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富察贵人 钱穆先生在此书前言中就指出“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
《中国文化史导论》以纵向的时间轴为线索，从“地理背景”谈及“中西接触与文化更新”，虽是自唐虞至明清近代的单线讲述，但并非以朝代为切断的点与点的分立。而是在一种向内看的文化主张下，以“传统”为隐线，从中国人的人生道德观深入感知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结合历史的演进，形成一种“史”的深度。且时时与西方文化作比，在相对的形成中突出中国文化“吸收、融合、扩大”之特征，以区别“分裂、斗争与消灭”的文化发展面貌。 从地理背景入手指出中国文化发生所依凭的黄河各支流，以小区域文化发展为基础，在程度相当后，自然而然地藉此进入大水系，并保有相互间亲密频繁的接触，由此阐述出中国文化伊始便易进入一个大局面。 而“大局面”概念在之后的文化发展划分中也是一个基础的论调。 中国文化常由大处落墨，先摆布一个大局面，再逐步融凝固结，向内里充实。 其“大局面”便是先秦儒家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大理想，将秦汉时代文治政府下的平等社会发展视为第一步充实，隋唐时代平民日常的文艺发展为第二步充实。并非就文化而谈文化，这种有地理渊源的历史性文化本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本落脚点。 作者自持清晰的文化史结构，所书条理分明，其文化发展的划分能清晰地沿着历史的演进而被感知。不论是先秦、秦汉、隋唐、宋以下的大层次的划分，或是先秦国家凝成和民族融合时期的五阶段划分法，都显示出一种自然的承继沿袭，此归功于作者“史”的把握。 中国文化包括很多方面，但归根究底都保留着一个传统精神，其演进也是在这个传统中演进，不论是政治化了宗教、伦理化了政治、文学化了伦理，人生化了文学，最终都折回到人生方面来。 钱穆先生处处提点着这一个大传统，让我们看问题能更加透彻，譬如庄老哲学不能走上自然哲学科学的路，正是循着中国民族文化的大传统；亦或秦汉以下，封建贵族、军人贵族相继败落之后，中国并不能从封建社会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而形成商业资本富人中心（虽然在西汉初以“商贾”、“任侠”为代表颇有显著迹象），却是形成了文治“士族门第”的变相新贵族，也是这一大传统的影响，中国人的经济理论，完全如其政治理论，同样根据人生理想为出发，归宿到人类内心之实际要求上，并不曾就经济而论经济。之后的平民化社会发展更是合乎这一传统精神，这种种都要归于“礼治”的范畴，而追溯之，“礼”亦是西周封建“历史”系统的文化意味。 中国文化“尚会通”，钱穆在文化基础上形成通史观念，注重强调历史事件的联系性，倾向于“先务大体”的历史系统观，对于历史进路的关照也必然照应在文化关照上。 如上举，他的这种博通理念在此书中也深有体现，而这不同于陈寅恪先生重专深的关照角度，其侧重对历史的横切面考察，如他在1932年秋所论“晋至唐文化史”中，把握这一历史时期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关系。精神生活包括思想、哲学、宗教、艺术、文学等；物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论及上述内容时，绝不轻易讲因果关系，而更着重条件。讲因果关系是讲“为什么”的问题；而讲“条件”关注的是“有什么、是什么”的问题，后者实侧重对历史横切面的考察，由这一断面切入历史本身的广度、多样性和丰富的可能性，在一个多远立体的历史空间中重建信史脉络，他旁搜史料，着意于对史料本身的考辨纠缪、对勘互证，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而前者则注重贯通古今式的照察，关注问题某种确定的状态或某种固定的本质，一如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所把握的“大局面”。 钱穆极力强调文化与历史异名同质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化就是全部历史之整体，历史便是文化的展开和演进，文化的真正意义，无非是在历史的整体内来寻求历史的大进程。 钱穆在“才、学、识、德”的基础上提出了“史心”论，强调一番广大的心胸和远大的眼光，肯定“站在历史之外研究历史”的当代意义。 而此书中亦不乏基于“史心”的文化关照。 其对“焚书”事件，认为这是追随战国以来“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时代思潮而努力求其实现，而非出于政治上之阴谋与私心，就政治与社会论均是一种同一的文化追求； 对“排斥百家”也从自然的文化发展角度定义为是一种有见识的整顿进步，是文治政府建设中学术与政治密切合作的要求； 或能够纯从文化史的立场来看魏晋南北朝时代，认为彼时中国文化演进依然有活力，依然在向前，并没有中衰。 这些观点都不啻为是一个史学家把握住文化“大局面”，从历史阴谋论的桎梏中跳脱出来的豁然之见。 综上，本书分十个部分论述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而于每一处都有存心着墨，能揪出表象下的中国文化之内在精神，终成一个大局面，体现文化的完整性、复杂性与发展性。 作者简介：富察贵人，简书影视优秀作者，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