文学艺术无关。我觉得一个创作者，如果把眼光只盯在文艺上，反倒对创作是有害的。文学艺术是为了表达对整个社会的认知与思考，如果我们老是在这个里面去反刍，反刍到最后，就只剩下圈子里的狂欢了。现在人的阅读，大多是想找到一种解答和对应，想发财了，就去找《如何致富》，想炒股了，就去读《天下股神》，想应聘了，就去读《老板您好》，想写小说了，就去读《小说的写法》之类，那是很危险的。其实我们当下的阅读，就是这个样子，功利得就只剩下“立竿见影”了。要说对读书印象最深的故事，倒是有一个：我每天晚上都要到长安大学操场去走路，这个大学的门房有两个老保安，眼睛都有些近视，每每不观察进来出去的人，却一人手里抱着一本书看，我老以为他们看的是武打小说之类的，结果有一天，门杠抬不起来，我走到他们身边一看，有个老汉读的竟然是康德，吓了我一大跳。后来我老想，这才是大学门口应该有的保安啊！ 魏锋：您对纸本阅读和数字阅读的观点是什么？您自己更倾向于哪种阅读？也请您为我报读者和所有爱书的读书人送上一句寄语。 陈彦：这两种阅读我们都得面对，尽管我更喜欢纸质阅读，那是眼睛的原因，可微信上、网络上有了好文章，你能割舍？关键是你要想读到好东西，就穷讲究不得了。 我没有什么寄语，要说有寄语，那就是一定要养成读书的习惯，不能养成习惯，不能把读书读成一种享受，说啥也没用。
魏锋：陈忠实老师患病期间，您一直密切关注着他的病情，陪他走过了人生的最后三天，您撰写的《陈忠实生命的最后三天》在媒体发表后，成为媒体和朋友圈中转发最多的文章。想请您具体谈一谈，在您从事文艺创作中，先生对您影响最大，感触最深的事？ 陈彦：先生看过我所有的舞台剧作品，其中《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都是写过文章的。《大树西迁》他看过两遍，《西京故事》也是看过两遍，但凡一改动，请他来，他就来了，总是鼓励有加。长篇小说《西京故事》出来后，他立即看，看后又写了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装台》出来，他的身体已明显弱不禁风，我都没好意思请他看，结果还是有人把书送给他了，他还给我打了电话，说身体好些，他力争能写点文字。我急忙说，陈老师，您先好好保重身体，等身体好了再麻烦您。这件事让我十分感动，先生真是一个太好的文学长者，他生长在陕西，是这块土地上的文人的福分。先生是我创作道路上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魏锋：陈老师，陕西文学在当代文坛占有重要席位，特别是在当代文坛中，路遥《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秦腔》相继获茅盾文学奖，也产生了巨大的震动，请您谈一谈针对当下陕西文学的发展应该怎样做才能多出作品、多出好作品？ 陈彦：陕西是文学重镇，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陕西文学立下了标高，所有后来者，都自然带上了加压泵。越是有了高度，越是浮躁不得，急功近利不得，只有稳扎稳打，向内心深处压榨，才可能有所成就，有所收获。一切好作品，都从潜心创作而来，成功者门前的锣鼓吹打，很容易让围观者心浮气躁，越是心浮气躁，手艺就越是粗粝毛糙、皮焦里生，如果再有一些不当的催生声音，呱呱坠地的，就不一定是很健康的婴儿了。好在陕西文学有很优良的传统，有很正大的气象，有很壮观的队列，这种传统、气象与队列，必将照耀着这块土地上的文学庄稼，朝枝干挺拔、根须丰隆、颗粒饱满的路子上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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