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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2010年第6期刊出李风暴的文章，《北魏<冯熙墓志>考评》，公布了洛阳新发现的《冯熙墓志》拓本图版，这令我兴奋不已，因为这是一方世所稀见的皇帝“亲作”的墓志。然则李文述史过简，书则未及，兹择其要述其梗概。
一、《冯熙墓志》及志主 《冯熙墓志》长宽约74厘米，19行，足行19字，凡328字。其文云： 太师京兆郡开国冯武公墓志铭 太师京兆郡开国公，姓冯，讳熙，字晋国，冀州长乐/郡信都县人。毕公高之苗裔，燕昭文皇帝之孙，/大魏太宰燕宣王之中子，景穆皇帝之婿，/文明太皇太后之兄，显祖献文皇帝之元舅也。/又为国之外舅矣。惟公含刚健之秀气，体慈顺以/包神武，则震眩商以仁焉。暄旴生景，遭家圯运，鸿/渐西沼。睿后康基，或耀代渊，绍堂构于一朝，辉/修业乎来祀。孝光家远，道蔼国遥。精悟玄幽，冲尚/微洞。钦觉归和，识超欲津。福履未钟，星富隧戾。以/太和十九年岁在乙亥，正月辛未朔，廿四日甲午，/年五十有八，薨于代平城第，谥曰武公，其年十二月庚申，窆于河南洛阳之北芒。其辞曰：/ 琼光肇姬，琇业阐晋。凝冯命姓，升燕祚胤。金风荡/兑，兰云周震。气陵霜飚，慧离曦巾。出牧均姜，实恬/民吝。入台同郑，寔融大顺。联芳睿妣，机耀坤/镇。承灵国娅，深基叠峻。道逸曩华，望腾时儁。渟渟/渊照，锵锵玉韵。上玄泯宝，川辍瑶烬。歼神寘墟，含/痛镌问。 据志文，冯熙姓冯名熙字晋国，官太师，爵京兆郡开国公。《魏书》说冯熙字晋昌，《水经注》记为晋国，人们还将信将疑，敦煌文书太和三年冯熙写经自署为“昌梨王冯晋国 ”已纠其错，此志使冯熙字晋国更坐实了。 关于冯熙的身世，志文一述门第云：“燕昭文皇帝之孙，大魏太宰燕宣王之中子，景穆皇帝之婿，文明太皇太后之兄，显祖献文皇帝之元舅也，又为国之外舅矣”。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冯氏，西晋十六国时久居和龙(今辽宁朝阳)，先为后燕旧臣，北魏灭慕容燕之后，冯跋自立北燕。第二代国主冯文通为冯熙祖，文通次子北魏燕宣王冯朗为冯熙父。在魏冯熙尚恭宗女博陵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做了景穆帝的女婿，又因其妹做到文成帝皇后，成为献文、孝文朝的国舅。门第之高，无与伦比。二述遭际，志云：“暄旴生景，遭家圯运，鸿渐西沼。睿后康基，或耀代渊，绍堂构于一朝，辉修业乎来祀。孝光家远，道蔼国遥。”“暄旴生景，遭家圯运，鸿渐西沼”，先言“否”， 暄旴生景，意为温和的旭日顿生阴影。北魏太延元年(435年)在太武帝的攻势面前，冯氏皇家父子兄弟生隙。其年十二月冯文通三个儿子冯崇、冯朗、冯邈“鸿渐西沼”，入魏为臣。归魏后因冯熙叔父冯邈没入柔然，其父雍州刺史燕宣公冯朗坐诛，冯熙亡命羌氐间，其妹没入宫中。到这里，“遭家圯运”达于极地。“睿后康基，或耀代渊，绍堂构于一朝，辉修业乎来祀，孝光家远，道蔼国遥”。次言否极泰来。入宫的冯氏罪女在其姑母太武帝昭仪冯氏和文成帝保母辽西常太后的关照下受到重视，最终成为文成帝皇后，执掌朝政20多年，这在拓跋代、冯燕都是光国耀祖的事。 关于对志主冯熈的褒扬，志文先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言其文才武略云：“惟公含刚健之秀气，体慈顺以包神武，则震眩商以仁焉”。这与《魏书·冯熙传》所云“从师受《孝经》、《论语》”，“性泛爱，不拘小节，人无士庶，来则纳之”，“好弓马，有勇幹”等叙述语义大同，但志文则更审慎、更含蓄。志文然后从崇佛、佞佛的角度褒扬道：“精悟玄幽，冲尚微洞，钦觉归和，识超欲津”。这与正史本传说冯熙“信佛法，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写一十六部一切经。延致名德沙门，日与讲论，精勤不倦，所费亦不赀”等等相合。 关于冯熙的卒年，《魏书》记为“太和十九年三月薨于代(今山西大同)”，未言葬时。墓志则详记“太和十九年岁在乙亥，正月辛未朔，卄四日甲午廿四日甲午，年五十有八，薨于代平城第，谥曰武公，其年十二月庚申，窆于河南洛阳之北芒”。知冯熈卒于太和十九年正月，葬于其年十二月。足纠史误、补史缺。 二、《冯熙墓志》为魏孝文帝亲作 因为冯熙是孝文帝最尊敬的祖母兼导师冯太后的兄长，又是他的舅爷兼岳丈，所以《魏书·高祖孝文帝纪》对其病其丧所记甚详。在太和十九年冯熙卒前的卧床四年中，孝文帝便“诏遣医问，道路相望”， 并“数临”探望。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前，皇帝又临邸话别，“见其困笃，歔欷流涕”。密敕宕昌公王遇曰：“太师万一，即可监护丧事。”在太和十九年条云，三月“戊子，太师冯熙薨”。“四月庚子，车驾幸彭城。辛丑，帝为太师冯熙举哀于行在所”。 孝文帝皇后及昭仪冯氏姐妹是冯熙的女儿，她们与太子拓跋恂皆“诣代都”哭吊。“柩至洛七里涧，高祖服衰(按，穿着丧服)往迎，叩灵悲恸而拜焉”。“葬日，送临墓所，亲作志铭”。 《中国书法》李文已就孝文“亲作志铭”问题，提请大家关注。指出，“让一千五百年后的世人一赡这位彪炳史册的鲜卑族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的大手笔”。 这就是说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方1500多年前的墓志，是出自一位28岁的帝王之手，而他，正是以成功的封建化改革成为中国历史上堪比唐宗汉祖的一代英主。 以上是正史对孝文帝亲制“冯熙志”的记载，志文本身同样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 其一，若是大臣奉命撰志，一定要把当今皇帝与这位故人的关系作为重点，并浓墨重彩地渲染国史所载病中、卒时、丧葬中皇帝的探视、哀悼等内容，志文只以“国之外舅也”称之，于“高祖前后纳熙三女，二为后，一为左昭仪。由是冯氏宠贵益隆，赏赐累巨万”等等更是避而不谈。而于正史详述的孝文在冯熙病中卒后的一系列格外眷顾只字未提。 其二，冯熙一生任职颇多，早在文成帝时便封为肥如侯，尚恭宗女博陵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做了冠军将军，征东大将军，出为定州刺史。和平六年（465年）献文帝一即位就被封为昌黎王。孝文帝时期为侍中、太师、中书监、领秘书事、又任太傅、内都大官、车骑大将军、开府、都督、洛州刺史等。他的两个儿子，世子冯诞为南平王，次子冯始兴为北平王。只是到了太和十六年（492年）“例降庶姓王爵”，才改封京兆郡公。冯熙卒后，除谥曰武公外，还“赠假黄钺、侍中、都督十州诸军事、大司马、太尉、冀州刺史，加黄屋左纛，备九锡，前后部羽葆鼓吹，皆依晋太宰、安平献王故事”。若是常人撰文，此等虚荣岂可少得？而皇上则只记为“太师、京兆郡开国武公”，身前历官未列，卒后赠官也舍去，而将重点放在家和国的亲情上。 其三，铭辞末“含痛镌问”，显然是皇帝口气。而且痛左面多写一点，注入感情。“镌问”即皇帝以撰志刻石的渠道表示哀思、慰问。一切优赠都不在话下，只有对“渟渟渊照，锵锵玉韵”高风亮节的追怀和对“上玄泯宝，川辍瑶烬”天不慜贤的悼惜。只有皇帝才能有这样的态度。 其四，此志损泐莫辨的只有十六行下部“睿妣□耀”妣耀间一字，以语义和残迹我识为“机”字，四字为“睿妣机耀”，机即机枢，指文明太后在朝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作用。其余不词之处，应为书写中用别体异体甚至是书丹者任意发挥所致。如第七行“震眩商以仁”，“以”写的像个“收”字，“震眩商收仁”，念不下去了，斗胆释其为“以”字，读来就通畅了。但把以字写成这个样子是在过去所有碑别字字书中不曾见过的。再如第十五行“慧离曦巾”，离的繁体作左离右隹，有的别体作左禽右隹，此处将两个字左边两个类似的偏旁“离”和“禽”合在一起，虽有违于六书造字之法，但我还是勉识其为离字，慧离曦巾，比喻以大智慧远离红尘俗世。再如十八行“寔融大顺”之“寔”书为“穴”头，仍为“寔”，同实，这是一个用别体字的例子。多用异体别体甚至信笔为体，这在北朝志石铭刻中并不罕见，但是若是大臣中善书者为皇帝亲撰的志文书丹，必是战战兢兢，循规韬矩，岂敢越雷池半步，只有皇帝自书才能这样独往独来，信马由缰。 三、《冯熙墓志》的书法 “冯熙志”书刻于北魏太和十九年，是孝文帝由于城迁都洛阳的次年，这方石刻书体仍属于魏碑平城体，但已显现出其后洛阳北邙体的一些点画特点，因此可以说它是北魏平城铭刻书迹向洛阳北邙铭刻书迹行进的一件重要标志物，也是平城与洛阳前后两种书体的转捩点。此志书迹突出的特点是宽博浑厚，高古峻拔，楷法已备，时见隶笔。 其一是仍具有平城铭刻体的特征。宽博浑厚，高古峻拔，是平城体的形态。横画起落方整，有些折肩仍作直方，如十一行的“未”、“廿”、“午”，十二行的“平”、“十”等是横笔方直。一行的“开”、七行的“神”、八行的“沼”、“后”、十行的“和”、十五行的“巾”等则是折角方直。在这方墓志中有许多字的写法可以在平城时期铭石中找到对应点。如七行的“商”，十三行的“辞”，十五行的“曦巾”，十七行的“渟”，十八行的“辍瑶烬歼”、“含”等，劲直如《吊比干文》。一、二行之“太，九行之“孝”，二行之“晋”，八行之“代”，十一行之“朔”等，结体宽博、长横方峻、捺脚短促似《司马金龙墓表》。五行之“文明太后”，九行之“玄”，十行之“津”，十八行之“儁”，十九行之“镌”等，高古敦厚如《晖福寺碑》。 其二是已报洛阳北邙体的消息。公元494年由平城迁都洛阳，对拓跋魏而言是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的形成，在年轻的孝文帝来说是自觉的，而最终来得那样迅速、坚决、彻底，却多半是以太子及诸多代北旧族的强烈反对下逼出来的。冯熙死在平城却要千里迢迢扶柩南葬，不光是他自己，而且要“开魏京之墓，令(早已故去的妻子)公主之柩俱向伊洛”。这自然也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这场革命，在政治上是全盘中原化，在文化上则是深度儒学化，如同语言、服饰的变革，文字、书法也必然会相应发生变化。表现在碑版书体上就是由宽博质直、森严浑穆的平城体向体方锋露、雄强劲健的洛阳体过渡。“冯熈志”在庄严肃穆中显现出的率意，在方峻中显现的圆通等便令人感受到了即将大力推开的新书体的气息。这种新的气息表现之一是一些方肩出现了双折，如第一、第二、第六、第十七行的“国”，第八行的“朝”，十一行的“月”、十五行的“周”等。表现之二是横笔不再是方起方落而改用圆起圆收的，如十一行的“十”、“九”，十六行的“五十有八”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次迁都就能使持续了百多年北魏平城铭刻体迅速改变面目，原来一个巨大的推力在年轻的孝文帝那里。从太和十九年(495年)的“冯熈志”开始，到他生命终结的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孝文帝的诸多书迹很可能成了这场书体变革的样板。 史载与孝文帝有关的刻石，除“冯熙志”外，还有《吊比干文》。太和十八年正月孝文帝准备迁都，“经殷比干之墓，祭以太牢”，冬十一月正式迁都，“甲申，经比干之墓，伤其忠而获戾，亲为吊文，树碑而刊之”。 一个是太和十九年，一个是太和十八年；一个是“送临墓所，亲作志铭”，一个是“亲为吊文，树碑而刊之”。 我曾想，尽管自清以来许多研究者怀疑宋人翻刻《吊比干文碑》时已将其搞得僵直不堪，但我对它的真实性坚信不疑。正如康有为不谙魏史妄言此碑为崔浩所书一样，一些书法研究者不谙北魏平城书体，故将货真假实的北魏国家级铭刻书迹指为赝品。现在《冯熈墓志》出来了，“吊碑”与“冯志”二者的相通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二刻都与魏孝文帝有关，“亲为吊文”，“亲作志铭”，应该都是撰文并书，可以说北魏平城铭刻体正是从《吊比干文》画上了句号或分号。终点之后马上便是一个新的始点，这便是《冯熙墓志》。它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孝文帝的文风，了解北魏太和末孝文帝的书法风采和官方铭刻书体的形态，都大有裨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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