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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开挖、畅通与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社会特殊的运行与发展轨迹。因此大运河既是一条河，更代表了一种制度、一个知识体系和一种生活方式。运河及其流经的线性区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国文化的基因之一。运河的“运”字本意为运输，但在社会体系之中，借助水的流转，“运河”成为漕粮运输、文化传播、市场构建和社会平衡的载体；在文化体系中，运河之运又与传统社会的国祚、文脉紧密相连。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大运河内涵、价值的追问，探索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路径，或应首先从其脉络源头与历史进程的文化意义谈起。 资料图 “大运河”名称的历史变化 在历史脉络中，“运河”名称的由来与变化，是不同历史节点所勾连的历史进程的反映。从典籍记载来看，早期运河多称沟或渠，如邗沟、灵渠等，天然河道则称水，如黄河就被称为“河水”。尽管运河历史悠久，滥觞于灵渠、邗沟，甚或更早，但运河名称的产生以及“专称”的确定却是中古以后的事情。汉代“漕渠”名称出现，特指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的西起长安、东通黄河的水利工程。《说文》解释曰：“漕，水转谷也。”即通过水路转运粮食。至隋唐时期，具有漕运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称为漕渠，又因该时期“河”字已不再是黄河的专称，所以“漕河”一词也出现了，用来指称漕运河流。如唐杜佑《通典》记：“天宝二年，左常侍兼陕州刺史韦坚开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华阴入渭，引永丰仓及三门仓米以给京师，名曰‘广运潭’。”宋代“漕河”名称广泛使用，但同时“运河”一词开始出现，《四库全书》所列宋代文献中有94种使用了“运河”的名称。“大运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运河段出现，据南宋《淳祐临安志》载：“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门接盐桥运河，余杭水门，二水合于北郭税务司前，……一由东北上塘过东仓新桥入大运河，至长安闸入秀州，曰运河，一由西北过德胜桥上北城堰过江涨桥、喻家桥、北新桥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这里所说的大运河指的是江南运河。可见，这一时期，运河已然成为一个特有名词，指称某段人工河，但前须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所记录的名称分布来看，“运河”一词多出现在江淮和江南区域，包括龟山运河、扬楚运河、浙西运河等。 元明清时期“运河”开始指称南北贯通的京杭大运河，元代已有“运河二千余里，漕公私物货，为利甚大”的说法，但使用并不广泛，相反“运粮河”一词在北方区域多用来指称漕运河流。明代正史文献虽亦称运河，但《明史》仍称运河为“漕河”：“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輓，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逮会通河开，海陆并罢。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总名曰漕河。”明代其他专书、地方志等也多用漕河之名，如《漕河图志》《万历兖州府志·漕河》等。事实上，《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运河”专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运河，但两者又有不同，前者列运河篇，但称“漕河”，且将运河每一段河道都加上漕字，使之有“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别”；后者则直接称运河：“运河自京师历直沽、山东，下达扬子江口，南北二千余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余里，通谓之运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设置北运河的管理机构后，多使用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和江南运河等说法。近世以来，民间则往往将其称为“京杭运河”或“大运河”，2014年运河“申遗”过程中，又将隋唐、浙东两段运河与京杭运河合称为中国“大运河”。 清代水利学家傅泽洪在《行水金鉴》中说：“运道有迹可循，而通变则本乎时势。”运河名称的变化反映了运道及其背后时势发展变化的趋势，从渠、沟到漕渠、漕河，再到运河、运粮河、大运河，大运河名称经历了由区域到跨区域、由专称到统称再到专称、由“漕”到“运”或“漕”“运”兼称的不同阶段。首先，漕运是运河的基本功能，以“漕”为核心的漕河或漕渠的名称无疑都突出了这种功能，同时，“运河”一词也并未脱离漕运的主旨，而是以“运”字突出了“漕”的状态。其次，漕河、运河等名称都经历了从地方专称到南北通途或地方河流专称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而且也是运河附属功能逐渐增加和社会交流日渐频繁的过程。“运河”一词在宋代出现似非偶然，比之隋唐时期，运河在保留漕运功能的同时，贸易交流的职能进一步加强，正如陆游所言，运河“假手隋氏而为吾宋之利”，这种“利”一方面是漕粮运输的便利，更主要的是商业运输以及对外贸易之利，尤其是南宋时期，浙东运河、浙西运河是其经济命脉，浙东运河还主要承担了对外贸易的功能。最后，运河名称的变化不仅体现了历时性变化的过程，而且区域差异亦可见一斑。宋代以运河命名的河流多集中于江南地区，辽金元时期，运粮河的名称则多出现在北方，这或许正是不同的文化及其实践在语言上的反映。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北徙后改由山东入海，致使山东境内河道废弃，南北航运中断。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河运漕粮停止，运河的漕运功能结束。不过，在经济崛起和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背景之下，大运河作为中华文明象征载体的整体性与延续性价值凸显，在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三段运河及其影响下的区域被视为一个具有实际和文化象征功能的整体性的运河带。所谓“运河带”，是指因大运河流经而形成的空间上的带状区域；而“大运河文化带”，则是指置于运河带状区域之上、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由民众创造、遵循、延续的制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总和。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它因存在严重的区域差异，而缺乏实际意义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但由于运河具有强烈的历史、地域的整合、沟通功能，因此，“文化带”又是一个符号意义上的线性共同体。 大运河文化的内涵 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价值观念乃至信仰等。运河文化的内涵也是如此，但同时又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殊内涵，人工开挖是其区别于其他河道的水利属性；国家制度是其作为文化的一种战略高度；连接南北是其社会属性。从这三种属性中，可以看出运河文化的内涵包括了技术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三大类。 首先是技术层面的运河文化，即运河的文物特性。相对于长江、黄河等河流，运河人工开挖的特点决定了其首先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辩证地看，这关系中既蕴含着人定胜天的积极态度，也有相地而流、本乎时势的理性，是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这一永恒矛盾的权衡。当这两种思想共同反映在运河河道开挖、疏通、改变及维护的层面上，就形成一种技术层面的文化，可以分为水运工程、引水工程、蓄水系统、整治系统、防灾系统等。其中节制工程、穿越工程、跨江河工程、闸坝工程等专门性工程是工程技术的核心。这些完备且颇具技术含量的工程浓缩了历代官员、水利专家以及大量百姓的心血与智慧，使得中国古代的运河技术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其次，漕运制度，即漕运及运河治理所反映的制度文化。康有为曾说：“漕运之制，为中国大制。”（《康有为政论集》）这一“大制”，跨越多个朝代，形成了稳定的运河制度文化。运河所蕴含的制度文化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行政管理文化。运河河道和漕运管理都属于国家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机构组织、法律规制、人事安排等一系列河漕制度，是各朝各代执政者政治管理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其完备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以及整合的意义，亦反映了传统制度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特质。二是战略文化。从历史长时段来看，运河线路的延长以及从人字形到南北贯通的一字型的改变，不仅从空间上拉近了中国南北的距离，更从国家战略格局上促进了传统经济格局和政治地缘格局的改变，解决了集权政治的稳定性、区域地方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保证了国家统一和安全。 最后，社会文化，大运河区域的社会文化是由运河及其所流经区域民众所创造、遵循、延续的文化，它是在运河开凿和通航过程中，长期积淀形成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一个以时空辐射为演变特征的跨区域、综合性的文化系统。与其他文化相比，运河社会文化有着显著的“运河”特征和开放、沟通、区域的特性。事实上，运河社会文化是一个宽泛的范畴，因划分标准不同，而形成了多种文化类型，因此其内涵似难以界定。但总体来看，关于运河社会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一方面应强调“运河性”文化的拼盘或多学科组合，如它涉及商贸文化、建筑文化、曲艺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和民俗风情等多种门类；另一方面，还应看到运河历史文化是一个整体，从“人”的视角出发，运河文化并非所有的事实和现象，而是人们的行为，以及影响人的行为要素的整体联系的因素。所以，运河社会文化是运河区域民众所创造的文化本身与文化形成过程的结合。 大运河文化的价值与功能 大运河在古代王朝的时间序列和区域、跨区域的空间里实现了功能的价值性延续，对其进行意义追寻，既是文化遗产层面、知识系统层面、民族精神等层面的传承与发展的需求，也是文化传播及战略布局的需求。运河的价值与功能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作为文化载体的运河。大运河具有物化和符号化的不同意义，承载了“水利—物质”“国家—社会”“精神—行为”三个层面的内容。运河载体，既指实际的运河河道及其附属工程、建筑，也是指人们观念中的大运河，即作为“事物”的大运河在人们观念中所构建起来并清晰存在的形象。大运河载体功能的发挥是指其对文化的聚合、传播、催生的作用。运河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使得人口流动速度加快，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较快地渗入大众生活中，区域间文化的融合性极强，各种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涵化，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并通过相互接触、交流进而相互分拆、合并，在共性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的新文化。运河载体功能的发挥，就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交融、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载体的“运河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而是一个与运河相关的包含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等层面交互作用的统合体。 2.作为文化联结纽带的运河。大运河带是标签性的“线性共同体”，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区域、跨区域特性，该区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安徽等行政区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区域，以及燕赵、齐鲁、中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它连接南北，并进而通过其他东西之河道及交通枢纽相互联结，形成了经济、文化传播的网络。在这个意义上，运河与其他自然河流一起，共同构建了中国地域的线性框架性格局。同时，大运河分别在宁波和洛阳与丝绸之路交汇，是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的连接线，将草原、沙漠、丝绸之路联系成一个环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贸易通道。所以，运河文化本身的历时演变与附着其上的文化脉络编织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网络，沟通古今且连接世界。 3.作为生活方式的运河。“运河”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大运河开挖、通航所形成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生活磁场，不仅漕运群体、商人组织、河工人群等因运河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造就了运河流经区域社会人群特殊的生存、生活方式，并由此形成了人们不一样的风俗观念。生活方式不会随运河断流而快速消逝，也不会在时代变迁中永远固守，真实而生动地存续于生活场景和基本生活情态中的运河，是最有价值和活力的，它们在日常生活的劳作、交往、消费、娱乐、礼仪等层面得到传承。因此，大运河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旨在唤醒、传承集体记忆，让作为遗产的“物”化运河与作为主体的“人”的边界逐步消失，在断流河道，通过物化的运河遗产构建持续的文化传承；在依旧畅通的河段，让运河所浸润的、人们已经过惯了的生活安静延续。
中国大运河(The Grand Canal of
China)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中国东部平原上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 ，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 水道运输经济而省力，因此水道交通很早便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利用。但是，中国的主要河流绝大多数是东西走向，没有南北水道，这种横向封闭的自然水系严重地制约着全国各地的交通往来，不利于国家的统一、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设法开凿南北走向的人工河——运河中国大运河。从吴国开凿的邗沟起，此后有战国时期魏国在中原地区开的鸿沟，三国时曹魏在华北平原开的白沟、平虏渠、利漕渠，吴国在江南开的破岗渎。但直到隋朝以前，这些运河规模都不大，而且互不连贯，时兴时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水运系统。因此，就将这个时期所开凿的运河统称为早期的运河。 隋代统一中国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发展江淮漕运，增强北方边防力量，从公元584年(隋文帝开皇四年)到公元610年(隋炀帝大业六年)20余年之间，充分利用了过去开的运河和天然河流，先后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并重修了江南运河，终于凿成和疏通了以国都洛阳为中心，北抵河北涿郡、南达浙江余杭的大运河。唐代的运河基本上是沿用了隋代大运河的体系，只是作了局部的变更和整修。所以后人有“隋朝开河，唐宋受益”之说。 隋唐以后，伴随着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东渐北移与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开通疏浚联结南北方重要交通运输干线的大运河，已经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共识和奉行的基本国策。 北宋皇朝都开封，即十分重视开发运河交通运输，通过开凿整治汴河、惠民河、广济河、金水河以及江淮运河、江南运河、两浙运河等重要运河河道，把江浙、两淮、荆湖等南方地区与河北、京东、京西以及京畿一带等北方地区连接起来。南宋皇朝都杭州，偏安东南半壁，也大力疏浚江南运河以供运输。 金、元、明、清四朝都建都北京，更进一步开凿沟通河北、山东运河河道以南接江淮各地。尤其是元朝世祖忽必烈时开凿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等运道，遂使大运河直接贯通南北，也使前代呈多支型分布的运河转变为单线型的大运河，从而把南北方各大经济区更直接地联系起来，成为中国运河变迁史上自隋代以后又一次重大转变，奠定了此后南北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及其规模。此后，明朝的永乐皇帝、清朝的康熙皇帝也在整修运河工程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与此同时，运河的开凿整修技术也日渐成熟，运河的管理更是日臻完善。这一时期，不仅在解决运河水源、保护河堤、开凿河道、利用各种闸、堰以控制调节运河水量等关键技术上有重大创新突破，涌现出郭守敬、潘继训、靳辅等一批卓有成就的水运专家，而且还完善了各个职责分明的运河管理机构，制订了较为严密的规章制度，以确保运河的航运畅通，极大地发挥着运河在漕运等方面的功能。 主要航道 中国大运河是京杭运河、隋唐运河、浙东运河的总称。2014年6月22号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京杭运河 中国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在元代成为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纵贯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明、清两代维持元运河的基础，明时重新疏浚元末已淤废的山东境内河段，从明中叶到清前期，在山东微山湖的夏镇（今微山县）至清江浦（今淮安）间，进行了黄运分离的开泇口运河、通济新河、中河等运河工程，并在江淮之间开挖月河，进行了湖漕分离的工程。 京杭大运河作为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历史上曾起过巨大作用。运河的通航，促进了沿岸城市的迅速发展。京杭运河的通航里程为1442千米，其中全年通航里程为877千米，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南的山东、江苏和浙江三省。 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到杭州，流经北京、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和浙江六省市，全长1794公里,比苏伊士运河长十倍，比巴拿马运河长二十倍，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 京杭大运河流经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廊坊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德州市、泰安市、聊城市、济宁市、枣庄市，江苏省徐州市、宿迁市、淮安市、扬州市、镇江市、常州市、无锡市、苏州市，浙江省嘉兴市、湖州市、杭州市20个市区。 通州古诗云：一支塔影认通州。燃灯塔矗立在大运河的北端，是京门通州的标志性建筑。天津北运河和南运河在天津会师，又在这里被海河一齐送入渤海。据记载，漕运发达时期，从天津到通州的北运河上每年要承载2万艘运粮的漕船，官兵12万人次，连同商船共3万艘。水道的开通使小小的直沽寨很快发展成了远近闻名的“天津卫”。 镇江、扬州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聊城湖、河水面积占城区的三分之一，被称为“中国北方威尼斯”，在北方城市里非常少见，这其中就有京杭大运河的功劳。 苏州“苏湖熟，天下足”。运河的开通，使苏州水多粮丰。京杭大运河苏杭段有客运航线往返。 淮安大运河的入淮口，运河东岸古镇码头下便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故居。 隋唐运河 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起杭州，北到北京，隋朝开凿全长27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东南沿海和华北大平原上，经过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北京七个省市，通达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 公元605年，隋炀帝征发百万民工，修造通济渠。同年又改造邗沟。608年，又征发河北民工百万开凿永济渠。610年沟通长江河。至此，开凿大运河的工程基本完成，是中国大运河为隋大运河。 隋代开凿的大运河，以京都洛阳为中心，东北抵涿郡， 东南至余杭，全长 唐朝时，对运河作过一些修整。如于公元742年在三门峡以东，人们在岩石中曾开凿一条渠道，为“天宝河”。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条件：①南朝以来，江南经济地位不断提高，而隋朝政治中心在北方。因此，开通运河势在必行；②隋朝完成统一，社会秩序逐步稳定；③社会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为大运河开凿创造了物质条件；④中央集权加强，能够组织大规模人力和物力进行开凿。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主观动机：①加强南北交通，巩固对全国的统治；②加强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建设；③对江南产生粮食的漕运；由于在隋朝之前，江南经济已赶上北方，那么，隋朝开凿运河与江南经济地位的提高是有关系的。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客观效果：①运河的开通产生了久远而积极的影响。它为以后的历代所用，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泽被至今；对巩固统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②开凿运河必然带来沉重的徭役负担，导致阶级矛盾激化，这也是隋朝暴政的内容之一；同时，隋炀帝利用大运河，组织到江南巡游，也进一步加剧了当时的阶级矛盾，成为隋亡的原因之一 浙东运河 浙江省东部宁绍平原上的主干航道西段萧绍运河（旧称西兴运河）系古代人工疏浚、开凿而成；东段利用余姚江天然水道，余姚江在余姚县丈亭以下，江宽可达150～250米，水深约4～5米，至宁波市汇入甬江。因运河穿越的钱塘江、曹娥江、甬江的水位高低不一，历史上只能分段航运。1966年兴建15～30吨级升船机多座，1979年又按40吨级标准浚治航道，1983年全线通航。第二期运河改造工中国大运河程航道标准提高为100吨级，钱塘江沟通运河工程实施后可直达杭州，与京杭运河联结。 浙东运河据考证约在春秋晚期，至今已有2400多年历史。越国时称为“山阴古水道”，它从钱塘江开始，经曹娥江、姚江和甬江，汇入东海。此后，经历朝历代的多次整治和疏浚，形成了集灌溉、防洪、运输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水上大动脉。在越国有了杭甬运河前身的基础上，晋人沟通了姚江与萧绍平原河道的联系，使它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秦统一中国后，对沟通钱塘江和长江的对道作了整治，初步奠定了江南运河浙境段的基本走向。隋炀帝在开凿京杭运河时，对它也作了整治，使它与京杭运河沟通更畅。唐中叶，曾多次对杭甬运河进行疏通、深挖和修筑，并对两岸平原河渠作了整治，便利了灌溉和航运。南宋时，历时近一个世纪，对其全线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疏浚，通航状况又有很大改善。清康熙年间，在杭甬运河上大规模修筑了运道和河堤，方便了运河沿线的水路交通。 运河两岸，山川秀丽，人才辈出，古迹荟萃。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杰出代表，以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等为代表的大家蜚声中外。有以天一阁为代表的藏书文化，以山堰为代表的水利文化，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文化，以保国寺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天童寺、阿育王寺为代表的佛教文化，还有运河畔的爱情圣殿——梁祝文化公园。招宝山留下了戚继光、林则徐等众多民族英雄的史迹。 保护状态 河北段 河北段大运河始于东汉末年，沟通海河和黄河两大水系，流经河北廊坊、沧州、衡水、邢台和邯郸5市，总长近 其中，京杭大运河河北段共有沧州东光县连镇谢家坝、衡水景县华家口夯土险工和沧州至德州段运河河道3处入选。 孙晶昌说，迄今为止，京杭大运河河北段运河的流向与河道基本没变，真实性和完整性保持得很好，能有力展示出北方运河的特色，因此，该段是京杭大运河申遗的重要一环。例如，入选的沧州至德州段河道是利用河流走向的弯度来减缓水流速度，这明显区别于南方运河利用水闸控制水流的方法。 孙晶昌介绍说，大运河的所有遗产点、段都需完成准备工作。当前，京杭大运河申遗已进入“倒计时”阶段。另外，沧州东光县连镇谢家坝和景县华家口夯土险工是南运河仅存的两处人工夯土大坝，都采用了独特的建筑工艺。其中，东光县连镇谢家坝，是由清末民初连镇一谢姓乡绅捐资兴建，坝体为灰土加糯米浆逐层夯筑，是南运河结构保存最好的夯土坝。 邯郸境内现存大运河主要流经邯郸东南部魏县、大名、馆陶县等地。肇始于东汉末期、形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延续至今的邯郸运河文化，以其跨越时空之长、流经地域之广、遗存之丰富，在中国大运河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 2007年9月，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工作启动。2008年3月，邯郸市成为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33个联盟城市之一。大运河邯郸段是中国古代运河的肇始地之一。 经考古调查统计，大运河邯郸遗存丰富，全长141． 开凿贯通 大运河的开凿与贯通，营造着新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生产环境，极大地促进了整个运河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善，使运河区域成为繁荣昌盛的新的经济带。 首先，大运河的开发与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开拓航道的同时，以消弥水患和引水灌田为主要内容的南北方农田排灌工程在各地大量兴建起来，使运河区域的水利田获得大幅度的扩展，尤其是江南的圩田、北方的淤田、各类的水利田以及沿运地区的官府屯田和营田等等，都有显著的增加。隋唐以后运河的贯通更直接导致了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广泛交流、南北方农作物品种的相互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各地区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更促进了南北方商品农业经济的发展，使运河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获得显著提高，也使运河区域成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从而推动了农业经济的稳步发展。 大运河的贯通，也极大地促进了运河区域工商业的发展。在沿运地区尤其是运河两岸城市中百业俱兴，商业气息尤为浓厚，一大批官私工商业如造船业、瓷器业、酿造业、纺织业、编织业、印刷业、造纸业、金属品制造业、生活品制造业及其他各种手工业等，蓬勃兴起。各种商业店铺数以千万计，商业人口大增，呈现出从业而聚、活动频繁的特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河工商业文化。随着运河的贯通，也促进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南北(也包括东西)物资大交流，密切了各区域市场的联系，促进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以运河为主干线的水上销售渠道来往不断地将各地区的巨额商品输送到各类城镇市场，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商业销售网络，打破了并改善着地域性商业的闭塞状况，使运河经济带在推动全国经济发展方面起着更大的作用。特别应指出的是，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运河区域，如苏州、杭州等地的某些行业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厂和包买商，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标志。 运河区域商品经济的繁荣，更直接导致一批运河城市的兴起。由运河开发、畅通而兴起的商业城市，从今日北京南下，经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绍兴，直到宁波，宛如一串镶嵌在运河上的明珠，璀璨辉映，耀人眼目。其共同特点都是工商繁荣、客商云集、货物山积、交易繁盛，成为运河上一个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尤其是隋唐的长安、洛阳，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元、明、清的北京，更是运河区域乃至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从历史上看，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对历代封建皇朝的政治局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隋唐以后，运河的开凿与开发，无不是围绕着巩固和强化皇朝统治而展开的，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出于军事需要和经济需求。由于运河区域在全国范围内，始终处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中心地位，因而成为历代封建皇朝着力控制的最重要的区域，每一代皇朝统治者也都要凭借运河这个理想的地理位置、优越的经济条件和人文环境，总揽大局，驾驭全国。同样，当皇朝递变与变革之际，发生在运河区域的战争，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争、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最多，也最为激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谁控制了运河，谁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谁就能建立起稳定的对全国的政治统治。因此，大运河也就成了维系中央集权和中国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纽带，使隋唐以后政治中心逐渐北移的历代皇朝呈现出强烈的大一统色彩，特别是元朝实现全国统一以后，直至明、清两朝，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大的分裂，从而奠定了祖国大一统局面的坚实基础。大运河的贯通，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又加强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紧密联系与融合，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文化价值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其所以存在着文化上的多元化，是由于各个区域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的自然条件的差别，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引起的社会条件的差异，生活习俗不同所带来的文化背景的各异，军事上的封建割据所形成的政治上的隔绝，这一切都足以造成了区域文化的不同特色。随着运河的南北大贯通和迅速开发，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与繁荣，这不仅为运河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南北(包括东西)文化和中外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地域文化和外来文中国大运河化相互接触、融会、整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 运河文化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广阔的扩散性和开放性、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仅加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源地齐鲁地区与中原地区、江南地区的文化交融，更把汉唐的长安、洛阳，两宋的开封、杭州和金、元、明、清的北京为首的文化中心联为一体，不断减少区域文化的差异而呈现共同的文化特征，从而使各个区域文化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文化；同时也使运河区域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文风昌盛之区。大运河的水哺育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他们不但对运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南北大运河的开通，使东南沿海地区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更为直接而紧密，尤其是运河区域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使之成为扩大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区。中国的邻近国家和地区以及西亚、欧洲、东非各国纷纷派遣使团和商队来到中国，在各沿海港口泊岸，遂即沿运河航行到达京师及各地，进行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的更直接迁居于运河区，使这一地区成为内迁各少数民族和外国使者、商人、学问僧、留学生及其他各方人士集中的地区。他们把中国先进的文化带到世界各地，扩大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而国外优秀的文化也传播到中国，不仅更加丰富了运河区域文化的内容，而且也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面发展。 一部大运河变迁史，反复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历代运河的开凿、整修都需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所以大规模地开凿、整修运河，常常在政治比较清明、国家富强时期；反过来说，运河的开凿和整修对国家的繁荣富强、统治的巩固和稳定，又起着积极作用。而当政治腐败、国家贫弱时期，不仅没有或很少有开凿运河的盛举，即使前代开凿的运河，也往往难以保全，而时常湮废。一旦运河不能通航或部分湮废，必将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或危害，甚至导致皇朝的灭亡。所以中国古代的运河问题，不仅是一个交通运输问题，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对历代统治者来说，也就是一个政治生命线的问题。 公元1855年（清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北徙后改由山东入海，致使山东境内黄河两岸的运河航道淤塞，河道废驰。这时清朝已进入腐朽衰败的阶段，内忧外患重重，根本无暇顾及也无力解决运河通航的问题。到公元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清朝廷下令停止各省河运漕粮，从此南北航运中断，清朝也走上衰亡的道路。民国期间，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政府，都忙于内战，排除异己，镇压人民，当然也不可能对运河进行妥善的治理，运河各段终于任其自行废弃。 当代价值 解放后，百废待举，百业待业，国家将京杭大运河列为重点发展的内河航运主干线之一。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实施，运河建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20多年来，各级政府和部门不断投入巨大财力和人力对运河进行扩建。例如1988年，完成了苏北运河徐州至扬州段 大运河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现实见证，是保存中国古代灿烂文化最丰富的文化长廊、博物馆和百科全书。对于历代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笔珍贵的遗产，不仅需要后代子孙很好地加以保护和利用，而且迫切需要今人加以认真的发掘、总结、继承和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积极的贡献。 运河沿线的24个城市，分布在五个不同水系的区域，经济水平、管理水平都不一样，运河的保护现状也不一样。申遗办工作人员推测说，申遗进行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可能还是城市间的协调问题，“不同的经济地带、文化地带的城市能否做到同步”。“我们要统筹沿线所有城市，也希望每一个区域、城市都能重视和配合。” “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扬州挂在大运河的肩头，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这里铲下第一锹土。自隋朝开始，贯穿南北水系的大运河从这里延伸开去，逐渐成为如今世界上最长、历史最悠久的运河。而枕在运河上的扬州，也成了沿岸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 “落实组织和人员、启动联络工作、制定工作方案、招兵买马……”扬州市文物局副局长顾风 申遗过程 1986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的中国开始申报世界遗产。现任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的罗哲文是当年最早提出大运河申遗的人之一。“有人认为，大运河还在流淌，还在使用，还在变化，因而，不能算文物。”罗哲文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的确，运河平静而熟悉，在枕水而居的人们眼中，这是再寻常不过的景象。上世纪50年代，在文物局工作的罗哲文曾提出将大运河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无人理会。此外，大运河有些部分已经断流、部分河段污染严重、中国大运河某些地方已经改道，也成了申遗的障碍。 在这辈人的眼中，大运河正式申遗，是一个迟到了整整20年的决定。罗哲文如今年届83岁，而另一位运河申遗的有力推动者郑孝燮，也已年过九旬。搞古建筑出身的罗哲文视大运河为与长城一样伟大的工程，但长城早在1987年便毫无疑义地列入中国首批“世界遗产名录”，大运河却一直未能获得同等的承认。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最长的运河，大运河贯通南北，工程极大，而且在经济、交通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很大，沿岸都是文化繁华地带。”罗哲文一直这样认为。事实上，包括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在内的国外十大著名运河加起来，总长度也远不及中国大运河。五六十年来，罗哲文到过杭州上百回、去过扬州数十回，考察运河的次数更是数也数不清。就在他反反复复考察、研究、呼吁的过程中，运河申遗正慢慢进入人们的视线。 2004年7月，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副院长李迪华等人带着学生，开始对大运河沿岸的自然文化和保护现状进行考察。他们的课题由国家文物局立项，纳入了运河申遗的整体视野。这是一次揭幕性的考察，可以预计，在未来，将有更多文化、考古、历史、水文方面的考察将在运河沿线展开。 在俞孔坚心目中，“大运河的价值绝对不是单一的运输或文物价值，大运河连缀了各地城市，伴随着船运和经济交流，还有丰富的民俗、饮食等文化的传播。”在10月下旬结项的《为实现整体保护目的的京杭大运河遗产廊道研究》项目中，俞孔坚等人将大运河沿岸的1562个遗产点进行GPRS定位，建立数据库，并制定了相关的保护原则 2006年，转折性的时刻到来了，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包括文化名人舒乙、王铁城，国家文物局前后两任局长张文彬和单霁翔在内的58位政协委员联合提交了一份提案，呼吁从战略高度启动对京杭大运河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并在适当时候申报世界遗产项目。当年6月，京杭大运河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重设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将原先榜上无名的京杭大运河列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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