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成帝兴安三年(454年)的《韩弩真妻王亿变碑》(图二)。石高44厘米，宽24厘米，碑文9行，凡63字。近年在大街头购得拓片一帧，出土时间及地点不详。
3．孝文帝延兴三年(473年，此时实际上是献文帝当政)的《申洪之墓铭》
(图三)。石高61厘米，宽44厘米，四边有凸框，框宽1．5—2厘米。共13行，前10行满行20字，后3行15—17字不等，凡236字。此石建国前出土于大同附近的桑干河(《水经注》所谓lui水)。南岸，现藏大同市博物馆。
4·孝文帝延兴四年(474年)的《司马金龙妻钦文姬辰①墓铭》(图四)。1965年出土于大同市东六公里的石家寨村司马金龙墓。现藏大同市博物馆。石高29厘米，宽27厘米。正面刻八行，行间有竖界格，满行11—13字。反面刻四行，满行9—10字，两面共129字。
5．孝文帝延兴六年(476年)的《陈永夫妇墓铭》(图五)。砖质，有盖，高29厘米，宽14．5厘米，厚6厘米。
铭文4行，足行13字，凡45字。1995年由大同市阳高县东35公里的马家皂乡强家营村出土，现存阳高县文管所。
(二)北魏早期平城墓石的名称
本文所举北魏早期平城时期的五种墓石，尚无称“墓志”或
“墓志铭”者，而与此差不多同时的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年)
的《刘怀民墓志铭》以及刘宋元徽二年(474年)的《宋故员外
散骑侍郎明(昙僖)府君墓志铭》已开始称“墓志铭”。墓志铭的名称在北魏则是此后二十多年迁都洛阳以后才逐步使用的。
上述五种平城时期墓石基本上可以反映当时入窆墓石的名称。
1．称“碑”者。《平国侯韩弩真妻碑》即是。这仍然是沿用汉魏地面墓碑的名称。
2．称“铭”者。称铭之石既无铭额也无铭题，只有在铭文中才能体现出来。如：
“……昌黎郡孙恪(字)文恭之铭”， “……钦文姬辰之铭”。
3．称“铭记”者。如：
“尚书令史陈永并命妇刘夫人之铭记”。记者，识也，志也。这大概是“志”的准备阶段。
4．或什么也不叫，只称刻石为记。如《申洪之墓铭》云：“……敢刻斯石，以昭不朽”，“令洪之丧灵永安于此，故记之”。
平城早期墓铭的这些名称一直延续到差不多十年后的太和八
年(486年)的《司马金龙墓铭》。从现在大同地区出土的墓石看：第一例称墓志铭的是1980年在云冈石窟附近的小站村出土的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年〕的《封和突墓志铭》。封氏为迁都洛阳后卒于洛都而还葬平城者，这时墓志铭已是新都洛阳与旧都平城的统一称谓了。
(三)北魏早期平城时期墓石的形制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北魏迁都洛阳后的所谓“北邙体”墓志大多是方形带盖式的。几十年来在东晋和南朝的政治中心南京附近出土的墓砖和墓石也大多是方形或长方形的。而北魏平城时期的墓石形制却以多样化为特点，并无统一的形制。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拓跋宗室及代人墓葬不设墓石，这与其文化相对落后，以及一向提倡的“内则方丈，外裁掩坎”的简俭葬制有关。在这种风气下，可能平城早期居代汉族士人与代人一样葬仪中无墓石一项。这可从迄今为止在大同地区尚未发现过一例道武帝、明元帝甚至太武帝早中期的汉族士人志石得到印证。北魏平城时期的前五十年卒于平城的汉族政要不在少数，一些地位很高的汉族大臣明明白白就葬于平城，但从未发现过他们的墓铭，而制作精良的棺床这些年倒是出土不少。我想汉族士人死后置墓石，是与北魏平城时期的中期以后拓跋氏对敌对政权如南朝归降的贵族达官礼遇日隆相联系的。这应当是代地文武官员刻葬墓石的初级阶段。正因为是初级阶段，所以形制尚未规范。第二，北魏的京畿平城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居民成分非常复杂，即便是汉族士人，也是来自不同的地域和政治集团，墓石的形制势必反映不同地域的习俗。
我们讨论的五种北魏早期平城时期墓石的形制，可分为四种。
1．碑形。《平国侯韩弩真妻王亿变碑》，虽然尺寸不大，但却是标准的碑形。其上为圆弧形，有篆额“平国侯韩弩真妻碑”八字，额上是双龙交尾戏珠螭首，有碑座。这种碑形墓石，我们是否可以指认为北魏平城时期墓石的基本形式呢?因为不仅《韩弩真妻王亿变碑》是碑式，而且比它晚三十多年的《司马金龙墓铭》、《墓表》也是这种形式。甚至迁洛以后归葬平城的《封和突墓志铭》，名称是新的，而样式却仍然是碑形。连更后一些的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年)的拓跋魏皇族裔孙平城镇将《元淑墓志》也是标标准准的碑式墓志。
2．高框形。《申洪之墓铭》和《孙恪墓铭》即是。此种形制的碑石为方形或长方形。特点是将铭心凿凹铲平，然后书刻铭文。四边则留有凸起的高框。宽两三厘米，高2厘米许，颇类现在的镜框。不知东晋南朝和洛阳北邙志石中有此形制者否?
3．装饰型砖铭。《陈永夫妇墓砖铭》形制殊为奇特。墓铭由两块29X14.5x6厘米的大砖刻制而成。下为铭砖，铭面略凹。四周带框。框宽约3厘米，高不足1厘米，上下为平框，左右则呈锯齿形。上为盖砖，与铭面相扣部分平整而微凸，左右亦为锯齿形，与铭砖之锯齿相咬合。铭砖和盖砖上侧面分别刻有两组精美的忍冬纹饰。此铭大而分之亦可归于高框形墓石类，唯其为砖质，且有盖，又极富装饰性，故别列一类。
4．方形。《钦文姬辰墓铭》，长宽只差2厘米，基本上是正方形。此种形式与东晋和南朝的《谢鲲墓铭》、《高崧墓铭》、《王兴之夫妇墓铭》等相类。应当说是开洛阳“北邙体”方形墓志之先河者。
(四)北魏早期平城时期墓石的铭文体例
北魏早期平城墓石的铭文，一般都比较简短，偏重于写实
性，只起一种标识作用。它既不像汉代地面墓碑那样宏篇巨制地歌功颂德，又不似北魏后期洛阳邙山墓志那样着意雕琢近乎空泛的溢美之词，更无后世墓志铭中那种蛇足式的韵体铭辞。
上举五种北魏早期墓铭的铭文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只刻墓主的官职、郡望、封赠、姓名和入葬时间。姑以一句话铭文称之。《孙恪墓铭》、《钦文姬辰墓铭》、《陈永夫妇墓铭》均属此类。为了说明问题，兹将三铭全文抄录如下：
《孙恪墓铭》：
代故东宫中庶子、谒者仆射、建威将军、宾徒子、建节将军、山阳、荣阳二郡太守、定陵侯、薨追赠宁东将军、冀州刺史、渔阳郡公，谥日康公，
昌黎郡孙恪(字)文恭之铭。口口口口口郡富春人孙静口口口口口口口(记)也。
《钦文姬辰墓铭》：
唯大代延兴四年，岁在甲寅十一月戊辰朔廿七日甲午，河内
温县倍乡孝敬里人、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启(开)府仪同三伺(司)、都督梁益兖豫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杨州刺史、
羽真、琅琊贞王故司马楚之嗣子、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朔州刺史、羽真、琅琊王金龙妻，侍中、太尉、陇西王、直懃贺豆跋(2)女，乞伏文照(昭)王外孙女，钦文姬辰之铭。
《陈永夫妇墓砖铭》：
维大代延兴六年，岁次丙辰六月己未朔七日乙丑，元雍州河北郡安戎县民，
尚书令史陈永并命妇刘夫人之铭记。
上抄三铭的行文格式十分简单，可以说三石的铭文基本上都是一句话，即：“X X X之铭”。
以汉语语法分析，铭是主语，墓主人名是定语。定语墓主人姓名之前，表时间部分为状语，表官职、封赠、郡望或亲缘关系部分是墓主人姓名的同位语。试将字数较多的《钦文姬辰墓铭》铭文分析于后。
“唯大代延兴四年，岁在甲寅十一月戊辰朔廿七日甲午”。
—一时间状语。
下面的几个中心词：
“……人”，是“……故司马楚之”的同位语。二者又都是“嗣子”的定语。“嗣子”又是“……金龙”的同位语。“嗣子”与“金龙”又是“妻”的定语。“……女”、
“……外孙女”和“钦文姬辰”三部分又都是“妻”的同位语，四部分合起来又都是“铭”的定语，只有“铭”
才是主语。而每个中心词之前的连带部分如官职等多数是中心词的同位语，无需赘述。
第二种铭文格式，是在简单的铭文中，加入了墓主人的享年。《王亿变碑》铭文即是，兹全文抄录于下：
维大代兴安三年， 岁次鹑火，
春正月己亥朔廿六日宽大幽州范阳郡方城县民，平远将军，平国侯韩弩真妻王亿变，春秋六十有二，寿终。故建立斯石以记之耳。
此铭的基本内容是(3)时间。(4)墓主人身份。(5)享年。(6)立石 目的。
一句话是“王亿变六十有二”。一句话是“寿终”。 第三句话是“建立斯石以记之耳”。铭文结构较前举《钦文姬辰墓铭》复杂了些。
第三种属于比较完整规范的铭文。《申洪之墓铭》即属此类。
内容大体与后期墓志的前半部分“序”相同，只是无后面的韵文铭辞。因《申洪之墓铭》较长且已有原石拓本，这里不再照录原文。需要述及的是《申洪之墓铭》后面有类似《买地券》之类的附记。所不同的是通常所见《买地券》是虚拟文契，面对的是阴曹地府。而《申铭》的附记是实实在在的墓地产权说明，面对的是现实世界。
另外属于第一类一句话铭文的《孙恪墓铭》后面也有一个附记(记残不可读)，内容大概是立铭人姓名和时间。这反映了人们对这种过于简单的铭文的一种不满心理，故补而充之。
总体上讲，这几种北魏早期平城墓石铭文，大致有一个随时间推移而由简到繁的规律。这反映了魏晋禁碑以及东晋之后此禁渐弛，墓石由地上转地下，形制由小到大，铭文由简到繁的变化踪迹。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在我们讨论的五种铭石中，《申洪之墓铭》时序排第三位，却是文字最多，内容最完整的。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北魏当权者对汉族士人的一种特许，抑或蜷缩于平城左近的类乎“平齐民”的申氏这样的汉族土人自求心理平衡的一种方式，或是一种有意无意的思想叛逆。从此石铭文中开始不冠以
“大代”、“大魏”年号，文中又有“少遭屯蹇”、“归命于魏”等语，似反映了一种与拓跋魏政权的隔膜情绪。
二
我们所列北魏早期平城时期墓铭五种的涵盖时间，即前指上自太武帝末，下迄孝文帝初的二十多年。这时正是南朝的刘宋时期，具体讲是从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到后废帝刘昱元徽四年(476年)。此时上距王羲之时代(以其书写《兰亭集序》的永和九年即353年为标志)恰好是百年左右。
东晋到南北朝时期，中国书法的基本面目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是如《兰亭序》那样潇洒流美的近体书法面目，还是像王羲之的族人《王兴之夫妇墓铭》和《王闵之墓铭》那样古朴浑厚的楷隶面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郭沫若为一方，以高二适为另一方的那场看似以《兰亭序》真伪问题展开的各执一端的论辩，实际上讨论的焦点就是东晋南朝书迹体态的基本面目问题。这场论辩似以无果而终，但它对中国魏晋南北朝书法研究的推动作用却是不可估量的。事情过去了三十多年，这些年来又有许多东晋南北朝的铭刻书法实物出土，这场争论所涉及的问题的结论是愈来愈明白了。最近中央美院的刘涛先生在1999年第四期《书法丛刊》刊发的《东晋铭刻书迹的体态及相关问题》，不仅回答了为什么东晋时期有《兰亭序》那样面目的书迹，同时还会有《王兴之夫妇墓铭》、《王闵之墓铭》那样的铭刻书迹的问题，同时还对清人阮元“北碑南帖”的著名论点提出了质疑。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刘先生的意见。一年前在拙文《大同北魏明堂瓦刻文述略》(《书法丛刊》1999年第一期)中，我就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终北魏一朝，是一个隶书与方笔楷书(方笔经体文字的石刻形式结合)，甚至包括由魏晋而来的行草书多种书体并存的时期。”支持
我这个观点的是大同地区出土的北魏时期石刻、瓦刻、墓砖、漆书等多种形式的书迹；同时还有与这些北魏早期书迹差不多同期的东晋南朝书迹的比较分析，也有正史中有关记载的印证与支持。
有一条十分珍贵的书法史料，惜未真正引起书法界的重视。《魏书·世祖纪上》始光二年(425年)条载：“初造新字千余，诏曰：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
这段话中，“自兹以降，随时改作”，讲的是从上古到中古中国文字和书法的推演过程，而“篆隶草楷，并行于世”，则是太武帝平城时期各种书体同行并用的实情。
关于北魏时期多种书体同行并用的情况，我在上举《瓦刻文述略》中也提到过。认为当时的情况应是“各种书体各自独立，各有用场”。一般说方笔楷隶供比较庄重的铭刻之用，而钟王一路俗体或新体书迹则供便捷的文书和手札之用。明乎此，我们就会明白从《王兴之夫妇墓铭》(图六)、《王丹虎墓铭》(图七)、《刘赳墓铭》(图八)，只能了解东晋以至南朝铭刻书迹的基本面目，而不能以其代替或否定久已流行的以《兰亭序》以及王氏家族其他成员书迹为代表的行楷书的存在。同样的道理，我们讨论上举北魏早期平城时期五种墓铭书迹，也只能了解北魏平城时期的铭刻书迹的体态，尽管它与其他书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一)北魏早期平城时期墓铭书迹的基本形态北魏早期平城铭石的基本书体，我把它称作楷式隶书或隶意楷书。本文所举五种铭石书迹无一例外。
说它是“隶书”或“隶意”，是因为它在形态上仍然不同程度地保留了隶书的一些特质。如横画一般力求平正，撇捺多数比较开张，且大多有明显的波磔，方折处依稀可见提笔痕迹，趯笔也多作平出。
说它是“楷式”或“楷书”，是说这些铭石书迹的章法、结字、点画不同程度地显现出当时流行的楷书、行书的一些基本特点。从章法上看，北魏平城时期铭石书迹与后来的楷书法书已无太大区别，显得比较随意。从形态上看已基本失去汉隶“如龟似鳖”的扁方形，逐步趋方甚至拉长。从点画上看，横笔虽力求平整，但笔势已明显右昂；撇捺虽开张且时有出锋，但横画入笔处多为方笔露锋，看不到标准的“蚕头”，方折连笔而下已成习气，趯笔楷化处也时有所见。
若以书法艺术要求，上举五石虽力求以隶书面目出现，但书手终显心手相乖，不能从心所欲。作为隶书，总觉得有些生硬荒疏，难以摆脱楷书的习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当时肯定有一种传统的观念或约定的规矩，即正式场合的立碑窆石必须以隶书为之；另一方面是一般不专工隶书的文人已经惯于使用流行的俗体行书书写公文和信札，隶书对一般书人已经十分生疏，却又要强而为之，于是便出现了《申洪之墓铭》前七行是生涩的隶书，八
到十行变成了方笔隶楷，后面的三行附记则完全挣脱羁绊心手相应地写成自由度很大的圆笔楷书的情况。
长期以来，北朝的这种铭刻书迹不为后世文人书手所接受，登不了书法的大雅之堂，原因十分简单，就是后世的文人看不惯它的草率粗疏和民间化即非书法化。而这一点正是包世臣、康有为所竭力称道并被今日书界不恰当地张扬的那种天趣和童真。其实后世的法书，并不是对所有的北朝铭刻书迹一概排斥。依我看，不要说后来那些优秀的“北邙体”铭刻书迹，就是早期东晋南北朝的铭刻书迹中的精心之作，如东晋的《刘赳墓铭》、北魏平城时期的《司马金龙墓表》(图九)、《墓铭》，其在书法艺术上
达到的高度直可与《兰亭序》、《争坐位》相埒。这才应当是南北朝早期的正宗书风。而我们上面讨论的五种铭石书迹恰好是这种正宗的北朝早期铭刻书迹的前期形态或急就形态。
(二)五种北魏早期平城墓铭书迹的个体分析
上面已经述及，《孙恪墓铭》已是残拓，无书刻时间。但从墓石形制、铭文格式，特别是书法风格观之，不会是北魏后期作品，正平的纪年当不会有错。
此铭书迹应属隶书而兼有楷式点画者。特点之一是中宫宽博，笔势开张。像“仆”、“中”、“庶”、
“建”、“阳”、“定”、“陵”、“谥”等字的博大雄浑，令人想到一代天骄太武帝。特点之二是斩钉截铁般的长横与方峻规整的宝盖头造成的雄强之气。
此铭中长横一律方起方收，宝盖头双肩高耸，“子”、 “节”、
“宁”、“守”、“薨”等字的雄风强势正生于此。特点之三是生动的撇捺所产生的异乎寻常的艺术效果。长捺如“徒”、“追”、“之”等，撇捺相配如“荣”、“东”、“公”、“黎”、“史”等，或长或短，或放或敛，体势飞扬，笔力雄健。特点之四是楷式点画人隶出现的特殊效果。如“谒”之折笔，
“将”之短撇、短横和斜点，“恪”之反捺，“铭”字右半之敛势等。另外大章法的茂密雍容，也增强了全铭的恢宏之气。
《钦文姬辰墓铭》比《孙恪墓铭》晚了二十多年，但书风却有许多相通之处。书者同样是力求以隶书上石，同样是追求宽博开张的形势。不同之处是《钦铭》较《孙铭》楷意更多些。大而观之，《钦文姬辰墓铭》与东晋大亨四年(405年)的《晋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十分相似。其个性化之处一是长横两端及“山”、“口”等部首都是双肩高耸，酷似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用于大标语的黑体字。横画起笔露锋重按，收笔一律出锋上扬，努力出现燕尾效果，捺笔反而作楷势。二是时见楷笔、楷势。长竖多作悬针，竖钩也时作上挑状，有些字如“侍”、“持”等则完全楷化。
《韩弩真妻王亿变碑》与《孙恪墓铭》时间相仿佛，而比《钦文姬辰墓铭》则要早二十多年，而书体却比上列二铭更为楷化。当然从章法、横画的平势以及一些字如“年”、“郡”、“寿”
等的写法上看，还带有浓重的隶书特点，然而点画在楷化的路上却走得很远。如横画的起笔斜入为多，如“大”等字的右端出锋
处作上挑，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燕尾。如“月”、“己”的折笔的劲健，“火”、“弩”、“以”、“之”的捺笔，“民”、“范”的趯笔，已无隶式可言。总的讲此铭点画更为规范整肃、方直挺拔，书刻都算精致，是北魏早期铭石书迹中的精品。
《陈永夫妇墓砖铭》的书体形态略同于《王亿变碑》，刻工却稍逊之。一些单字如“令”、“史”、“人”等已是完全意义上的楷书。此铭“代”、“元”、“六”等字的长横起收体势，大体与《钦文姬辰铭》及《王亿变碑》相仿，只是更加夸张，更具写意和符号意味。“大”字长横两端差不多90度的上挑饶有兴味，而“维”字“代”字的左旁起笔处、“年”字的起笔、“并”字的末笔，更多了几分美术字式的装饰性。
如果说上述四铭的书体形态两两相类的话，那么刻于延兴二 年(472年)的《申洪之墓铭》则属于更多急就意味因而更为率
意和带有民间风气的一种。书丹者的不谙隶法而造成的一石三体的情况，上面已经述及，而刻工的急于求成和漫不经心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民间化。此石书风颇类出土于西安的皇兴二年(467年)的《鱼玄明墓铭》，鱼玄明是皇兴元年在雍州刺史任上被谋反的东平王拓跋道生杀害的。一方面，设了墓石，说明葬礼非同一般；一方面铭文草草，说明他死得猝不及防。由于两石只相差五年，书风相类是情理中事，不同的是书丹者个人的书法修养与风格。二石刻工都不算好，糟糕的刻工对《申铭》强化的是方重古拙，而《鱼铭》则在粗疏中透出几分逸气。
由于有一本《广艺舟双楫》，又由于东都洛阳地处中原地区，现在已经被人们奉为“品”的龙门石窟发愿文铭刻书迹和被称作“北邙体”的元魏墓志铭书刻已被视为魏碑书体的正宗。比之龙门诸品和“北邙体”，上举北魏早期平城时期墓石五种，以及比此五铭略靠后的《司马金龙墓表》、《墓铭》所代表的平城铭刻书迹，是显得隶意浓重了些，甚至可以指为粗疏和不成熟。但是，平城早期铭石具有的那种质朴高古以及雄浑博大的盛世气象，在“北邙体”铭刻中已经难以觅得，倒是在紧接云冈石窟开凿的龙门石窟的少数造像题记中庶几可见。我们是否可将这种北魏早期平城时期的铭刻书迹称作魏碑中的“平城体”呢?这种书风正合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备魏》中所说的“体裁雄伟，笔气深厚，恢恢乎有太平之象”的评语。可惜康有为没有见到过北魏早期平城时期的这些铭石，不然这部书中一定会有“平城体”的重要位置。这就是这些年来我再三再四向外界介绍北魏早期铭石书迹的原因所在。
(三)从上举五铭看北魏早期平城时期铭石书迹与东晋、南朝铭刻书迹的关系刘涛先生在《东晋铭刻书迹的体态及相关问题》一文中，在讨论东晋铭石书体时，总是把它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去，与长江淮河以北的北朝甚至靠前的十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铭刻书迹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这种用大中华的观念考察南北书风的方法是对的。我之所以同意这种观点，是因为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时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主要是书人数量的多寡、水平的高下，以及由此决定的在整个书法艺术发展进程中步伐的快慢，就书体而言，并不存在一个壁垒分明的北碑南帖的分野。
中国书法发展到东晋时期，已基本上完成了书体的嬗变过程。如果把正书解释为每一个时期通行的官方正体书迹，那么正书就是一个变化的概念。先秦的正书当然是篆书，西汉则是简书或称草篆，东汉是八分书即今日所谓隶书，到了两晋南北朝就成了方笔隶书或方笔隶楷，或即为史书中所说的草隶。历史在前进，正书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一旦某一种正体书让位于新的正体书(原来的某一种辅助书体)，旧的正体便下降为辅助书体。三国的后期已经出现了锺繇拙气十足的楷书，东晋又出现了王羲之成熟的行书，今草的出现则更早。但是比之正式场合使用的楷隶或隶楷，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它们都只能作为辅助书体流行于文人之中或民间里巷。这种正体与别体同时流行的情况南中国的东晋和宋齐梁陈是如此，北中国的十六国和魏、齐、周也是如此。尽管随时间的推移以王羲之父子为代表的新体书已经被文书简牍广泛采用，但在他们生活的年代终究没有作为铭刻书体而占据庄重的书法应用领域。
近年来在南京一带出土的铭刻书迹已经足以证明上述观点。现在我们从刘正成先生主编的《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1989年大地出版社)中选一些例子说明问题。
东晋泰宁元年(323年)的《谢鲲墓铭》是不折不扣的隶书。永和四年(348年)的《王兴之夫妇墓铭》、升平元年(357年)的《刘尅墓砖》、升平二年(358年)的《王丹虎墓砖》，则均为方笔楷隶，没有一例是像王羲之《兰亭序》那样的新体。
这些铭石的书刻时间，正是王羲之在世和其书法活动的鼎盛期。无怪乎连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郭沫若老先生也产生了疑
问。而上述南朝铭刻书法，恰与本文所举北魏早期平城时期的墓铭书迹大体相类，尽管后者比前者晚了大约一百年。
那么，与北朝平城时期墓铭书刻时间相当的南朝官方铭刻书体(即所谓正体、正书)，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变化?
北魏平城时期，准确地讲，应当是起于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398年)，迄于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八年(494年)。下面我们列出公元398
年，即东晋安帝司马德宗隆安二年以后的几种铭刻书迹进行比较。
①《枳杨府君神道阙》(图十)，东 晋隆安三年(399年)，方笔楷隶。
②《爨宝子碑》(图十一)，方笔楷隶。
③《东晋恭帝玄宫刻石》(图十二) 隶书。
④《晋丰县口熊造像记》(图十三) 隶楷。
⑤《爨龙颜碑》(图十四)，刘宋大明二年(458年)，隶楷。
⑥《刘怀民墓志铭》 (图十五)，刘宋大明八年(464年)，隶楷。
这说明，从东晋末进入南朝刘宋以后，铭刻书体以方笔楷隶、隶楷为主要书体的状况仍未改变。按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分类，这些都应当属于“碑”的范畴。
如果进一步分析，《枳杨府君神道阙》、《玄宫刻石》和《爨宝子碑》，基本属于隶书。但并非东汉时的标准隶书(即八分书)形态，而是如我们前面所分析平城时期几种铭刻书体时说到的，其字形和许多点画已经楷化，突出的特点是长横和宝盖头两端翘起作翻飞状(尤以《爨宝子碑》最著)。有的字形拉长，方折顺势而下，已具楷式(《枳杨府君神道阙》)。这些书体形态均可在上面我们讨论的平城时期《孙恪墓
铭》和《钦文姬辰墓铭》中找到对应点。
我们若将《爨龙颜碑》、《刘怀民墓志铭》与平城时期的《韩弩真妻王亿变碑》、《陈永夫妇墓砖铭》相较，其相通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再如南朝刘宋的《晋丰县口熊造像记》与北朝平城时期的《申洪之墓铭》，虽然一为寺庙发愿文，一为入窆铭石，但二者都是那样宽博、茂密、稚拙。《口熊造像记》中的“寿”字的写法与平城司马金龙墓寿砖的“寿”，都写作“□”。于此可见，北魏平城时期与东晋刘宋以至萧齐时期的铭刻书风并无根本差异。不仅铭刻书迹是如此，就是手书墨迹，在南北之间也并不存在一道万丈鸿沟。十六国时期的“北凉体”，如《优婆塞戒经》
(图十六)等手抄经文以及敦煌发现的北魏众多经文写本，与三 国吴的《太上玄元道德经卷》(图十七)墨本一脉相承的亲缘关
系十分明了。即就以平城时期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木板漆画手书榜题与晚其十数年的南朝梁元帝萧绎《职贡图轴》(宋人摹本)的
榜题墨迹相较，二者虽然楷化程度不同，用笔习惯各异，但方硬的起折和丰厚的撇捺同样透露出共同的时代风尚。
综上述，北魏早期平城时期的铭刻书迹，甚至包括墨写书迹，与同时代的南朝书风并无二致。但是我们在对南北铭刻书迹的对比中也发现，同一时期的南北碑版书迹，往往是南朝的楷化程度重一些，北朝的则隶意较为浓重。以今人所谓的“北邙体”铭刻书迹为例，迄今为止在平城时期的志石中，尚未发现一例迁都前书刻的“北邙本”墓铭。而在南朝，刘宋元徽二年(474年)的《明昙僖墓志铭》(图十八)已经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北邙体”，了。刘宋的元徽二年，正是北魏平城时期的孝文帝延兴四年，亦即书刻《钦文姬辰墓铭》的那一年。很显然，这两种铭刻书迹在楷化程度上差异很大，尽管都可以称作魏碑体。北魏真正出现这种书体是在迁洛以后。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北魏“北邙体”书迹是太和二十年(496年)的《元桢墓志》，这已是迁洛后的第三年了。看来这种书体也并非北魏所创新体，而是南朝《明昙僖墓志铭》一类书体的北移。这也说明，在南北铭刻书迹一起行进当中，北与南可能存在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大概是
二十年左右。这是以现有实物资料得出的结论。
南朝发展到萧梁，由于梁武帝的特别提倡，流行体书风的地位可能有了一个大的提高。但是就铭刻书体看，南北已基本趋于一致。天监二年(502年)的《萧融墓志》
(图十九)及《瘗鹤铭》即是明证。事实上，在唐代以前，无论南还是北，唐以后大倡的那种楷法森严的书体仍没有成为碑版正体，书家还是以铭刻书体为正宗。欧阳询是经过了南朝陈、隋和唐三代的一位历史性书法大家。陈后主祯明三年(589年)陈亡时，他已三十二岁，后又事隋二十九年，入唐时已是六十二岁的垂垂老翁了。他瘦劲
险绝的北碑书风，应当说是在南朝时就定型了。《新唐书·欧阳询传》说他“初仿王羲之，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的说法，很可能是在唐太宗竭力推崇王羲之书法的大气候下强加给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