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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龚小萍 前几天从城里回乡下老家，好半天不见母亲，就有些疑惑的问父亲：“爸，妈妈呢？”父亲叹了口气，幽幽地说：“对门的清叔自杀了，你妈去帮助装殓。”我吃了一惊，眼前立刻浮现出清叔那张什么时候都笑呵呵的黝黑的脸，这个几乎就是看着我长大的清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也才刚刚60岁的年纪。按照现在年龄段的划分，他正值中年，生命正处于有穿透力的时候。但是，他却选择了离开尘世。 听父亲说，清叔在一个月前被查出肝癌。起初，他只是感觉到身体里的某个部位有些不适，但并未在意，后来，这种不适越来越影响到他的正常生活，就独自上县城的医院检查。医生问他是否有家人同行，他说他一辈子单身，更无子嗣。于是，医生就把实情告诉了他。其实，清叔骗了医生，他不但有老婆，还有一个儿子，只是老婆和儿子都在广州打工，平时难得回家一次。清叔就这样一个人独居在山村。 后来我想，清叔也许不是真的要欺骗医生，而是出于他自己心里的一种下意识。他觉得自己并未享受到家庭应有的天伦之乐，逢年过节，他需要一个人独自对着冷月孤灯，这样的情景，让他觉得自己与一个孤家寡人无异。当清叔在得知自己患上不治之症后，并没有表现得很绝望，他回到村子，依然与左邻右舍相谈甚欢，只是给也在南方打工的兄弟打了个电话，说明了自己的病情。倒是接到他电话的兄弟表现得惊慌失措，忙不迭地把这一信息转达给了他的老婆和儿子。 当生离死别真真切切地来到时，血浓于水的亲情还是显示出了它的原始属性。清叔的老婆儿子，在第一时间赶回了老家。他们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动员他上医院治疗。这个时候的清叔似乎早已看淡生死，任老婆儿子如何劝说，就是不为所动。对于清叔的举动，我虽然无法揣摩个中缘由，但有一点我是明白的——钱花了，最终还是免不得一死。我相信一生都从容淡定的清叔一定知晓这个道理。他的儿子已经年过三十，到现在都还没能谈上女朋友，他不想让自己行将就木的病躯，让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从而影响自己儿子的终身大事。尽管他也在心里想看到儿子娶妻生子，完成他作为爷爷的人伦之趣。 于是，他趁着老婆和儿子出门办事的一天，自己在家里宰了一只鸡，美美享受了久居乡村的他在人间的最后一顿饕餮大餐，然后悠悠乘鹤西去。事后，觉得蹊跷的老婆儿子，从他收拾的干干净净的厨房里知道了真相，他在那顿大餐里给自己下了毒，选择如此决绝的方式，宁静地离开了人世。在清叔看来，这样的离世方式，是最为体面的轰然而去。  参加完清叔的葬礼，我就在想，在已经面目全非的老家山村，一个生命降临于世，累死累活地苟活几十年，最后，就如清叔一样，悲壮地死去。因为卑微，短短几十年的人生，注定了无论是活着，或者是死去，都不可能留下什么。即便是镌刻在墓碑上的名字，也很快会在岁月的风霜雪雨中悄悄蚀去。时间在埋藏生命肉身的同时，也就让人的一生永远的消逝了。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实在是忍不住心生悲凉——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更让我深感疑惑。从我读到的有限的书本中，生命似乎是可以以多种形式，在泥土之上用精神来铭记和延续的，即一个人的活法，也似乎是可以超越肉体意义上的生命的。但是，在我曾经生活近三十年的老家山村一隅，生命却是如此的千篇一律，活过一辈子死了，被一口棺木包装起来，深埋在自己曾经走过的土地上，一个土堆筑垒起来的没有符号的印记，至多只是一种作为提醒血脉传递的存在标识。当时间过去若干年后，也就再没有谁记住了。 比如我的祖上。按照老家山村的习俗，大年三十的晚上，作为后辈人，是一定要到祖上的坟头去上香点蜡的。当我和我古稀之年的老父，以及我的儿子，来到一片埋葬着我爷爷的坟地时，我们只知道，那里，有我的祖上，至于哪个坟头是我爷爷的爷爷，或者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些隆起的土包，隐藏了这个孕育出一个浩浩荡荡家族生命的秘密。随着我们流浪他乡时日的延伸，这些日渐变小的坟头，在我父亲过世之后，就可能连同一个家族的疼痛，彻底消失在这个空旷村野的角落里，无人再忆起——在时间之上，他们的一生，就这样被失忆般地终结，成为我心底里，别人无法体会的忧伤。但是，我又会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遥想他们当年活着时的情景。他们在泥土之上，悄无声息地来去，而他们一生的行程，是否也像我这个后辈人一样，在生存的缝隙间挣扎时，布满了苦乐悲欢？ 2007年的春节，我和太太从广州回到老家过年，还没有来得及洗掉旅途上的疲惫，我的爷爷就猝然告别人世，这是我长大知事后第一次亲临现场送别至亲的肉身。其时，爷爷已经年满88岁。他在生时，经常对我们说，从年龄上来说，人活七十古来稀，而他能活到八十多岁，已经非常知足了。爷爷的一生，在我看来，颇有些啼笑皆非，作为大字不识一个的山野村夫，解放后被带上一顶地主的大帽。我奶奶曾说，爷爷给家人带来的那顶地主大帽，来自于他的对时代反应的迟钝。临近解放时，他固执己见地把勤巴苦做积攒的那点钱财，拿出来买下一片田地和几幢房屋，还没有来得及收回成本，人生就跌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等到把压在他头上，也是压在我们全家人身上的那个精神枷锁彻底去除的时候，爷爷已经进入了人生的暮年。一生过惯了苦日子的他，到了老年，仍然舍不得放下伴随了他一生的锄头镰刀，他在劳作中默默地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多年以后，当我回想起，爷爷在湘北山村那个劲吹着寒冷霜风的冬夜，淡然平静的辞世，恍惚觉得自己为生命的来去匆匆而郁结时，该是多么的幼稚。我不明白，爷爷那种平静地对待死亡的人生的境界和生命的哲学，是不是与那个桎梏了他几十年的精神枷锁有关？我不得而知。 在我的老家山村，像我的爷爷一样，匆匆走过一生的人们比比皆是。他们活过了，逐渐衰老了，然后就开始为自己平静地准备后事。他们心如止水。还有的因为病痛，被折磨得久了，也看到了久病的床前不再有孝子，自己便悄悄地作别尘世。他们的离世，很快就湮没在乡间日常的琐碎里，像一缕薄暮，不留一丝痕迹。  在时代的变幻中，如今的乡村，也已经与曾经的过往匆匆作别了，那些生长于泥土的人们，再也禁不住外面世界的诱惑，泥土之上的生活已无法满足来自于他们身与心的欲求，父辈们苦似黄连般的劳作，让他们千方百计地逃离泥土，来到遥远的异乡，寻觅另外的生活方式。他们的骨子里，没有存留一点故土乡村，他们在异乡拼了命地挣钱。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因为种种原因，客死他乡。最终，他们只能是化成一捧骨灰，被亲人带回曾经被他们遗弃的土地上安葬。故土终究是宽厚且仁慈的，总是能宽容这些飘游于异地它乡的孤魂野鬼。 四年前，我同学的哥哥，本来在山村里有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一个手艺不错的乡村医生，但他不顾老伴和儿媳的劝告，执意来到广州，在一间私人诊所里打工。有一次，老板安排他到一座工业区去为一位发高烧的工人输液，没想到在过马路时，被一辆飞驰的小车撞飞了。他的儿子儿媳妇想尽好多办法，想将他的尸骨拉回老家山村，最终未能如愿。回到家里的只能是一个小小的骨灰盒。今年春节回家过年，我从他的坟头边路过，看到本来就不大的坟头，已经被荒草和灌木掩盖，听同学说，他哥死后不久，他在城里工作的儿媳就接走了他们孤独的母亲，从此，几间在当年轰动了乡亲们的老屋，连同同学哥哥的已掩埋于地下的骨灰盒，就留在了山村里。照这样下去，多年以后，他儿孙的儿孙们，要想再回来寻找他的坟头，恐怕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到那个时候，一个曾经体面地存在于山村的乡土人物，他一生的荣辱与悲欢，就将被时间的尘世所吞噬，而不会有一丁点儿回声。 实际上，这是当今所有严格意义上的乡村人最后的结局。为此，我常常深陷于无尽的伤悲，作为这这块土地上的平民，尽管他们的一生，凡庸平常，但他们仍然是一朵曾经盛放过的花，即使落入于尘土，也值得我们去敬畏。 作者 龚小萍 自由撰稿人，客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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