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之道

——百年中国考古，奠定伏羲学基础
　　内容提要 绪论综合遗传学、考古学、文献学三重证据，论证上古华夏区域四大族群的不同文化特征：西部伏羲族是唯一的彩陶族，东部黄帝族、东夷族、南蛮族均为玉器族。
　　关键词 伏羲学；两支四族；彩陶族；玉器族；甘肃大地湾；山西陶寺。
　　弁言、立伏羲学，求伏羲道
　　伏羲太极图和伏羲六十四卦，一体双生，起源于八千年前，定型于四千年前，中间经历了四千年的漫长演变。定型不久，发生了重大历史事变，即“炎黄之战”。
　　由于四千年前是前文字时代，因此伏羲太极图和伏羲六十四卦的初始命义均已失传。外国人不明白，视为“东方神秘主义”的标志性符号。中国人也不明白，一旦要用太极图，就会乱选一种，通常都会选错。
　　太极图有逆时针、顺时针两种旋转方向，每种旋转90°，即成一象，共计八象。两种旋转，各有一种标准图，各有三种变化图（图0-1、图0-2）。


　　百年中国考古，出土了与伏羲太极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有关的大量上古证据，为解开千古之谜提供了可能。但是不建立伏羲学，不复原伏羲史，即使伏羲太极图和伏羲六十四卦的考古证据出土，也会视而不见。所以描述伏羲太极图和伏羲六十四卦的诞生史之前，首先简述建立伏羲学、复原伏羲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百年考古前两件大事：甲骨文、仰韶－龙山文化
　　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一世纪初，是中国考古的黄金百年。通过工农业开发、城市建设的无意发现，全国范围的文物普查，考古学家的有意发掘，各省各地出土了上古、中古的无数宝藏。
　　百年考古，共有四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二十世纪初，发现了甲骨文。司马迁当年撰写《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之时，没见过甲骨文。司马迁以后两千年的人们，也不知道甲骨文。所以发现甲骨文，为现代人了解上古、中古打开了一个新窗口。只是新窗口太小，视野有限，所以研究甲骨文一百年，成果固然不少，仍然不够透彻，很多字尚未识读【注：甲骨文约含单字4500，目前仅能释读三分之一强，三分之二未能释读。】，已经识读的，解释也不圆满。因为甲骨文仅仅延续了数百年，距今不到四千年，属于青铜时代的中古史。想要确切理解青铜时代的中古史，必须确切理解新石器时代的上古史。
　　第二件大事，正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上古史，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发现了延续两千年（前5000－前3000）的仰韶文化和延续一千年（前3000－前2000）的龙山文化，都在有文字记载的中古史以前，也就是《史记·五帝本纪》以前，夏朝以前。出土文物之丰富，延续时间之漫长，无不远远超过甲骨文。考古发现的“仰韶－龙山”两大上古文化，与文献记载的“三皇－五帝”两大上古时代，有无对应关系，究竟如何对应，考古界、学术界争论不休，暂无定论。原因有二：表面原因，是考古新证与文献旧证不能精确对应。深层原因，是“仰韶－龙山”三千年并非上古史的真正源头。
　　二、百年考古后两件大事：甘肃大地湾、山西陶寺
　　百年考古的第三件大事，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现了伏羲族祖地甘肃天水大地湾，证明了文献记载伏羲族祖地是甘肃天水，实为信史。“大地湾文化”比“仰韶文化”早一千年，属于“先仰韶文化”。大地湾一期到五期，延续了三千二百年（前6000－前2800），时间长度超过了“仰韶－龙山”总和。发现大地湾，在百年考古的四件大事中，重要性位居第一，因为找到了“仰韶－龙山”之前的上古史源头。
　　由于甘肃不属于“中原”，所以大地湾虽已发现三十多年，仍未引起考古界、学术界足够重视，目前仅仅发掘了遗址面积的1%。由于资金不足，已经发掘的1%也无力保护，只好部分回填。所以目前可供研究的出土材料不多，本书对伏羲学的初步探索，均以1%遗址面积的出土材料为基础。但愿伏羲学的创立，有助于启动另外99%遗址面积的发掘，那么关于华夏文化、中华文明源头的实物证据，必将更加丰富完整。
　　百年考古的第四件大事，是同样发现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山西襄汾陶寺。由于山西属于“中原”，所以引起了考古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已经多次发掘、持续研究了三十多年。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陶寺中期（前2500－前2200）的一座太极观象台，它是伏羲太极图的原型和天文学基础。山西襄汾陶寺处于龙山文化末期，是龙山文化的顶峰，也是伏羲族四千年先进文化、先进历法的顶峰。本书抉发的，就是从甘肃大地湾到山西陶寺的上古四千年，伏羲族的历法史和伏羲族的东扩史。
　　百年考古不仅找到了上古四千年伏羲文化的最初源头甘肃大地湾，也找到了上古四千年伏羲文化的最后顶峰山西陶寺，又有从源头到顶峰的无数中间环节，前后井然有序，演变路径清晰。从黄河上游的涓涓细流，发展到黄河中游的滔滔洪流，最终在黄河下游，汇入中古史的辽阔大海。
　　学术界之所以不能把考古新证精确对应于文献旧证，主要原因是“中原中心论”和“仰韶中心论”，所以只重视中原的“仰韶文化”代表西安半坡、“龙山文化”代表山西陶寺，不重视非中原的“先仰韶文化”代表甘肃大地湾。“中原中心论”尽管符合中古以后、夏朝以后的四千年史实，但是“中原中心论”及其派生的“仰韶中心论”却不符合中古以前、夏朝以前的四千年上古史实，所以两者均非研究华夏上古四千年史的有效模型。用中古以后的史实，硬套上古的材料，必定牛头不对马嘴。只有放弃“中原中心论”、“仰韶中心论”的主观视角，才能客观研究上古史，理顺“先仰韶－仰韶－龙山”（前6000－前2000）的源流关系，复原上古四千年史的完整叙事。进而接续中古以后四千年史的完整叙事，呈现华夏八千年史的真实全貌。
　　三、遗传学厘清线路：华夏先民，一源两支
　　甲骨文出土以后，王国维论证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商王谱系乃是信史，就此成为中国新史学的开山之祖，开创了全新的历史研究法“二重证据法”：研究纸上的历史文献，必须与地下的出土文物相互印证。“二重证据法”至今有用，但已不够。因为现代科学又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可靠的第三重证据，就是遗传学的证据。DNA检测，是历史研究的最新科学利器，应用于现实，可以鉴定亲子关系，判明是否父子；应用于考古，可以鉴定两个考古遗址所属的族群，是否同族，谁先谁后，进而厘清族群的迁徙路线、辐射范围，判明两个乃至多个考古遗址，究竟是同族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还是异族之间的文化传播关系。
　　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的李辉、金力，通过大量检测上古遗址墓中遗骨的DNA，主要是属于父系的Y染色体，勾勒出了东亚人类的来源地、到达地、迁徙路线，为厘清华夏上古史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下面是其论文《重建东亚人类的族谱》的智人迁徙华夏路线图（图0-3）。【注：文见《科学人》2008年8月号，总第78期。】

　　遗传学告诉我们，全世界的一切现存人类，无不起源于20万年前出现于非洲的智人。世界各地发现的所有远古人类，只要超过20万年，无论是中国境内的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还是中国境外的爪哇猿人、海德堡猿人，甚至最为接近智人的直立人，如尼安德特人、丹尼索沃人，所有非洲以外的早期人类，都不是中国人和全球现存人类的直系祖先，仅是进化树上另一分杈的近亲。
　　图0-3的深色箭头显示，10万年前从非洲东海岸走出一支智人，即“早亚洲人”。他们的迁徙路线，始终沿着海岸：非洲东海岸，红海南端，阿拉伯半岛东海岸，波斯湾以东海岸，印度次大陆海岸，最终到达澳洲和东亚。基本没有进入华夏区域。
　　图0-3的浅色箭头显示，7万年前从非洲腹地又走出一支智人，即“晚亚洲人”。他们的迁徙路线，刚开始不是海岸线，而是从地中海东端、红海北端，绕过波斯湾西端，经过西亚腹地、印度次大陆北部，在印度东部分为两支，进入华夏区域。两支的分手之地，在梁州西面。
　　晚亚洲人西支，箭头朝北，先在梁州北面，向东分出一小支，走向荆州区域；主支继续北上，又在雍州、豫州之间，分出东西两小支。西小支走向雍州区域，是上古伏羲族的远古祖先。2009年甘肃天水大地湾发现了6万年前的智人遗存，正是晚亚洲人西支的西小支。东小支走向豫州区域，与上古伏羲族同源同祖。1977年河南新郑裴李岗发现了公元前5500年的先仰韶期遗址，正是晚亚洲人西支的东小支。晚亚洲人西支的两小支，只有以甘肃天水大地湾为祖地的西小支，即伏羲祖族，在公元前6000年文化发祥，发明彩陶，创造历法。而晚亚洲人西支的东小支，此后五百年仍未文化发祥，所以河南新郑裴李岗没有彩陶，没有历法。华夏全境一切其他遗址的彩陶，不仅时间全都晚于大地湾，最为根本的是彩陶纹样全都承于大地湾。所以大地湾以外的一切彩陶，全都不是各地原住民自行发明，全是伏羲族在甘肃大地湾文化发祥之后，向外扩张、传播的结果。
　　晚亚洲人东支，六万年前在梁州西面与西支分手，继续向东，穿过中南半岛北部，到达中国海岸线，沿着南海、东海、黄海、渤海的海岸线，一路北上，途中渐次滞留，成为东部沿海的三小支：
　　南小支是上古南蛮族的远古祖先，分布于扬州、荆州区域。
　　东小支是上古东夷族的远古祖先，分布于徐州、青州区域。
　　北小支是上古黄帝族的远古祖先，分布于冀州、幽州、并州区域。
　　遗传证据对应于历史文献，可以证明远古晚亚洲人的两支四族，后来成了上古华夏区域的四大族群。
　　遗传证据对应于考古遗址，可以证明远古晚亚洲人的两支，在上古文化发祥以后，有了鲜明的文化差异：
　　西支伏羲族，成了唯一的彩陶族。
　　东支三族南蛮族、东夷族、黄帝族，全都成了玉器族。
　　李辉、金力的论文，还有一个表，列举了与父系Y染色体对应的上古族群和文化类别（表0-1）。

　　表0-1把遗传学的科学知识，对应于考古界、学术界“中原中心论”、“仰韶中心论”的文化知识，被其误导，族群归类、文化归属均有可商。
　　比如第二行，陕、甘、青、藏是晚亚洲人西支，Y染色体是O3a5，这是无问题的科学知识。族群归类于“古羌人”，文化归属于“仰韶文化”，都是有问题的文化知识。“古羌人”应该改为“伏羲族”，“仰韶文化”应该改为“先仰韶文化”。
　　“羌人”的概念，产生于中古，多见于殷商甲骨文。
　　中古“羌人”的祖先，首先是上古“姜人”，即渭河中下游（支流姜水）、陕西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的伏羲支族，亦即神农族，姓姜。
　　上古“姜人”（陕）、上古“巴人”（川）、上古“藏人”（青、藏）的共同祖先，则是渭河上游、甘肃天水大地湾的伏羲祖族，其文化归属是“先仰韶文化”，比“仰韶文化”早一千年。所以他们不是“古羌人”，而是“古羌人”的祖先“伏羲族”，不属于“仰韶文化”，而是“仰韶文化”的源头“先仰韶文化”——伏羲祖族祖地的大地湾文化。
　　表0-1对玉器三族的族群归类、文化归属，也不确切。下节另制一表，正面详论。
　　四、考古证实地域，文献落实族群：华夏区域，两支四族
　　上古华夏区域的两支四族，全都得到了遗传学、考古学、文献学三重证据的相互印证（表0-2）。【注：本书所用考古年代，主要依据《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91。同时参考了众多资料，详见附录2参考文献。】

　　表0-2左面三栏，遗传种群是晚亚洲人西支，分布于华夏区域西北到西南的内陆腹地，文化族群是“华族”，也就是“伏羲族”，共同文化特征是彩陶。按照时间先后，分为三大时代，母系时代称“女娲氏”，父系早期称“伏羲氏”，父系晚期称“神农氏”。“华”字后来有两种读法，作为族名或国名读平声，作为姓氏或地名读去声。“华族”祖地是甘肃陇山（六盘山）周边，文化发祥以后四方扩张，东扩伏羲支族以陕西华山周边为支族祖地，所以一切东扩伏羲支族又总称“华族”。
　　甘肃天水大地湾，属于先仰韶期的伏羲祖族。陕西西安半坡，属于仰韶期的东扩伏羲支族。山西襄汾陶寺，属于龙山期的东扩伏羲支族。三者分别是伏羲族早期、中期、晚期的代表性文化遗址，Y染色体都是O3a5。
　　西藏昌都卡若，Y染色体也是O3a5，是南扩伏羲支族。四川巫山大溪，Y染色体是O3a4，也是南扩伏羲支族。《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了巴人是伏羲支族：“西南有巴国。太皞（伏羲氏）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遗传、考古双重证据，证实、补充了文献证据：南扩伏羲支族，先入蜀，后入藏。
　　河南新郑裴李岗，Y染色体是O3，是晚亚洲人西支东小支的后裔，上古伏羲族从甘肃东扩到河南之前的远古原住民。
　　表0-2右面二栏，遗传种群是晚亚洲人东支，分布于华夏区域东北到东南的沿海地区，文化族群是“夏族”，共同文化特征是玉器。按照从北到南的地域分布，分别是黄帝族、东夷族、南蛮族。
　　龙山末期，以内蒙古东部赤峰市周边“兴隆洼－红山－夏家店”区域为祖地的游牧民族黄帝族，南下征服晚期伏羲族即神农族，入主中原，建立第一个中原王朝“夏朝”，所以玉器三族又总称“夏族”。
　　南蛮族的祖地是长江中下游，浙江“河姆渡－良渚”区域，文化发祥时间是公元前5000年，属于仰韶期，晚于甘肃大地湾一千年。台湾大坌坑与之同祖同源，Y染色体都是O1、O2。
　　东夷族的祖地是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山东“北辛－大汶口”区域，文化发祥时间是公元前5400年，晚于甘肃大地湾六百年。Y染色体应该与南蛮族一样也是O1、O2，暂无实证。
　　黄帝族的祖地是渤海以北的西辽河流域，早期是内蒙古赤峰市周边的“兴隆洼文化”区域，Y染色体与河北磁山一样也是O1。文化发祥时间是公元前6200年，略早于甘肃大地湾，但是没有彩陶，只有素陶和玉器。中期、晚期是内蒙古赤峰市周边的“红山－夏家店”区域，受到东扩然后北进的伏羲支族影响，才有了彩陶。中期以后的Y染色体，仍以祖族的O1为主，又有来自南边的晚亚洲人东支山东东夷族O2，还有来自南边的晚亚洲人西支东小支河南裴李岗O3。之所以如此，原因是晚亚洲人两支四族，伏羲族、南蛮族、东夷族所处纬度较低，都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冲积平原，雨量丰沛，宜于农耕，所以都是农耕民族，只有黄帝族所处纬度最高，是在西辽河流域的内蒙古大草原，雨量稀少，不宜农耕，所以成了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一到秋冬，必定草尽食匮，必须南下“打秋草”。所以黄帝族的O2、O3，主要不是来自和平融合，而是来自南下掠人为奴。
　　遗传学对考古遗址的检测，目前虽不全面，却已充分显现科学价值，与对应考古遗址的族群分判、有无彩陶、有无玉器，完全吻合。极少数混杂现象，也能综合考古新证和文献旧证，作出合理解释。如果将来遗传学检测更加全面，对于厘清族群关系，价值必将更大。
　　“华夏”之所以“华”在前，“夏”在后，是因为伏羲族的文化最为先进，上古四千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炎黄”之所以“炎”在前，“黄”在后，是因为东扩伏羲支族“炎帝族”（神农族）进入中原的时间是仰韶初，“黄帝族”南下入主中原的时间是龙山末，两者相差三千年。
　　“华族”、“炎帝族”是晚亚洲人西支，“夏族”、“黄帝族”是晚亚洲人东支。
　　遗传学关于人类起源的两大理论，母系线粒体遗传的“夏娃理论”，父系Y染色体遗传的“亚当理论”，已经共同成为“智人单一起源于非洲”的坚实支柱。部分中国学者常把“人种西来”与“文化西来”混为一谈，或者出于爱国热情，既拒绝错误的“文化西来说”，又拒绝正确的“人种西来说”；或者由于迷信科学，既接受正确的“人种西来说”，也接受错误的“文化西来说”。其实远古的华夏人种“西来”，与上古的华夏文化发祥，时间相差五六万年，两者没有因果关系。五六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全球所有区域的远古智人连语言也未成熟，文化更未发祥。上古的华夏文化，决不可能由远古的智人带来。上古的中原文化，乃是另一意义的“西来”：并非来自华夏境外，而是来自华夏境内的中原之西——伏羲族祖地甘肃天水大地湾。
　　华夏境内的晚亚洲人两支四族，都是7万年前来自非洲，同出一源；都在6万年前到达华夏境内周边的不同区域，各有祖地；都在一万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文化发祥，时间略有先后。文化发祥以后，都有支族从祖地向外扩张。经过“先仰韶－仰韶－龙山”四千年的扩张与相遇，冲突与融合，战争与和平，最终是以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洼－红山－夏家店”区域为祖地的游牧民族黄帝族，在龙山末期南下中原，征服农耕民族神农族，建立中原第一王朝“夏朝”。
　　既然上古四大族群都在文化发祥以后，各自扩张，然后相遇、冲突、融合，而中古以后的第一王朝由黄帝族建立，那么为什么中古以来都说华夏祖先是伏羲族，不说是黄帝族，更不说是南蛮族、东夷族？因为伏羲族的文化水准最高，地域扩张最大，进入中原最早。所以伏羲族不是在中原与玉器三族相遇，而是在中原南部边缘与南蛮族相遇，在中原东部边缘与东夷族相遇，在中原北部边缘与黄帝族相遇。伏羲族是上古华夏区域的最大族群，虽然中古以后一度被南下的游牧民族征服，近古以降又多次被南下的游牧民族征服，但是至今仍是华夏区域和中原地区的最大族群。南下征服中原建立朝代的所有游牧民族，都是人数极少的统治民族，一旦朝代解体，即被伏羲族同化。所以今日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绝大多数人的父系Y染色体，仍是伏羲族的O3，只有极少数人，才是玉器三族的O1、O2。
　　五、陶器高于玉器：西支烧制彩陶，东支打磨玉器
　　晚亚洲人的东西两支，在文化尚未发祥的旧石器时代，没有重大差别；新石器时代文化发祥之后，才产生了重大差别。
　　西支伏羲族在先仰韶期发明了彩陶文化，创造了精密历法。
　　东支三族在先仰韶期发明了玉器文化，但都没能烧制出彩陶，只烧制出素陶，直到仰韶期接受东扩伏羲支族影响，才有了精美彩陶；也都没有创造出精密历法，只创造了简单历法，直到仰韶期接受东扩伏羲支族影响，才有了精密历法。所以东部玉器三族的文化水位，低于西部伏羲族。
　　今人生活于瓷器早已取代陶器的更高文明阶段，而且玉器的天然材质无可替代，不易理解彩陶文化为什么比玉器文化先进。其实玉石仍是石头，玉器仍是石器。但是陶器不是石器，陶不是石头，而是人类创造的第一种人工材质。如果仅有玉器，没有陶器，人类就不可能从石器时代升级到青铜时代，也不可能从上古文化升级到中古文明。
　　陶器与玉器的本质差别是，烧制陶器必须用火，打磨玉器不必用火。人类在旧石器时代脱离动物界，在新石器时代文化发祥，在青铜时代文明起源，无不被火点燃。
　　人类学会利用火，控制火，分为三大阶段。
　　旧石器时代早期是第一阶段，不会人工取火，只会利用天然火种，一不小心就会火种断绝。
　　旧石器时代晚期是第二阶段，发明人工取火，钻木取火、燧石打火等等，不再担心火种断绝。
　　新石器时代早期是第三阶段，发明了陶窑，提高了火温，烧出了陶器。正因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器发明遍布全球，所以创造陶器的四大元素“土水火风”，导致了遍布全球的第一种宇宙生成论，认为世界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组成。
　　东部玉器三族的窑温只有800－900℃，烧出了可以刻划简单思想的素陶，玉器同样只能刻划简单思想，因此知识积累和文化发展较为缓慢。
　　西部伏羲族的窑温高达900－1050℃，烧出了可以描绘复杂思想的彩陶，因此知识积累和文化发展得以提速。
　　人类脑海中的思想、知识，如果不能用恰当的载体，外化为可见形式，就不能形式化，文化发展就难以积累、进步、传播。人类语言成熟于五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此后四万年除了口传知识，只能把天然材质的山体，当成思想、知识的有形载体，于是产生了遍布全球的岩画。但是岩画不易保存，风吹日晒雨淋，容易消失；山体不能携带，无法带往新地。人类文化之所以起源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正是因为发明了陶器，有了记录思想、积累知识的全新载体，而彩陶则是最佳载体，是文化起飞的强劲发动机。所以发明彩陶的伏羲族，上古四千年始终领先东部玉器三族，成为上古华夏区域的文化发动机。
　　一切先进文化，均由先进技术支撑。没有先进技术，就不可能有先进文化。伏羲族达到了上古时代的全球最高窑温，所以烧出了上古时代的全球最美彩陶。但是今人不能仅仅满足于欣赏伏羲族彩陶的技术之“器”，更要深入探究伏羲族彩陶的文化之“道”，就是研究伏羲族彩陶纹样所记录的思想和知识。
　　伏羲族的一切彩陶纹样，都是天文纹样和历法纹样。所以本书的唯一主题，就是探索、还原伏羲族的天文思想、历法知识，描述其从起源到顶峰的完整发展过程。
　　本书上编的标题《陶器之道，开天辟地》，“陶器之道”是说，不能只研究上古文化的形而下之器，更要研究上古文化的形而上之道，也就是伏羲之道。“开天辟地”是说，伏羲祖族首先在甘肃大地湾“开天”，观测天文，创造历法；然后农业发达，种族繁衍，族群扩大；于是扩张生存区域，沿着黄河顺流而下“辟地”，先仰韶期从黄河上游扩张到黄河中游，仰韶期从黄河中游扩张到黄河下游，龙山期覆盖黄河流域两岸，辐射到长江流域北岸。
　　我把伏羲族“开天辟地”的四千年上古史，分为两个大年。
　　一是先仰韶－仰韶期的“伏羲连山历”三千年。
　　二是龙山期的“神农归藏历”一千年。
　　出土材料成千上万，本书不能细讲全部，仅仅精选与伏羲太极图、伏羲六十四卦相关的少量纹样。因为伏羲太极图、伏羲六十四卦是伏羲族四千年历法的最后成果和最高结晶，是上古伏羲族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古以后华夏文明迥异于全球其他区域文明的一切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