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瑞与妻子瑞芬的合影 编者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国内移居香港的印尼归侨，多数都已步入中年，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新环境,一切要从零开始，虽然他们多数都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但由于港英当局不承认我国颁发的学历证书, 加上语言障碍，初到香港时只能在工厂打工做粗活。 本文作者东瑞，系香港知名作家, 原名黄东涛，祖籍福建金门。1945年出生于印尼，1960年回国，1969年毕业于华侨大学中文系，1972年移居香港。本文生动讲述了他初到香港堅強面對逆境努力拼搏奋斗的归侨故事。 老归侨的故事(第153篇) 漂泊的日子 图文/東 瑞(印尼归侨) 作家艾蕪說過：「人生飄泊最消魂」。 身為華僑一份子，最能體驗個中滋味。我們的祖父輩，年輕時候，便手拎一個破藤箱，乘著大輪或舯舡，漂泊異鄉，歷盡人生苦難。 輪到我們這一代：在他邦土生土長，而後返國求學，又再度來到花花世界、繁華一都－－香港。幾種社會我們都生活過，算是另一種「人生漂泊」。 不過，這另一種「人生漂泊」，雖然沒有艾蕪式的爬山越嶺，餐風露宿，卻也夠驚心動魄，充滿了人生的驚濤駭浪。那是人生的戰場——社會。 雖然從小學六年級起我就培養起寫作投稿的興趣，在雅嘉達的華文報《生活報》發表過我的第一篇習作《阿牛》，初中時參加全校作文比賽也榮獲過冠軍，但動亂十年，我一類的僑生，被訓練得只會寫「批判」文章，要不就是「深挖自己靈魂深處」之類的「自我爆發」或「檢查」，所謂「文藝創作」的園上是荒涼而片粒不收的。 七十年代初期，便踏上香港這小島。臨別母土那幾天，五十、六十年代在香港電影中見到的那些香港市風、穿旗袍而聳胸蜂腰的香港女人、七十二家房客式的高樓大廈，……便幻化成一片夢。 這夢幻，我把握不住。並不將它想得太美好，像一些人一樣，以為連它吹出的風也是香的。也許，它不過是我一家人的暫停處，我們將如飄飛的倦鳥，棲息一會，就再度飛向椰風蕉雨下…… 我已經做了各種各樣最壞的準備。 小夫妻新婚不久，感情很好。這是克服困難的一個小力量。不過，我雖迷戀過《茶花女》那悱惻纏綿的情調，在繁華的都市里，從不相信人憑愛情，憑卿卿我我就可以過得很好；雖然有寫作的興趣，也不相信人在餓了三天三夜的情況下，抓得住筆，寫得出文章。 來到這夜景燦爛、迷人的「天堂」——香港，見到報攤刊物林林總總，更激起我對將方塊形文字排列組合，變成鉛印字印在報紙上產生更大好奇，更大興趣，但我依然不能不將雙眼先緊盯在自己的肚皮上。 我們最需要的是麵包，麵包，麵包！ 嬌妻小產臥床，更使我心急如火焚。七十年代初期的香港，經濟並不景氣，百業衰退，找份工作，並不容易。我們受不住貴租之苦，從繁鬧的銅鑼灣搬到九龍。 房東是個和「肥肥」差不多一樣寬的胖女人，心地善良。最初她也像別人一般，執行的是「炊食免問」的出租「政策」，而後見我們每天在大廈對面的小餐廳吃一碟二元八角的揚州炒飯，達兩個月之久，終於良心發現： 「黃先生，黃太，為甚麼你們不在家煮吃呢？」 噢。我們天天都在等她說這一句話呀。當時，租房是「有孩免問」、「免炊食」的。我們住在一間七十平方英呎不到的斗室，睡覺、吃飯、煮食、寫信、迎客共一爐，寒酸窘迫，卻也其樂融融。 妻在電子廠做女工，十三元一天。男子去幹女活，自是降了一級，一天十一元。我覺得這是「大」才小用，男不如女，是一種恥辱，沒有幹成。找職業的日子真是苦惱萬分。父親從南洋屢屢來信，安慰和鼓勵我：「大丈夫何患無職？」 接著和妻子一起進了一家塑膠玩具廠做事。曾有一次肚子不爭氣，拉出的不是屎而是水，洗手間三進三出，引起工頭的注目：更有一天午後，成群的瞌睡蟲向我眼皮大舉進攻，我的頭一篤一篤地，差點一頭裁在電烙鐵上，整個人險些兒也變成穿窿玩具。 接著不是辭職就是換工作，失業，找新職，工作，不幹……惡性循環。唯因麵包太需要，太誘人，縱有悲傷的歎息，於我也非常短暫。我的求生意志從不消沉、氣餒，反而被磨練得又韌又硬，臉皮也愈變愈厚……我想：堂堂男子漢，憑著雙手謀取溫飽，又何羞恥之有！ 我開始進入「七彩」的人生。 進入一家印染廠。每天和各種顏色的染漿接觸，守在機器旁，為長長的一匹匹白布染上各種花圖案。明白了我們身上穿的衣服從何而來，市面上來來去去的人們，為甚麼會有那麼些漂亮的皮遮在身上，其實也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當然，我們也學會了偷懶。那是對所得酬勞和所付出汗水太不相符的一種報復！上夜班之際，我們幾個相好的夥伴輪流將自己的軀體滾進寫字樓的台下，在亂布堆中偷得半夜閑，一邊抵禦著化學染料的強烈氣味，一邊睡那半生不熟的覺。 打蠟的「大筆桿」 上早班六時就出門，有一個情景我至今仍閉目難忘。那時我常常路經廟街，不時看到全身黑衣的老鴇母躲或站在屋簷下，公然向路過的我，「笑盈盈」地打招呼： 「先生，要不要找姑娘『傾下』？」 我雖入世未深，但相似的情景，早在我僑居雅嘉達時見過。那時少年的我，不過才十二三歲，每次經過哈奄烏祿大街時，在一座大橋下暗處，就看到阻街女郎以同樣的問話問我，悲慘的媚眼之下，有時還開出明碼實價。 廟街為男人街，夜裏中下層男人在此做買賣，是著名的不夜天。然而這兒的唐樓破舊不堪，一大批遭人控制的或自願的妓女在那些唐樓裏做著出賣皮肉的「生意」。 我彷佛看到了一張張年老色衰的蒼白面孔，看到了女郎們又熟練又機械的程式，以及她們那可憐的、麻木的肉體…… 這感觸太深刻了。我遂對廉價的三毫子流行小說產生極大的反感，認為那不過是編造出來的一派「美麗謊」（香港賽馬中一匹馬的馬名）。 人生充滿血淚，社會不乏疾苦：不獨是旋轉舞臺旋出的色彩那麼燦爛的，也不獨是舞會上衣香鬢影、酒酣耳熱、翩然相擁、快樂跳舞那些美妙詞兒可概括的！ 我有寫作的衝動。然而只能寫些片言隻語，零感碎想。 「每月加薪二十元！」 有一個聲音在耳畔響起。多麼美妙動聽，將自己和妻子養胖一些，又是多麼可愛呢？但我有點猶疑，畢竟那項「活兒」我們不會習慣呀。 「你以前拿的是小筆管，現在拿的是大筆桿，委屈是委屈了一點，但錢多，每個月加二十元！」介紹人像哄小孩子一般地哄我，我心動了。 二加二等於四，小學算術題那麼簡單。還不幹？ 我被「打蠟工」所引誘——開始抓那大筆桿：掃把和打蠟機了。每天報到的地點，是在一家老牌夜總會的後樓梯口。那是殘飯、剩羹、空酒瓶、各種垃圾堆積之處，光線黝黑，臭氣熏天。 我和夥伴給夜總會舞池打蠟，讓紳士淑女們相擁時能舞得更滑溜，更美妙輕鬆；而我渾身又酸又痛，又有甚麼關係？有一天，我也會在那舞池上跳舞。這種被認為低賤的工作不能沒人做，總得要有人做。 我們給大得像廣場的寫字樓大廳打蠟，一整天就蹲、爬在地上上蠟，有時還「鑽」進桌子底下去－－那時飲食少有大魚大肉，腹部的收縮功夫很好！－－讓辦事的文員們能在明亮如鏡的地板上走得更舒暢，工作效率大增：而我整個人汙黑巡遢，回家洗一洗，不就雪白滑膩了？ 所以，雖然我有時也有抓掃把橫掃一切的憤懣，卻也很能堅忍，不睬拋擲過來的白眼；何況以雙手雙腳、憑力氣去賺取生活資料，光明正大得很。 跟車的送貨工 兩個月後，面臨更大的挑戰。一倍的薪酬使我更加怦然心動。但那付出的代價也成倍猛增了。朋友說：當苦力，跟車送貨吧！ 那時我的體型，還沒現在的「大只」，氣力也有限。憑的是「咬一咬牙」，乏力時，再勸自己「將牙再咬緊一些！」這樣力氣就出來了。肩扛一百磅的箱子（內裝衣服或布匹），我感到吃力，當扛不起時，朋友在旁幫一把，但我內心在哭泣。我有堅忍的、不為生活艱辛屈服的堅強意志，然而，上帝為甚麼有眼無珠，不賦與我赫格勒斯般的氣力呢？ 當體力在磨練中暗長；當大熱天，汗揮如雨；當熱雨驟來，汗雨相混；當背心每每擰出大量的水來，我已逐漸沒有淚了。生活，有許多我們不能克服的難關，但，生活同時也有許多薄弱的環節，我們是可以克服的。 一滴汗，一分錢。 記得第一次領到一千五百元，我雙手都強烈地顫抖起來了。這在富豪大亨們講一句話、動一根指頭、撥一次電話就不難賺到的數位；這在超級鉅賈花二十萬美金買得紅得發紫的大明星陪睡一夜的年代足以讓人恥笑的數字，於我這樣一個大學畢業生來說，幾乎將命豁出去，那麼艱難才賺得！一分一角都浸透了汗水。 拍檔說：給歹人打劫，就血本無歸，等於白乾一個月了，向誰報銷？於是，我們搭「的士」回家，而人，一到家就聽到一陣交響樂在衣服內奏起，並不好聽，一看，原來全身骨骼格勒格勒，已累得要斷裂，一張嘴巴也不想吐一個字了。 幹了兩個月，因病請假，被炒了魷魚。 而後是痛苦不堪的失業的日子，前前後後也有一年光景吧。 妻子為我做出了至今我回想起來仍覺跡近殘忍的犧牲。我們曾不要過自己尚未出世的孩子。妻在工廠做工，……她一直毫無怨言；她若是一個不顧夫妻情義的女子，完全可以拋棄落魄中的我而去。然而她沒有這麼做。她常常勸我不要心急，有合適的工作才去做吧；她說一人所賺還是將就可以度日的。 這期間我走遍了官塘、荃灣等工廠區，到每家工廠的人事部推銷自己，將自己廉價大出賣。 「是不是請人啊？」 「雜工，十五元一日。」 「我想做。」 「剛剛請了人。」 「掃地工總有吧？」 「沒有了。」 經濟危機，百業蕭條，最廉價的工作也有人滿之患。這期間，我痛苦地做了「家庭主男」，榮升為「廚房師傅」，頗學會了做三兩道好菜－－紅燒鯇魚和香噴噴的楊州炒飯就是那時的傑作，至今還令妻和朋友們念念不忘。另一個「充實日子」的方法是寫作。寫了十分幼稚的《瑪依莎河畔的少女》和根據我一些經歷為素材的、「洩憤」之作《天堂與夢》。 我又廣泛搜集素材，為寫兩部華僑題材的長篇小說《出洋前後》和《鐵蹄人生》作好準備。 在人海中沉浮、掙扎，為生活苦惱奔波，長達四、五年之久。我毛遂自薦寫信給出版社，想出一本書；因為這偶然的機緣，我在一家小出版社做了發行員，為推銷圖書而走遍港九大小書店，一做就是三年。 蹩腳的「木行經理」 一九七九年，蒙一個大老闆「關照」，當上了一家木行經理。可是書生氣十足，未諳商場風浪險惡，苦苦支撐，十個月工夫，全軍盡沒。這是我感到和失業時期一樣痛苦的十個月，因為老闆有「只許賺，不允虧」的壓力：另一方面我每天需向客戶追債，昧著良心而心狠手辣，有違我做人宗旨。何況我缺乏油嘴、滑舌和靈腦、慧眼，祇能夜夜頻做惡夢，不知木行如何收攤？時時心驚肉跳，因為慘敗賠不起。終於，雖然我為爭取好生意出盡吃奶力，依然背上「虧損×萬」的黑鍋。木行在慘澹中關了門，行家們都莫名其妙：那個昨天還在聲嘶力竭大講其三夾板如何好如何好的黃先生，怎麼一個早上工夫去了影蹤？ 我這個蹩腳經理唯一的收穫是：在搬運三夾板的鍛煉中肌肉猛長，比以前更「發達」；但頭腦倒不簡單，深感：叫一個缺乏興趣的人幹不適合他的工作，一定幹不好。木行關門，我被安排在該行寫字樓做辦事員，祇做了一個月，並不欣賞上司頤指氣使的臉色，便宣佈老子不幹了！ 我是不折不扣的華僑子弟，血管裏流著我父母的血液。 我永遠記住我父母的教誨：做人要挺起胸來，不要害怕。母親的堅強性情深刻地影響著我。我從父親那裏學到踏實做人；從母親那裏學到刻苦、堅忍，無論在生活中遇到怎樣大的困難和挫折，從不低頭，而是默默去克服一切。 我在社會上漂泊的日子，終於在1980年有了轉機，我因為參加了某出版機構舉辦的《書與我》徵文比賽獲得冠軍，進入該機構做圖書宣傳員和刊物編輯，開始了我為期八年的“文化生涯”。1988年我再次跌落到人生的最低谷。直到1991才遇到大機會，開始了與瑞芬牽手虎山行闖天下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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