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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汝潜 近年来，儿童识字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体现在识字教育科学化意识的增强，它集中地体现在—— 1、废止了拉丁字母拼音识字起步，摆脱了西方语言学音素分析的干扰；从汉字自身规律出发，遵循脑科学认知原理，滋养于‘以形示意’的联想性思维，实现了返璞归真。 2、汉字源于天人合一的哲学与实践，每个字都有自己的理据和文化背景，使得识字的过程，实际上是学习汉字文化的教育过程，而是汉字特有的学习活动，即谓识字教育。 3、汉字的‘音形不对应’，决定了学习汉字‘认（音形对应）’与‘识（知意书写）’是一个需要并且可以异步完成的学习过程：读认、认读、读识，识写。即所谓先认后识。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没有充分认识识字教育科学化的‘科学’所在。比如，上述内容其实 都是围绕一个基本点进行的，亦即识字本身不是目的，识字的最直接的目的是实现尽早阅读！而汉字是学习中文阅读的基础前提，因此，字用是学习阅读的关键。汉字字用的规律性是由汉字构字、构词、组句的规律性机制所决定的。其中又有两个基本内容，即‘字种’和‘字量’。所谓‘字种’就是‘（识）什么字’？‘识’自然是‘看’到的书面文字，而不是用来听说的口头言语用字。而‘字量’就是‘实现尽早阅读’必须的基本字数。很明显，识字‘字种’‘字量’制约着阅读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亦即决定着获取知识的范畴。根据成长在现代信息社会的儿童，社会见识多广、科技思维活跃、人文潜智无限的特点，‘字种’‘字量’的需求不宜过于局限，更不应囿于“花草、猫狗、好人坏人”的幼稚层面。因此，‘字种’‘字量’的选择根据只能是源于‘文本’资料全面的统计和分析。 这其中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即当我们用汉字将口头语言，按照话语音序用汉字表达出来的时候，最终形成的是‘口语化的白话文’。而‘口语’是不规范的，因为它常常和说话时的语境和情感、情绪紧密相连的，‘口语化的白话文’往往难以确切表达语义！换言之，它与规范的书面语言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它的用字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书面语的实际用字。所以，考察书面语用字‘字种’和‘字量’，其样本不能够采用充斥大量口语化的网上白话文资料。针对《通用规范汉字表》的最大质疑即出自于此——网络语言取样比例过大。尽管《通用规范汉字表》作出明确说明：共收字8105个，分为三级：一级字表为常用字集，收字3500个，主要满足基础教育和文化普及的基本用字需要。二级字表收字3000个，使用度仅次于一级字。一、二级字表合计6500字，主要满足出版印刷、辞书编纂和信息处理等方面的一般用字需要。但是，与1986年国家语委语用所之《现代汉语常用字频度表》相比，仍然有明显的不同。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尚不如现在发达，再很大程度上限定了——采用的样本只能是书面语的文字资料。然而‘塞翁失马’，统计结果却从根本上保证了书面语用字的实际情况。这样，书面语用字‘字种’和‘字量’的可靠性更强。频度越高的字，其复现率高，自然降低遗忘率；因此，识字理应先学习高频字。它们的统计结果表明，识字频度高的前2000字，书面语用字覆盖面为95%左右，识字2500则覆盖面可以达到98%左右。实现尽早阅读的‘字种’和‘字量’起步指数当为2000-2500个，这个标准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为此，笔者随机地从两个不同的字表各选择10个字，作了如下的对比——
左面选自1986年表2000-2500之内常用字，然而他们在2013年规范字表中，他们的频率都是排列在2000-2500以后。相比较之下，右面规范字表中，频度2000以内的“高频字”在1986年表中，却大部分在2500字以外。从我们直觉看，显然‘曹霍邓魏穆翰薛嘉玛辑’，几乎都不是常用字。而且大都是姓名用字，而姓名用字是可以随机分散识记的。可见，识字教育教材的用字，还是以1986年表参照使用为宜。 事实上，新规范字表的说明也明确地表示了这个意思，那里说：此次制定《通用规范汉字表》尽量将姓氏用字收全，并在已有的人名用字中选择一些适合于起名的汉字进行规范，可以保证个人姓名有效地在社会上流通。收纳的姓氏人名用字主要来源于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18省市抽样统计姓氏人名用字、公安部提供的姓氏用字及部分人名用字、群众提供的姓氏人名用字、一些古代姓氏用字和有影响的古代人名用字。 ——这就是说，新规范字表是在充分考虑社会生活需要，重要的是字形的统一规范，无疑这是必须遵循的教学依据。尽管规范字表指出：字频的运用注意到基础教育学习的需要，但是，由于上述统计样本的差异，因此，在教学实际中应用时，需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新规范字表字频有其不宜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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