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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伯承军事文选》中，经常使用“利害变换线”这个词。所谓“利害变换线”，简单说来就是交战双方在趋利避害的用兵过程中，衡量利害两种对立因素互相转换的关节点。从时间角度而言，是指作战时机的利害转换。刘伯承同志通常称之为用兵的“火色”或“火候”。从空间角度而言，是指作战地域和地带的利害转换，或内线外线、圈内圈外的转换等等。时间和空间的转换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 “利害变换线”不是军事家们主观臆造的产物，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敌我态势在战场上所显示的利害关系。如抗日战争，我处于内线作战，与围攻的敌人之间就存在着一条“利害变换线”。当敌人掌握主动权，有效地控制住这条线（即合击圈）的时候，就处于有利的围攻态势，而被围攻的我方就有受害的可能。如我能在敌人合击圈将要收拢或尚未收拢之时，乘敌之隙，突破敌人弱的一路，跳出圈外，转到外线作战，内外线互相配合，夹击敌人，使其腹背受敌，即能化险为夷，变利为害。从战术上讲，能否掌握好“利害变换线”，往往是作战成败的关键。从战略上讲，善于掌握“利害变换线”，是使我军由劣势逐步转换为优势的重要环节。 战争是客观力量的竞赛，也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从根本上说，“利害变换线”是由双方的军力、财力决定的，也是由双方的战略指导方针决定的。如抗日战争总的态势是敌强我弱。但日军野蛮而兵力不足，中国进步且土地广大，这就使各个战场的“利害变换线”呈现出犬牙交错的复杂状况。刘伯承同志指出：“敌人规定战略的传统，是‘圆规划法’。就是以某点为中心，用圆规划一个圆圈来掠夺的办法”（《刘伯承军事文选》第336页，以下引用该书只注页码）。这样，敌我双方的“利害变换线”，往往在无数合击圈的周边。敌人以“圈”套我，企图逼我就范；而我则以“跳圈”战术，避害趋利，争取主动。如1942年2月，日寇对太行军区第2军分区的“扫荡”，“在一个月零两天中就演了五次大的‘铁环合围阵’，经常都在东捕西捕，南圈北圈，到后一个时候，则演成多数的小圈，且套之以大圈，即使是一个小目标，也是两个以上的纵队合击”（第261页）。战争实践表明，“利害变换线”集中尖锐地反映了双方的战略意图、战役布势和每一个战术行动的效应。“利害变换线”是利害两种因素转换的关节。在这条“线”上，利害两种对立因素互相斗争，互相转换。如果战争指导失误，就有可能被围歼；若能正确指导战争，便可趋利避害，克敌制胜。可见，“利害变换线”既是战争规律的客观反映，又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生动体现。 在抗日战争中，刘伯承同志总结了对日军作战形成“利害变换线”的一般规律，指出当日军出动“扫荡”，在未构成合击圈（即“利害变换线”）时，派出兵力不等的两三大股人马，每股都使我们不能各个击破。待收缩到狭小地域，则逐渐分成多数小股，构成合击圈，使其能互相策应。通常日军又是以交通线为依托，实施向心合击，企图将我军压到合击圈内。为防止我军遗漏出圈，日军又在一些转移要道上设置兵力，进行封锁，企图赶我入网。在进行较大合击时，日军还派出飞机，进行所谓“立体合击”，并施以烧杀掠抢，十分疯狂残忍。 但是，日军在“利害变换线”上的活动又受到许多限制，有其不可克服的弱点。如日军是异族的正规军，人马转送，粮弹补给，以及防备我军对交通的破袭，都很困难。各路大军的协同动作，限时限地的机械进退，战斗分界线的严格划分等，又束缚其部队的机动。这就给我留下许多可乘之隙。再者，日军是以少兵临大国，越是深入我腹地，其边地乃至占领区就越空虚，时刻担心被我袭击。另外，敌人布成严整的合击阵势，是依事先的侦察而定的。如果我军行动出其意料，敌阵势必然错乱，结果不是疲于奔命，便是四处挨打。 针对日军的活动特点，刘伯承同志深入分析了在“利害变换线”上与敌进行斗争的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在遭敌合击时，主动跳出“利害变换线”，转到外线作战，背击敌人。中策就是在遭敌合击时，仅与一方来的敌人略为战斗，即转出“利害变换线”外，与敌周旋。下策是指被敌人越压越缩，陷入四面八方来的大合击圈心。在这种情况下，即丧失了在“利害变换线”上斗争的主动权，“不管我们如何打法，是很难打得出好的结果来的”（第316页）。这里指明了我军在“利害变换线”上行动的准则和要求。 在敌强我弱，日寇频频发起的大规模“扫荡”面前，怎样趋利避害，掌握在“利害变换线”上的主动权呢？刘伯承同志用兵的决窍就是两个字：“机动。”“寻求有利的机动”，“求得有力的机动”（第246页）。他精辟地指出：“毛主席的人民军事学，是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因而就需要特别机动”，“在战术上最值得发扬的就是‘英勇的机动’。‘机动’就是趋利避害的军事行动。趋利要扩大到完全消灭敌人，避害要扩大到不遭受敌人丝毫意外的损害”（第192页）。他还根据所属部队的特点和任务，提出在“利害变换线”上活动的具体战术要领，即游击队应发扬宽大的灵活性，以突然袭击消灭敌人为趋利，以避免敌人捕捉为避害。正规部队则以发扬其运动的威力，主动进攻与消灭敌人为趋利，以避免敌人突击其弱点为避害。 刘伯承同志在作战中创造了一些掌握“利害变换线”的巧妙战法，概括说来，有以下六点： 1、“跳出圈外机动”。就是当敌人分进合击大举“扫荡”的时候，我军应抓住时机，看准合击间隙，跳出“利害交换线”进行活动，奇袭敌占区空虚的要点，破袭铁路及其延长的补给线。更巧妙的是跟着合击者的足踵，打击其残置的封锁部队，尾击日寇。如1942年夏季反“扫荡”，跳出圈外的机动部队奇袭长治重镇，烧敌飞机三架、汽车十四辆、汽油库一座、营房两座，摧毁了潞（城）黎（城）公路补给线，并袭击了日军合击部队侧背，给敌以沉重打击。由此可见，机动是利害变换的关键，是趋利避害的行动。 2、“圈内突围与圈外接护协同一致进行”。在敌人从一方行进尚未构成合击圈（利害变换线）之前，我即靠近薄弱之敌，以小部队接敌侦察牵引，以主力在有利地形布置侧面阵地进行伏击，先施以短兵火力痛击，然后乘混乱之际分遣撤出转至外线，再以外线部队夹敌作战，使敌腹背受击，饿困不安。 3、“善于在两敌接合部机动”。“利害变换线”是双方互争主动以战胜对方的关键。所以，在被合击地域进行的斗争是“极复杂、极残酷、极机动的斗争”（第319页）。如当时在辽县、林县、平顺、涉县一带，敌来我往，参差杂处，在“利害交换线”上“甚至出现煮一锅饭敌我都吃，走一条路敌我相混”的复杂状况（第319页）。我军指挥员胆大心细、机智灵活，采取机动的急袭、伏击、袭击、麻雀战及分遣与集结交互实施，进而插入敌接合部袭扰，造成两敌误会，使其自相残杀，演出了许多生动的战争活剧。日军头目不得不哀叹：这是“支那第一流的游击战术”，“八路军在占领区如此滋蔓，实乃皇军心腹之患”。 4、选良机，看“火色”，转到外翼歼敌。时间就是军机，这一名言在“利害变换线”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刘伯承同志的要诀是：“利害变换，毫不犹豫，看准火色，转到外翼。”这里所说的看准火色，就是指要抓住利害变换的时机。在内线外线配合作战时，他更精确地指出：“这样内外线夹击敌人一路的良机，应选在敌人还未进到利害变换线上之前，或在其退出利害变换线之后。这种良机的选定，或取决于内线的部队，或取决于外线的部队，要看当时的情况来决定。”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利与害、得与失，常常决定于一念之间，这就要求指挥员“在敌我利害时机变换很快，而上级又无法及时指示的条件下，必须发挥我军机断行事的优良传统”（第374页）。1943年5月，日寇在冀南馆陶突然实施“扫荡”，情况十分紧急。正在格子网内活动的王七坟游击部队，反应非常敏捷，在“利害变换线”上与敌周旋，仅一小时就歼灭日伪军百余人。刘伯承同志称赞王七坟游击部队有“足够机断行事的本领”。 5、故意示弱，诱敌以小利。在利害变换的问题上，中国古代军事家主张：“趋诸侯者以利”。就是说，为了引诱诸侯前来就歼，就要先投以小利。在趋利避害的总原则下，刘伯承同志针对日寇的“市利特点”，常常抛出诱饵，使对方尝点甜头，然后给以致命打击。 6、边打边诱，边退边诱。边打边诱，就是在战斗中，由第一梯队以少数兵力向敌“示弱”，使敌觉得有利可图，第二梯队则利用地形摆一个包围的阵势，侯敌人跟踪一梯队追来，中我圈套，然后予以反击。边退边诱，则是先将本队在适当地区埋伏起来，以后卫引敌前来，再给予打击。当然，在“利害变换线”附近诱敌以小利，必须十分周密，十分谨慎。正如刘伯承同志所强调的：“以前我们的惯语说‘诱敌深入’，乃是在游击战术上，把一路敌人诱引到伏击圈套内的一种趋利的机动，并不是在正规军内线战役上把几路敌人放进到利害变换线内，成为不能避害的蠢举”（第151页）。 指挥战争是一门艺术，在高明的军事家手里它是变幻无穷的。以上所说的正确掌握“利害变换线”的史实，反映了以往的战争情况和经验。但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战争只有程度颇低和时间颇暂的确实性，对于“利害变换线”的理解和掌握，也应随着作战对象、作战地点、作战样式的变换而变换。这就需要我们在学习前辈们作战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来源：《军事历史》1986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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