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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三年正月太平军顺长江而下，攻破安庆、池州、铜陵，芜湖四重镇。同年二月初十，太平军占南京，定都，改南京为天京。 咸丰三年三月初六，清廷颁布办团上谕，动员乡绅兴办团练。 位于安徽最南端的徽州府，因“群山环抱”、“山多耕地少，土壤不适耕种不适久居更不适屯兵”而“鲜有战事”，又因“鲜有战事”，自两晋以来，中原地区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乱，世家大族便将此地当做“世外桃源”分支迁徙至此安居。  徽州府地理位置（网络图片） 山多地少，明代丰年粮食仅够徽州全境食用两月，清代仅够三月，抑商与等死无异，致使这一地区“重农不抑商”； 大族迁入始终保有较高文化、政治诉求促使徽州人“重视教育”。 “南宋迁临安（与徽州相邻）”“明朝开中折色（徽商入苏扬占盐业福利）”为徽州带来两次发展机遇，徽州崛起。  清廷的办团上谕颁布后，徽州知府达秀犯了难，徽人“久不知兵戈”，虽偶有大姓培养尚武家丁，但武力也仅够震慑乡里，不足以对抗“恶匪”。退一步说，纵使聚集了这些原本各自为阵的家丁，谁能够统领他们同太平军作战？ 为解决这一难题，达秀每日延请乡绅共商御敌之策，并最终采纳了一条“毒计”：释放因带有传销性质聚众赌博，诈骗他人钱财，导致无数家庭“家破人亡”的“花会”犯罪集团头目吴定洲 ，让吴定洲充分发挥“传销头目”的能力，聚集民众团练抗敌。 为保证“团练”资金充裕且又不会给政府增加负担，达秀默许了吴定洲“重操旧业”，以“花会”（一种赌博游戏）募集资金。 两面人吴定洲得到地方政府支持后，一面表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大力发挥特有技能为政府培养御敌人才”另一面“平日间，不练兵，专寻赌博；坐飞轿，吃花酒，到处横行。” 达秀的昏庸无能伴随吴定洲的事迹“享誉四方”，徽州本地有能力的乡绅既不相信达秀的团练能保护徽州，更不愿同达秀有任何接触。譬如歙县鲍氏后裔鲍宗轼，便自募男兵，自费训练。 鲍氏的训练是成功的，太平军犯祁门，棠樾鲍氏率家丁增援，击退匪兵与太平军结下梁子。但匪兵数量庞大，终不是家兵可以抵挡的，太平军进犯歙县时，鲍氏虽领家丁协助官军与太平军作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而败退。匪兵攻入歙县后，进犯棠樾。棠樾鲍氏后裔得知“匪兵”将至，遂派人将家族最重要的祖容像、族谱藏于山中。在扬州经商的鲍家二十一代长孙鲍崇莹得知此消息后，冒着生命危险悄悄潜回徽州，藉由族人帮助进入山中，将鲍氏祖容像和族谱带回江苏东台的鲍家钱庄保管。 因祖容像过于巨大（2.5米长1.6米宽）鲍崇莹只得将其卷起，用布包扛在肩上。回东台途中，鲍崇莹遇强盗 ，为保祖容像，鲍崇莹主动交出随身所有财物。强盗打开布包，发现确实是副不值钱的“画像”后，放走鲍崇莹 。  棠樾鲍氏祖容像  正在进行研究的徽商“志成号账本”，记载了咸丰元年至咸丰十年重要历史信息 iiiiiiiiii 他们曾坚信这群“义军”不会伤害自己iiiiiiiiii 徽州人曾坚信这群“义军”不会伤害自己，误将长毛焚掠当做官兵所为： “五年郡城之失，贼入城即严启闭，禁其党四出掳掠，乡人见贼目骑马登古关岭上，徘徊良久，即退。盖恐有伏兵也。潭城渡距城最近，然皆未至。未几遂弃城退去。乡人皆谓贼不甚扰民。六年九月七里亭之战，村人皆隔岸观战，妇女亦有聚观者。比贼骑渡溪，乃奔。然未几亦即退。故十年贼陷之后，居人狃于前事，皆不肯远徙，谓贼皆必不久驻，贼入山焚掠，犹以为官兵所为，以致巨家大族无一能脱者。 ” 因“迁徙”而兴的徽州人无处可迁，饥饿感“远胜”对匪兵的恐惧： 盖自去年八月郡城失守，贼踞郡凡十阅月而始退，深山穷谷之中几于无处不被其扰。其焚掠之惨，胁迫之苦，较他郡为尤烈。徽人向之累于捐输者，今且为贼掳胁，火其居，拘其身，而索其财矣。向之惮于迁徙者，今且无地可迁，无物可载，壮者不能挈其家，老者不能顾其子。其始奔窜山岭，惟畏贼至；其后则寒饿困殆，求一饱而不可得，不复能奔窜，亦不知贼之可畏矣。 遇害者不过三成，七成人饿死（或因饥饿染病）于山间： “庚申之乱，徽人之见贼遇害者才十之二三耳，而辛酉五月贼退之后，以疾疫亡十之六七。盖去其家已十阅月，草间露处，虽大雨雪无所蔽，魂魄惊怖，无所得食，日夜奔走而不得息。当是时，家室流亡之苦，与夫屋庐残毁之痛，犹未暇计及也。比贼退各还其家，惊悸之魄既定，顾视家中百物乃无一存，而日食之计一无所出；或骨肉见掠于贼，渺然不得其音问，愁苦之气，郁于其中，而兵燹之情，动于其外，于是恤然而病矣。” 贼虽退，但徽州人财物被洗劫一空，无粮之徽物价上涨，出现食人者： “又贼未退以前，乡村粮食已尽，往往掘野菜和土而食。贼既退，米价每斗至二千钱，肉每斤五六百钱，日不能具一食。绩溪近泾太之乡村，有至于食人者。于是饥饿而毙者，亦不可胜计。吾读左恪靖伯疏稿，言浙中兵后，小民困苦之状，殆与吾州情事一辙，洵乎仁人之言也。疏云：“浙江因前困敝情形，人物凋耗，田土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届春耕之期，民间农器毁弃殆尽，耕牛百无一存，谷豆杂粮种籽无从购觅。残黎喘息仅属者，昼则缘伏荒畦废圃之间，撷野菜以为食；夜则偎枕颓垣贩壁之下，就土田以眠。昔时温饱之家，大半皆成饿莩。忧愁至极，并其乐生哀死之念而亦无之，有骨肉死亡在侧，而漠然不动其心者。臣于去冬，曾筹补救十二条刊发各属，现复筹采买豆谷种籽，购求耕牛，招集农民，来浙开垦，冀将来或有生聚之望”云云。其后吾省大吏闻之，亦亟给民种籽牛谷，以开垦而行剔征之法云。” 官军退，匪兵进，拉锯战不断，难民无所依，唯有官军掌局时才有“些许温饱”： “而休城贼伺官军之退，大掠于北乡蓝田、小溪之境，虽屡为湘营所败，然难民益无所依 ” 湘军福建按察使张忠毅公运兰遂自休宁县督军人驻郡城，严启闭，禁淫掠，贼馀粮尚多，皆平价以售于民。徽人感焉。 iiiiiiiiii 11年，消失的何止200万iiiiiiiiii 嘉庆24年（1819年）徽州289万人 咸丰4年（1853年）太平军攻打祁门 同治3年（1864年）太平军在徽战事结束 光绪30年（1904年）徽州82万人 2017年安徽黄山+安徽宣城市绩溪县+江西婺源=176万左右 咸同之乱，消失的徽州人远不止207万。在这些人中，只有少部分像鲍氏的募兵那样，死于战场。只有少数死于长毛（太平军）直接屠杀，如《歙县许村许敦本堂神主簿·先妣宋太恭人殉难事略》中记载的“先妣宋太恭人避难山中，遇贼被执。行至村之大宅门，大骂贼不绝声。贼怒甚，刃之，焚其尸于门外。同时死难妇女九人，以先妣为最烈。贼退，有自贼中逃归者，言先妣死状。“”叔祖母黄太孺人同往觅尸。至则骨烬肢残，惨不忍睹，莫可辨识。有双履犹在足，伯兄伏地号恸，曰‘吾母鞋也。” 唐模的许承尧在《歙事闲谭·宋梦兰》中如此描述太平军：“其时焚掠屠戮之惨，殆不下于明末之蜀、清初之嘉定扬州也。” 死于战场、被屠杀是一时的痛苦，大多数人“无福”承担这份痛苦，恐惧，饥饿、寒冷的冬雪、疾病，缓缓磨死这些“大多数”的心，尔后再缓缓磨死他们的躯体。 iiiiiiiiii 他们在死去的时候，若还有一丝人的意识，还有一丝希望，大抵也就是坚信这群“恶鬼”之所为将被后世铭记。 然而，他们好像又错了。记载了死难者的牌坊消失了，“恶鬼”成了正义之师，  当有人说出：“有什么好质疑的吗？即便太平天国造成了江南等地的人口损失，但是这种人口损失恰恰助于瓦解满清的经济支柱（江南地区）客观上推动了满清解体，导致清末各省纷纷独立。”时，或许，我们真的当思考，是我们的教育让部分年轻人失去了“人性”还是部分年轻人在生活中丧失了“人性”。在看待历史时，他们将自己视若“君王”，却全然不知，自己若生在当时，必是那群“尸骸”中的一具。若能送他们回去看看，他们是否还会如此“君王式”的看待“屠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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