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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读城记》——成都府

2018-02-04  sccdxl_20...

成都是府。

成都是天府。

天府的人好安逸。

府,原本是储藏文书或财物的地方,也指管理文书或财物的官员。周代官制,设有“天府”一职,“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看来是给周天子守库看家的。所以后来,天府也泛指皇家的仓库。天子富有四海,富甲天下,皇家的仓库通国库,自然是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要什么宝贝就有什么宝贝。由此可知,一个地方,如果被冠以“天府之国”的称号,当然也就是天底下最好的所在 《战国策》云:“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汉书·张良传》也有“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说法。不过,两书所说的“天府”,都不是指成都,也不是指四川,而是指关中地区。后来,成都平原的优势明显超过关中平原,“天府之国”的头衔,便几乎成了成都和成都平原的专利。

说起来,成都号称“天府”,是当之无愧的。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约摄氏17度,平均降水量约980毫米,气候之好,是没说的了;一马平川,良田万顷,草木常青,渠水长流,地势之好,也是没说的 至于物产之丰富,生活之便利,在咱们中国,更是首屈一指。民谚有云:“吃在广州,穿在苏州,玩在杭州,死在柳州”,无非说的是广州菜肴好,苏州丝绸好,杭州风景好,而柳州棺木好。但要说都好,还是成都。广州、苏州、杭州、柳州的好处,成都都有,却无其不足。成都地方比苏州大,气候比杭州好,好玩的地方比广州多,好吃的东西比柳州多,何况夙产蜀锦、号称“锦城”,还怕没有好衣服穿?吃好了,穿好了,玩好了,便是死在成都,也是“快活死”、“安乐死”,是“死得其所”吧?

更何况,成都的文化积累又是何等厚实 两汉的司马相如、扬雄不消说了,唐宋的李白、三苏也不消说了,王维、杜甫、高适、岑参、孟浩然、白居易、元镇、贾岛、李商隐、黄庭坚、陆游、范成大,哪一个和成都没有瓜葛,哪一个没在成都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章?武侯祠、薛涛井、百花潭、青羊宫、文殊院、昭觉寺、望江楼、王建墓、杜甫草堂,哪一个不是历史的见证,哪一个没有“一肚子的故事”?有如此之多文化积累的城市,天下又有多少?也就是北京、西安、南京几个吧?

这就是成都。诚如王培苟《听雨楼随笔》所言:“衣冠文物,济于邹鲁;鱼盐粳稻,比于江南。”成都,确实是我们祖国积累文化和物产的“天府”。

物产丰富,吃食就多;文化丰盈,话题就多。于是,成都人的一张嘴,就怎么也闲不下。成都人能吃也会吃,能说也会说,吃能吃出花样,说能说出名堂,而最能体现成都和成都人这一特色的,便是成都的茶馆。 一 成都的茶馆有句老话:北京衙门多,上海洋行多,广州店铺多,成都茶馆多。

这也不奇怪。北京是城,而且是京城。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国脉所系,中枢所在,自然衙门多。上海是滩,开埠早而摊子大,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五湖四海风云际会,欧风美丽浪打潮回,洋人多自然洋行也多。广州是市,以商为本,以贾为生,一天不做生意,就一天也活不下去,店铺能不多 可见,衙门多也好,洋行多也好,店铺多也好,都是北京、上海、广州的城市性质所使然。

成都就不一样 成都不是京城,用不着那么多衙门;没有外滩,也用不着那么多洋行。成都当然也有店铺,但多半是饭铺、衣铺、杂货铺,少有广州那种财大气粗的银行、商号和当铺。因为成都毕竟不是广州那样的“市”,不想做也做不了广州那么大那么多的生意。成都是府,是富饶丰足的天府,而且“养在深闺人未识”,深藏在祖国大西南群山环抱之中,只有聚集没有耗散,只需享用无需奔忙。如果说,上帝亏待武汉人,有意安排武汉人吃苦(详《武汉三镇》一章),那么,他就厚爱成都人,有意安排成都人享福。成都和武汉一样,都是那种不东不西不南不北的城市:依长江划线,它在北;以秦岭为界,它居南;和武汉在同一纬度,离拉萨和上海差不多远。然而,两地的自然条件却差得远。武汉是冬天奇冷夏天酷热,兼东西南北之劣而有之;成都则冬无朔风劲吹,夏无烈日曝晒,兼东西南北之优而有之。它的天是温和的,它的地是滋润的,它的物产是极为丰富的,而这些物产的价格又是非常便宜的。生活在这块风水宝地上的成都人,自然也就用不着操那么多心,费那么多力,做那么多事情,只要消消停停悠悠闲闲地过日子就行

那么,怎么过才消停、才悠闲 当然是泡茶馆。

说起来,茶,原本是中国人的爱物。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只要是中国人,很少有不爱喝茶的。不过,最爱喝茶的,又数成都人,至少成都人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不错,江浙有绿茶,云贵有沦茶,广东有早茶,西北有奶茶,闽南有乌龙茶,北京有大碗茶,但成都人都看不上:绿茶太淡,沦茶太粗,奶茶是以茶代饭,工夫茶是以茶代酒,早茶是以茶为配角,大碗茶则只能叫“牛饮”,只有成都人的盖碗茶,才既有味,又有派。有味,是因为成都的花茶,又香又浓又经久,一碗茶冲七八遍水也无妨;有派,则因为它是茶碗、茶盖、茶船三件头俱全的“盖碗茶”,而且是在茶馆里喝的。在茶馆里喝茶,和在家里泡茶,大不一样。在家里泡茶,谁不会 显然,只有爱上茶馆,才真正算得上是爱茶。

成都人爱上茶馆。可以说,成都人是把“爱茶主义”理解为或者表现为“爱茶馆主义”的。事实上成都的茶馆也多得有如雨后春笋。据《成都通览》载,清末成都街巷计516条,而茶馆即有454家,几乎每条街巷都有茶馆。1935年,成都《新新新闻》报载,成都共有茶馆599家,每天茶客达12万人之多,形成一支不折不扣的“十万大军”,而当时全市人口还不到60万。去掉不大可能进茶馆的妇女儿童,则茶客的比例便无疑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况且,十二万人进茶馆,一天下来,得喝掉多少茶叶,多少光阴?有如此之多的茶馆和茶客,成都,实在应该叫做“茶馆之都”才好。

其实,即便在今天,成都的茶馆恐怕也仍是四川之最,中国之最,世界之最。在成都,闹市有茶楼,陋巷有茶摊,公园有茶座,大学有茶园,处处有茶馆。(图三十七)尤其是老街老巷,走不到三五步,便会闪出一间茶馆来,而且差不多都座无虚席,茶客满棚,生意好得不敢让人相信。究其所以,也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市民中茶客原本就多,二是茶客们喝茶的时间又特别长,一泡就是老半天。一来二去,茶馆里自然人满为患。难怪有人不无夸张地说,成都人大约有半数左右是在茶馆里过日子的。至于另外一半,则多半进了火锅店。看来,正如北京的城门是解读北京的“人门之门”,成都的茶馆也是解读成都的一把钥匙。茶馆其实是茶客造就的。成都的茶客,不但人数众多,堪称世界第一,而且,正如成都的球迷有资格自认为(同时几乎也被公认为)是中国最好的球迷,成都的茶客也有资格自认为是中国第一流的茶客。不错,中国人都爱喝茶,有茶馆的也决不仅止于成都一地。但似乎只有成都人,才那么酷爱茶馆,才那么嗜茶如命。对于他们来说,“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个字,是要倒起来念的。正宗的老成都,往往是天一麻麻亮,便打着阿欠出了门,冲开蒙蒙晨雾,直奔热气腾腾人声鼎沸的茶馆。只有到了那里,他们才会真正从梦中醒过来;也只有在那里,先呷一小口茶水漱漱嘴,再把滚烫清香的茶汤吞下肚去,才会觉得回肠荡气,神清气爽,遍体通泰,真正活了过来。

或许有人会说,这也算不了什么。广州人和扬州人也一样爱吃早茶。正宗的扬州人更是和成都人一样,天一亮就直奔茶馆去过早茶痛。可是,广州人也好,扬州人也好,吃早茶时居然要吃那么多的点心,这就搞不清他们究竟是吃早茶,还是吃早点。何况广州人的早茶,居然还是在饭店酒楼里吃;而扬州人则只有早上才“皮包水”(泡茶馆),一到下午便改为“水包皮”(泡澡堂)了,哪像我们成都人,从早到晚,都对茶馆情有独钟,忠贞不贰。

也许,正因为成都人是如此地挚爱他们的茶馆,古朴的、传统意义上的茶馆,才不至于在中国绝迹。可不是 老舍笔下作为老北京象征的茶馆,如今早已销声匿迹了,北京的“茶文化”已经变成了“大碗茶文化”。上海的茶馆,据说也只剩下老城隍庙湖心亭一处以为点缀,还不知光景如何。各地现在当然也都有一些新的所谓“红茶坊”或“茶艺馆”,但大多装修豪华,设施考究,珠光宝气,高深华贵,且多半有几个所谓“小姐”在那里表演来路不明的所谓“茶道”或“茶艺”,收取价格惊人的“茶钱”。至于老茶馆的那种氛围和情趣,当然是半点也没有的。说白了,它们不过只是“蒙”老外的旅游景点而已,而且很可能还是“伪劣产品”。

然而成都却很不一样。成都现在虽然也有高档豪华、专供大款们摆阔的新茶馆,但同时也保留了不少质朴简陋、专供市民们休闲的老茶馆。这些老茶馆,或当街铺面,或巷中陋舍,或河畔凉棚,或树间空地,三五张方桌,十数把竹椅,再加上老虎灶、大铁壶(或大铜壶)、盖碗茶具,也就成了市井小民的一方乐土。

环境场地如此简陋、质朴,又有什么好处 正如林文询《成都人》一书所言:“环境随意,场地简单,来往之人也就随意。”三教九流,会聚一堂,不讲等级,勿须礼仪,大家便都很自在:或喝茶聊天,乱摆一气;或读书看报,闭目养神,互不干扰,各得其所。话可以随便说,水可以尽管添,瓜子皮不妨满地乱吐,想骂娘就大骂其“龟儿子”,岂不快哉!

这其实便正是成都老茶馆大得人心之所在。本来嘛,喝茶,又不是上朝,何必要那么一本正经,行礼如仪?茶客进茶馆,原本是为了放松放松,休闲休闲,正所谓“忙里偷闲,吃碗茶去;闷中取乐,拿只烟来”。你弄些迎宾女盛装接送,服务生恭立伺候,害得茶客们眼花缭乱,手足无措,嘴上怕出错,心里怕挨宰,哪里还能放松,又哪是什么休闲?而成都的老茶馆,可以说好就好在“随意”二字,因此为成都市民所钟爱。即便发了财,当了“大款”,也仍有不少人爱进那简陋的、廉价的、不起眼的小茶馆。

不过,成都茶馆的氛围虽然是随意的,沏起茶来,可是一点也不随意。第一,茶具一定得是茶碗、茶盖、茶船三件头,谓之“盖碗茶”。三件头好处不少:茶碗上大下小,体积适中,便于冲茶;茶盖保温透气,(奇书网Www.Qisuu.Com)搅水隔叶,便于饮茶;茶船稳托碗底,隔热免烫,便于端茶。三件头的设计,可谓用心良苦。第二,倒水一定得是烧得鲜开的滚水,头道水只盛半盏,叫“养叶子”。等到干干的茶叶滋润舒展开了,才冲第二道。这时,滚烫的开水从长嘴大茶壶中飞流直下,舒眉展脸的茶叶在开水的冲击下翻身打滚,再沉于盏底,一盅茶汤,便黄绿喷香,诱人极 这,就是成都茶馆的功夫,成都茶馆的艺术。可见,成都的茶馆并非不讲服务,而是服务得十分到位,没有一点虚套套。

有如此享受,又十分随意,这样的茶馆,谁不喜欢?但,这还不是成都人爱进茶馆的全部原因。

我总以为,成都人之所以爱进茶馆,主要还因为在那里可以大摆其“龙门阵”。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国最爱说话的两个族群。有人说,只要是干活溜嗖、说话噎人、背书不打奔儿、一坐下来就神聊海哨胡抡的,一准是北京人。至于那些既爱吃又爱说,说不耽误吃,吃不耽误说,走到哪儿就吃到哪儿说到哪儿的,则多半是成都人。反正不管北京人也好,成都人也好,都是一天不说话就没法过日子的“话篓子”。有趣的是,他们也都爱喝茶,而且独钟花茶。这也不奇怪。因为吹牛聊天,断然少不了茶。没有茶,说得口干舌燥,兴味便会大减,甚至聊不下去。有了茶,可就大不一样 茶既能解渴生津,又能健脑提神,一盏清茶下肚,头脑也灵光了,舌头也灵便了,那原本就说不完的话,也就更加滔滔不绝。

所以,北京和成都的茶馆,在中国也就最有名。

然而奇怪的是,北京的茶馆终于衰落了(这是让许多热爱老北京文化的人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的事),而成都的茶馆却久盛不衰(这是让许多钟爱老成都文化的人窃喜庆幸却又提心吊胆的事),这又是为什么 我想,也许就因为北京人和成都人虽然都爱说,但说什么和怎么说,不大一样吧!怎么个不一样 要而言之,大体上是北京人侃,成都人摆,北京人说大话,成都人说闲话。

侃,有三个意思:刚直、和悦、戏弄。所谓“侃侃而谈”,就有刚直、和悦的意思;而所谓“调侃”,则有戏弄的意思。这三种意思,在北京人所谓“侃大山”中都有,即理直气壮、从容不迫和滑稽幽默。事实上,只有那些满腹经纶、口若悬河而又风趣俏皮者,才有资格当“侃爷”;也只有那些高屋建领、滔滔不绝而又妙趣横生笑料迭出者,才有资格叫“侃山”。这其实也正是北京这座城市的性质所使然。北京是京城,是首都,北京的市民,也就差不多是半个政治家。政治家嘛,一要眼界高,居高临下;二要城府深,沉得住气;三要口才好,能言善辩。居高临下,便理直气壮;沉得住气,便从容不迫;能言善辩,自然风趣幽默。有此气势、涵养和水平,当然连山也“侃”得倒,所以“侃大山”又叫“砍大山”。可以这么说,愚公移山,靠的是锄头;侃爷移山,靠的就是舌头

显然,砍大山也好,侃大山也好,要紧的是一个“大”字,也就是要说“大话”。“话”怎样才能“大” 当然首先必须“话题”大,而最大的话题又莫过于政治。实际上,北京人所谓“侃大山”,便多半围绕着政治这个中心来进行,只不过态度也多半有些调侃罢了,比如“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之类的“段子”,便最能体现“侃大山”的特征。

这样的话,当然并不一定非得到茶馆去说不可。

事实上,北京茶馆的渐次消亡,与北京说话的地儿越来越多不无关系。你想,现如今,北京有多少学会、协会,沙龙?有多少报告、讲座、研讨会?这些社团大多被北京人戏称为“侃协”,自然都是“侃大山”的好去处。运气好一点,没准还能到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或其他什么节目的演播室里,去当一名嘉宾或能插上一嘴的观众,那可比上茶馆过瘾多了,也比在茶馆里更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况且,这些地方、场合,一般也都备有茶水,或能自带茶水,而北京人对于茶水的质量和沏茶的方式又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不一定要“三件头”或“鲜开水”,自然也就并不一定非上茶馆不可。再说了,茶馆里五湖四海三教九流,哪能保证一定会碰上“可侃”之人

更何况,能侃善侃喜欢侃的北京人,是有本事把所有的地方都变成或视为茶馆的。比如“的士”司机的茶馆,就是他的小车。茶嘛,他自己随身带着;座儿,当然更不成问题;而上上下下往来不绝的乘客,便是他的听众和茶客,只是不供应茶水而已。“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他这个小茶馆里,永远都不愁没有“山”可“砍”,哪里还用得着再上茶馆?成都人可就没有那么便当。他们的“侃协”,永远都设在茶馆里,也只能设在茶馆里。为什么 因为成都人不是“政治家”,而是“小市民”,并不像北京人那样,自以为“一身系天下安危”,可以“一言兴邦”。他们要说爱说的,是“闲话”而不是“大话”。即便世界风云、国家大事,也只是当作闲话来讲,过过“嘴巴瘾”就算 闲话是上不了台面的,爱说闲话的成都人也同样有点“上不了台面”。大多数成都人,别看平时能说会道,一张嘴比刀子还快还锋利,吵起架来天下无敌手,但真要让他上台演讲,便多半会结结巴巴,颠三倒四,这个那个,不得要领。到电视台去做嘉宾就更成问题:用四川话说吧,似乎“不对”(哪有电视台说四川话的);用普通话说吧,又难免“椒盐”(成都人从来就说不好普遍话)。别人听着别扭,自己也说不顺溜,哪有在茶馆里说得随意,说得自在,说得开心,说得过瘾?

电视台去不得,的士里也说不得。《成都人》一书的作者林文询曾比较过北京、广州、成都三地的“的士”司机,结论是十分有趣的:北京的司机喜欢和乘客说话,成都的司机喜欢和自己说话,而广州的司机则几乎不说话。

广州的司机为什么不说话 我想可能有以下原因:一,广州人本来就不爱说话,没有北京人嘴那么贫,成都人嘴那么油;二,广州人说普通话比较困难,而乘客中外地人又多,交流不便,也就兴趣索然;三,广州交通拥挤,司机开车必须全神贯注,早已养成遵守交通规则,开车时不说话的职业习惯。但我以为最重要的,还在于广州是市,是商业性的国际化城市。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早已习惯了依照契约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也深知必须兢兢业业做好工作才能很好生存的道理。司机与乘客的契约,是安全快捷地送达目的地,而不是闲聊天。况且,上班时说闲话,是违反劳动纪律的,也不符合敬业精神。既然如此,说那么多话干什么?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可就没有这些观念 他不愿意把自己和乘客的关系简单地看作雇佣关系,更不愿意把乘客当货物运。如果一路同行半句话都不说,那多没有“人情味”?所以,他宁肯把汽车当作茶馆,把乘客当作茶友,而且“腰里掖着一副牌,见谁跟谁来”。更何况,北京的市民都是“半个政治家”。政治家么,自然不会放过“做思想政治工作”或“发表政见”的机会。即便不谈政治,说点别的也行。开车又不用嘴巴,一张嘴闲着也是闲着,随便说点什么,好歹大家都能解闷儿。

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大体上介乎二者之间:乘客不想说话,他也一言不发;乘客想说点什么,他也对答如流(但一般不谈政治)。上海是一个有着优质服务传统的城市,应乘客的要求与之对话,大约被看作了服务的附加内容之一,就像顾客买好了东西要代为捆扎包装一样。问题是乘客有无此项要求。如果没有,上海的司机一般也不会没话找话,多嘴多舌。

耐人寻味的是成都的出租车司机。

成都的出租车司机既不愿意像广州司机那样把乘客当作雇主或货物,也不愿意像北京司机那样把乘客当作茶客或哥们,而他又憋不住要说话,没法等乘客主动搭腔。于是他便打开对讲机,和他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穷聊个没完,或者静听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开空中茶馆”,“打嘴巴官司”,等于自己和自己说话。愿意和乘客们聊天的,为数极少。这也不奇怪。“宰相门前七品官”,天府之国的司机嘛,谁还稀罕伺候你几个“打的”的主?

说来也是,开车毕竟是工作,不是休闲;的士毕竟是工具,不是茶馆。只有茶馆,才如贾平凹所说,是一个“忘我的境界”(《入川小记》)。成都的茶馆,即便是最低档的那种,也都有几分清新(我怀疑来自那竹几竹椅和清水清茶)。坐在那茶馆里,捧一杯清茶,听四面清谈,满口清香,满耳清音,便没有谈兴也想说点什么 (图三十八)总之,只有茶馆,才是成都人的讲坛。只有在那里,爱说会说的成都人才如鱼得水,能够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口才”,把“龙门阵”摆得威武雄壮,有声有色。

那么,龙门阵究竟是什么玩意,它又为什么要到茶馆里去摆?二 龙门阵俗话说,树老很多,人老话多。老人之所以话多,除老来有闲和害怕孤独外,也因为老人阅历广,见识多,有一肚子话要说、可说。同样,一个城市如果也很古老,话也会多起来。

话多的人多半爱上茶馆。更何况,成都人的说话,不是说,也不是侃,而是摆。

摆,也就是“铺开来说”的意思。一摆”这个字,原本就有铺排陈列之意。比如摆摊、摆席、摆谱、摆阔、摆架子、摆擂台,都非铺陈排比不可。蜀人司马相如和扬雄,便是铺陈排比的老手。他们的作品,叫做“赋”。赋这种文体,后来不行时了,但它的精神,却为成都人所继承,并在“龙门阵”这种民间形式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龙门阵就是成都市民的“赋”。据说,它得名于唐朝薛仁贵东征时所摆的阵势。明清以来,四川各地的民间艺人多爱摆谈薛某人的这一故事,而且摆得和薛仁贵的阵势一样曲折离奇、变幻莫测。久而久之,“龙门阵”便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专门用来指那些变幻多端、复杂曲折、波澜壮阔、趣味无穷的摆谈。

显然,龙门阵不同于一般聊天、侃山、吹牛的地方,就在于它和“赋一样,必须极尽铺陈、排比、夸张、联想之能事。但作为市民的“赋”,则还要闹热、麻辣、绘声绘色、有滋有味,而且还得没完没 即便普普通通的一件小事,也要添油加醋,摆得七弯八拐。这样的“作品”,当然不好随便在诸如出租车之类的地方向乘客们“发表”。至少是,短短那么一点时间,是摆不完的;而摆不完,则不如不摆。总之,摆龙门阵,非得上茶馆不可。

事实上,成都茶馆的魅力,便正在于那里有龙门阵。龙门阵之所以必须到茶馆里去摆,则因为只有在茶馆里,顶尖高手们才有用武之地,听讲的人也才能真正一饱耳福。茶馆日夜开放,茶客多半有闲,时间不成问题,此为“得天时”;茶馆环境宽松,氛围随意,设备舒适,可站可坐可躺,时时茶水伺候,摆者不累,听者不乏,此为“得地利”;茶客多为龙门阵之“发烧友”,目标一致,兴趣相同,摆者有心,听者有意,一呼百应,气氛热烈,此为“得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得,龙门阵自然百战百胜,越摆越火。

龙门阵的内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既有远古八荒满含秘闻逸事古香古色的老龙门阵,也有近在眼前出自身边顶现代顶鲜活的新龙门阵;有乡土情浓地方色重如同叶子烟吧哒出来的土龙门阵,也有光怪陆离神奇万般充满咖啡味的洋龙门阵;有正经八百意味深沉庄重严肃的素龙门阵,也有嬉皮笑脸怪话连篇带点黄色的荤龙门阵”(林文询《成都人》)。不消说得,新闻时事自然也是龙门阵的重要内容之一。新闻时事从哪里知晓?一是电视,二是报纸。新闻时事既然为成都人所关心,则成都的报业也就当然兴旺发达。有人说,成都有三多:小吃店多时装店多报摊子多。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成都人好吃,则小吃店多;成都人爱美,则时装店多。至于报摊子多,则因为成都人喜欢摆龙门阵,很需要报纸来提供谈资。

成都人确实是很爱看报的。成都街头报摊多、报栏多,成都的报社也多。大大小小各种日报周报、晚报晨报、机关报行业报,林林总总据说有数十家之多。成都人看报,又不拘本地外地,全国各地的老牌名报,在成都也都拥有自己的读者和市场。成都的报栏(包括各报社门前的报栏)也没有“地方主义”思想,一视同仁地将外地报纸和本地报纸一字儿展开,让成都人大过其报瘾。所以,每天一早,报栏前就总是围满了成都人。

过完了报瘾,就该过嘴巴瘾,摆龙门阵 上哪里去摆最过瘾?当然是茶馆。因为在报栏前摆,时间有限;在家里面摆,听众有限;在单位上摆,影响工作倒在其次,不能尽兴才是问题。还是茶馆里好。茶馆是成都市民的“政协”,每个人都可以参政议政、发表高见的。(图三十九)高见发表完了,手边的一张报纸正好用来蒙脸,呼呼大睡。反正议论时事的目的是过嘴巴瘾,剩下的事情也就管不了那么多。可以说,北京人爱谈新闻时事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成都人爱谈新闻时事则是为了摆龙门阵。

那么,成都人又为什么如此热衷于龙门阵

一个简单的解释,自然是成都人爱说也会说。“重庆崽儿砣子硬(重庆人敢打架),成都妹娃嘴巴狡(成都人会吵架)”,成都人的嘴巴功夫是全国有名的。

在成都,嘴巴功夫最好的,不外乎两种人,一是小商贩,二是女娃娃。成都小商有句行话,叫“赚钱不赚钱,摊子要扯圆”。摊子怎样才能“扯圆”?当然是靠嘴巴吆喝:“耗儿药,耗儿药,耗儿一吃就跑不脱”;“买得着,划得着,不买你要吃后悔药”。你说是买还是不买 女娃子也好生了得。你不留神踩了她的脚,她会说:“咦,怪事,你是三只脚吗咋个?牛都过得倒你过不倒?”她要是踩了你的脚,也有说法:“挤啥子挤啥子,进火葬场还要排队转轮子的么,瓜不兮兮的,出得倒门出不倒门?”你说是和她吵还是不和她吵

的确,成都人好像天生就会说话,天生就会“涮坛子”(开玩笑)、“冲壳子”(吹牛皮)、“展言子”。其中,“展言子”最具特色。所谓“展言子”,就是说话时讲几句谚语歇后语,而且藏头藏尾,让你去猜去想,在心领神会中获得乐趣。比如事情有点玄,就说是“癞蛤蟆吃豇豆”,意谓“悬吊吊的”;而你如果说话离谱,他则会评论说:“你咋个吃苞谷面打呵欠”,意谓“尽开黄腔”。诸如此类的说法,可真是“和尚敲木鱼”,——多多多。

于是,简简单单一件事,到了成都人的嘴里,就会变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即便骂人的话,也是一套套的。比如某人智商较低,或做事欠考虑,成都人不说他傻,而说他“瓜”。其实,这“瓜”不是冬瓜西瓜南瓜葫芦瓜,而是“傻瓜”。因为要“展言子”,便略去“傻”而称“瓜”。由此及彼,则又有“瓜娃子”、“瓜兮兮”乃至“瓜眉瓜眼”等等。说一个人“瓜眉瓜眼”,显然就比说他“呆头呆脑”或“笨手笨脚”要有意思多了,也有味道多

又比方说,弄虚作假,在成都人那里,就叫做“水”。其起源,我想大约与酒有关。因为卖酒要做手脚,无非就是掺水。所以,日常生活中,便多用“水货”这个词来指伪劣产品。推而广之,则一个人说话不算数,或做事不到位,成都人便说他“水得很”。由此及彼,则又有“水客”、“水功”、“水垮垮”、“水漩儿”等说法。再比方说,一件事情没有办成,就叫“黄”或“黄了”,其他地方的说法也是这样。但成都人则进而发展为“黄腔”、“黄棒”、“黄浑子”、“黄苏苏”,甚至还有“黄师傅”和“黄手黄脚”等等。

看来,成都人对待话语,就像广东人对待中央政策,讲究“用好用活用够用足”。成都人说话,是十分“到位”甚至不怕“过头”的。比方说,红,要说“绊红”;绿,要说“翠绿”;白,要说“雪白”;黑,要说“黢黑”;香,要说“喷香”;臭,要说“滂臭”。总之,是要把文章做足,才觉得过瘾。

过什么瘾?当然是过嘴巴瘾。事实上,成都人说话,除了有事要说外,更多是说着玩,颇有些“为艺术而艺术”的派头。后面我们还要讲到,成都人是非常爱玩的。在成都,熟人见面,除问“吃了没有”外,多半也会问“到哪儿去耍”。但成都人的“玩”或“耍”,又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必须同时伴以“吃”和“说”。(图四十)不管是郊游远足,还是游园逛街,都必须有好吃的,也必须一路说将过去。到了地方或走在半路,还要泡泡茶馆。如果走了一路,居然无话,那就只能算是“赶路”,不能叫做“耍” 如果居然又没吃没喝,那就无异于“苦差”,更不能算是“玩”。所以,无论什么豪华新鲜的场合,如果没有茶喝,没有好东西吃,不能尽兴聊天,成都人就不屑一顾。反之,只要能大摆其龙门阵,那么,不拘到什么地方,也都可以算是“耍”。事实上,说起“到哪儿去耍”,在成都人那里,也就多半是到哪儿去喝茶聊天的意思。总之,说话,是成都人玩耍的重要内容,甚至直接地就是玩耍。正如林文询所说,成都人的说话,“更多地是说着玩,把话语在舌头上颠来颠去地品味,欣赏,展示。犹如绿茵场上的好手,把一颗皮球在脚尖头顶颠来颠去颠出万千花样来一般”(《成都人》)。于是,我们便大体上知道成都人为什么爱说会说了:好玩嘛!

成都人确实爱说话玩儿。对于成都人来说,最惬意的事情,除了上茶馆摆龙门阵,就是酒足饭饱之后,在自家当街门口,露天坝里,拖几把竹椅,摆一张茶几,邀三五友人,一人一支烟,一杯茶,前三皇后五帝,东日本西美国,漫无边际地胡扯闲聊,直到兴尽茶白,才各奔东西。至于谈话的内容,从来就没有一定之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碰到什么就是什么,就像成都菜一样,随便什么都能下锅,随便什么都能下嘴。因为说话的目的不是要研究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而是要玩。因此,只要说得开心,说得有趣,就行。

既然是玩耍,就要好玩,不能像白开水,得有味道,有名堂;而玩得多了,自然能玩出花样,玩出水平。成都人说话特别有味道:形象生动,节奏鲜明,尤其注重描述事物的状态。比如一个东西很薄,就说是“薄飞飞”的;很粗,就说是“粗沙沙”的;很脆,就说是“脆生生”的;很嫩,就说是“嫩水水”的。又比如一个人很鬼,就说是“鬼戳戳”的;很呆,就说是“木痴痴”的;很凶,就说是“凶叉叉”的;很软,就说是“软塌塌”的。至于傻,则有“憨痴痴”、“瓜兮兮”和“宝筛筛”三种说法。总之,文章都会做得很足。

注重状态就必然注重表情,而最富于表情的眉眼也就当然是大做文章之处。所以,成都人说话,一说就说到眉眼上去 比如:贼眉贼眼(贼头贼脑)、鬼眉鬼眼(鬼鬼祟祟)、瓜眉瓜眼(傻里呱叽)、假眉假眼(虚情假意)、烂眉烂眼(愁眉苦脸)、懒眉懒眼(懒洋洋地)、诧眉诧眼(怯生生地)、直眉直眼(发愣)等等;而吝啬、爱喳呼和没味道,则分别叫做“啬眉啬眼”、“颤眉颤眼”和“白眉白眼”。看着这些词,我们不难想见成都人说话时的眉飞色舞。

总之,成都人说话,就像他们喝酒吃菜,讲究劲足味重,凶起来凶过麻辣烫,甜起来甜过三合泥。讲起怪话来,更是天下无敌手,相当多的人,都能达到“国嘴”级水平。比如“文革”中流传甚广,讽刺当时没有什么电影可看的“段子”:“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旧本电影,内部卖票”,据说“著作权”便属于成都人。还有那个讽刺公款吃喝的“段子”:“过去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在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据说“著作权”也属于成都人。不信你用成都话说一遍,保管别有风味。

的确,成都人是很会损人的。这一点很像北京人。不过,两地风味不同。成都人损起人来,要“麻辣”一些,比如把执勤队叫做“二公安”,把某些喜欢赶时髦的人称作“业余华侨”就是。当华侨没有什么不好,但“业余华侨”则有假冒伪劣之嫌。成都人天性中有率真爽直的一面(尽管他们也要面子爱虚荣讲排场),因此特别讨厌装模作样。一个人,如果在成都人面前装模作样,而这个成都人对他恰恰又是知根知底的,就会毫不客气地说:“哟,鸡脚神戴眼镜,装啥子洋盘嘛!”鸡脚神不知是什么神,但其所司不过鸡脚,想来也级别不高。如果居然也来摆谱,当然也就可笑。所以,跟在后面的往往还有一句:“不晓得红苕屎厨干净了没得。”

成都人当然并非只会损人。他们也会夺人、捧人、鼓励人,会替别人辩护,或者声张正义打抱不平。比如“吃酒不吃菜,各人自己爱”,或“大欺小,来不倒(要不得)”什么的。反正不管说什么,成都人都是一套套的。而且,这些套套还能不断创新,比如“你有‘飞毛腿’,我有’爱国者’,小心打你个萨达姆钻地洞”之类。

这就是功夫 功夫是要有人欣赏的,嘴上功夫也不例外。武林中人要别人欣赏自己的武功,就摆擂台,开比武大会;成都人要别人欣赏自己的嘴功,就摆龙门阵,而茶馆则是他们显示嘴功的最佳场合,所以成都的茶馆便久盛不衰。显然,摆擂台也好,摆龙门阵也好,都是一种展示,一种显摆,也是对自己活法的一种欣赏。

那么,成都人又是怎样一种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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