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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双伟
受中华文化和语言特质影响而生的骈文，不仅是汉语言形式美呈现的极致，也是华夏文化观念悖论碰撞的结晶。一方面，深受儒家实用理性文化观念影响的古代文人，一直以来，就是主张学以致用，表现在文学上就是言志载道，美刺讽谏；另一方面，以形式美为本体特征的骈文，却追求对偶铺排和典事丽辞，运单成复，将文本复杂化，内容陌生化、学院化，违背了中国文学的实用理性观念。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在悖论观念下的文体，竟然成为六朝一代之文学，同时也是唐代文章的主体部分。毫无疑问，骈文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独特的文化、历史意义。那么，到底在何时，骈文之名出现呢？清末孙德谦记载：
或问曰：“骈文之名，始于何时？逮至国朝，别集则有孔巽轩《仪郑堂骈体文》、曾宾谷《赏雨茅屋骈体文》、董方里《栘华馆骈体文》；总集则有曾宾谷《骈体正宗》、姚梅伯《骈文类苑》；选本则有李申耆《骈体文钞》、王益吾《骈文类纂》，而古人有其名乎？”答之曰：“是固未之深考。以《文心》言则谓之‘丽辞’，粱简文又谓之‘今体’，唐以前却无骈文之称。自唐而后，李义山自题《樊南四六》。宋王铚所著为《四六话》，谢伋又有《四六谈麈》，明王志坚所选之文亦言《四六法海》，当是并以‘四六’为名矣。其实六朝文只可名为‘骈’，不得名为‘四六’也。证之《说文》，‘骈，训驾二马’，由此类推，文亦独一不成。刘彦和所云：‘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即其说也。《庄子·骈拇》：‘枝指出乎性哉！’此则言增赘旁出，非其本义矣。昔人有言，‘骈四俪六’，后世但知‘四六’为名哉！我朝学者，始取此骈字以定名乎？”[2](p71—72)
对于“骈文之名”，孙德谦虽未深考，但对骈体文的发展轨迹，做了精要的勾勒。他肯定“唐以前无骈文之称”，自晚唐李商隐以“四六”代指骈文，命名别集后，宋、明沿袭之。其中，认为《文心雕龙》“丽辞”指代六朝骈体文，并不确切。《文心雕龙》体系周密，总论、文体论、创作论、鉴赏论和自序，结构分明，如果《丽辞》是论骈体文，则应放在文体论范围中，而不是放在创作论中论述，刘勰本意应是将“丽辞”，即对偶，作为一种修辞方式来论述。何况对于当时的骈体文，后人认为是用“今体”、“今文”代称。同时，孙德谦指出六朝文只可名为“骈”，而不能是“四六”，主要是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四六”，指出“四六”不等于骈文。最后，孙德谦推测“骈文之名”到清朝才确定，这种观点影响了当代很多研究者。
其实，在明末就出现以“骈文”命名别集的情况。正如如昝亮所说：“作为文体概念的骈文名称的提出，论者多以为始于清代，实则不然。明闽县徐《徐氏家藏书目》卷五之‘四六类’著录叶枢《骈文玉楮》一书，这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关于骈文概念的文献”，“今案叶氏字号、籍贯、仕履均无考，但其生活时代自然不会晚于徐，……而根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可知徐谢世在清世祖顺治年间（1644—1661年），所以大体可以考订叶枢是明末甚至是明以前的人。”[3](p4)
当然，对于骈体文，明代极少以骈文命名，绝大部分都是沿袭唐宋以来的四六之名，如马朴的《四六雕虫》、戴文宗的《四六梦花》、耿汝愚的《四六草》、贺嘉震的《雨堂四六》、王志坚的《四六法海》等。清初对于骈体命名，大部分还是因袭明末四六之名，如蒲松龄的《聊斋四六文集》、旧题李渔辑录的《四六初征》等。“骈体”、“骈体文”、“骈文”的大量出现，则是在乾、嘉时期，特别是在道光、光绪间。可见，骈文之名，出现于明末，盛行于清代中、后期。
对于文体，童庆炳认为：“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4](p1)
从文体之实到文体之名，由于作家、批评家文体意识的滞后，或者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往往不是同时出现的，骈文就是这样的典型。“骈文之名”出现在明末，流行于清代，那么，骈文之实，即这种文体在何时形成呢？这就要从文本形式的独立性来判断，即古代作家在其作品中体现出鲜明的骈文意识，并且这种意识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创作倾向和审美价值取向，这样才标志着骈文之实的形成。这就涉及到骈文的界定。
赋的发展过程
赋是战国末年兴起的一种文体，它有如诗歌，讲求声韵和谐和与形式的整饬，又如散文，句型自由，无格律的严格限制；它既是书面的文学，又能诉诸口诵；它既能状物叙事，又宜于抒情说理。兼具诗歌和散文的表现功能，是两者间综合性文体。
一，汉赋的发展及流变
汉赋形成于汉初。贾谊首开汉赋先风，其代表作为《吊屈原赋》和《鹏鸟赋》。真正创立汉赋体制的是汉初辞赋大家枚乘。《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汉武、宣、元、成帝时代，汉赋达到全盛期。这一时期成就了名望最大、在汉赋史上占有“赋圣”地位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作赋29篇，现仅存《子虚》、《上林》、《大人》、《长门》、《美人》、《哀二世》6赋。其中，他的《天子游猎赋》包括《子虚赋》和《上林赋》两篇，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司马相如在两赋中基本规定了汉大赋的模式：先是连篇累牍地堆砌辞藻，极尽夸张美饰之能事，最后以淫乐足以亡国，仁义必然兴邦的讽谏作为结尾，铸成“劝百讽一”的体制。
自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汉赋基本定型，后辈汉赋作者无法超越前人，故模拟之风大盛，汉赋进入模拟期。这时的汉赋作者以扬雄、班固为最著名。
从东汉中期至末年，汉赋进入转变期，即朝着接近现实的方向转化。张衡的《归田赋》，抨击社会政治，表现不满倾向，初步奠定小赋基础。蔡邕的《述行赋》使之成为汉赋第二大家。他的赋作内容深刻，用词得当，鞭笞了社会的丑恶，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出同情和关怀。
汉赋至魏晋定型于小赋，至南北朝演化成骈赋，至唐宋转变为律赋与文赋。
汉赋的发展历程
1、汉初(高祖至武帝初年)骚体赋时期：骚体赋是以骚体句式写成的赋。汉初赋体尚未大盛，文人多依傍楚辞体制写作。但内容上转为抒发个人的怀才不遇之情。这一时期的作家有陆贾、贾谊、枚乘、严忌、淮南王刘安及门客。代表作有贾谊《吊屈原赋》，董仲舒的《士不遇赋》，以及司马迁、班固等人之作。
2、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汉大赋全盛时期：西汉中后期，共约200多年时间是汉赋的全盛时期，又称汉大赋时期。此时流行的汉大赋是屈原“骚体”的变种。这一时期著名的赋作家有数十人，其中成就尤为突出的是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王褒、扬雄等。汉代大赋的突出特点是，散文化倾向严重，尚铺排、叙述，辞藻华丽。
3、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转为抒发愤世嫉俗与表现个人的放心求志的“抒情小赋”，东汉是抒情小赋初起并逐渐发展成熟的时期。张衡、蔡邕、赵壹、祢衡、王粲等、祢衡。抒情小赋的特点是以抒情为主，篇幅短小。
如赵壹《刺世疾邪赋》、张衡《归田赋》。
《赋谱》
《赋谱》，唐佚名撰。据史志记载，唐代赋格类著作有浩虚舟《赋门》一卷，纥干俞《赋格》一卷，范传正《赋诀》一卷，张仲素《赋枢》一卷，白行简《赋要》一卷，和凝《赋格》一卷等，其数量颇为可观。而当时所存尚不止于此，《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二《赋门鱼钥》十五卷下云：“进士马偁撰，编集唐蒋防而下至本朝宋祁诸家律赋格诀。”蒋防《赋格》，即不见于著录。唐代进士试律赋，赋格之作盛极一时，当与此有关。《赋谱》一书，不见于史志著录。书中云“近来官韵多勒八字”，据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三“试赋用韵”条载：“自太和（八二七—八三五年）以后，始以八韵为常。”书中又引及浩虚舟《木鸡赋》，据《唐诗纪事》卷五十五载，周墀长庆二年（八二二年）以“《木鸡赋》及第”，浩虚舟亦长庆二年及第，此《木鸡赋》即为当年试题。于此可推，《赋谱》或成书于此后不久，即文宗太和、开成年间（八二七—八四○年）。曰本僧圆仁于承和十四年（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八四七年）所上《入唐新求圣教目录》，内有《诗赋格》一卷，“赋格”或即此《赋谱》。
此书讨论律赋句法、结构、用韵、题目等内容，是唐人赋格中惟一流传至今之作，对人们把握和研究律赋之特征并深化对唐代科举考试之认识不无裨益。
由于此书很早传入曰本，故对曰本汉文学颇有影响。如藤原宗忠（一○六二—一一四一年）《作文大体·杂笔大体》中已有袭用，了尊于弘安十年（一二八七年）所撰《悉昙轮略图抄》，其卷七论文笔事，言诗有“发句、胸句、腰句、落句”；言笔有“发句、傍字、长句、轻、重、疏、密、平、杂、壮句、紧句、漫句、送句”等，亦显然受到《赋谱》影响。
哈哈儿据张伯伟编校，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繁体竖排本《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录校制作。
凡赋句有壮、紧、长、隔、漫、发、送合织成，不可偏舍。
壮 三字句也
若“水流湿，火就燥”；“悦礼乐，敦《诗》《书》”；“万国会，百工休”之类，缀发语之下为便，不要常用。
紧 四字句也。
若“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四海会同，六府孔修”，“银车隆代，金鼎作国”之类，亦缀发语之下为便，至今所用也。
长 上二字下三字句也，其类又多上三字下三字。
若“石以表其贞，变以彰其异”之类，是五也。“感上仁于孝道，合中瑞于祥经”，是六也。“因依而上下相遇，修分而贞刚失全”，是七也。“当白日而长空四朗，披青天而平云中断”，是八也。“笑我者谓量力而徒尔，见机者料成功之远而”，是九也。六、七者堪常用，八次之，九次之。其者时有之得。但有似紧，体势不堪成紧，则不得已而施之。必也不须缀紧，承发下可也。
隔
隔句对者，其辞云。隔体有六：轻、重、疏、密、平、杂。
轻隔者，如上有四字，下六字。若“器将道志，五色发以成文。化尽欢心，百兽舞而叶曲”之类也。
重隔，上六下四。如“化轻裾于五色，犹认罗衣。变纤手于一拳，以迷纨质”之类是也。
疏隔，上三，下不限多少。若“酒之先，必资于麹蘖。室之用，终在乎户牗”。“条而来，异绿虵之宛转。忽而往，同飞燕之轻盈”，“俯而察，焕乎呈科斗之文。静而观，炯尔见雕虫之艺”等是也。
密隔，上五已上，下六已上字。若“徵老聃之说，柔弱胜于刚强。验夫子之文，积善由乎驯致”，“咏《团扇》之见托，班姬恨起于长门。履坚冰以是阶，袁安叹惊于陋巷”等是也。
平隔者，上下或四或五字等。若“小山桂树，权奇可比。丘林桃花，颜色相似”，“进寸而退尺，常一以贯之。日往而月来，则就其深矣”等是也。
杂隔者，或上四，下五、七、八；或下四，上亦五、七、八字。若“悔不可追，空劳于驷马。行而无迹，岂系于九衢”，“孤烟不散，若袭香炉峰之前。圆月斜临，似对镜卢山之上”，“得用而行，将陈力于休明之世。自强不息，必苦节于少壮之年”，“及素秋之节，信谓逢时。当明德之年，何忧淹望”，“采大汉强干之宜，裂地以爵。法有周维城之制，分土而王”，“虚矫者怀不材之疑，安能自持。贾勇者有攻坚之惧，岂敢争先”等是也。
此六隔，皆为文之要，堪常用，但务晕澹耳。就中轻、重为最。杂次之，疏、密次之，平为下。
漫
不对合，少则三四字，多则二三句。若“昔汉武”，“贤哉南容”，“我圣上之有国”，“甚哉言之出口也，电激风趋，过乎驰驱”，“守静胜之深诫，冀一鸣而在此”，“历历游游，宜乎凉秋”，“诚哉性习之说，我将为教之先”等是也。漫之为体，或奇或俗。当时好句，施之尾可也，施之头亦得也。项、腹不必用焉。
发
发语有三种：原始、提引、起寓。若“原夫”、“若夫”、“观夫”、“稽夫”、“伊昔”、“其始也”之类，是原始也。若“洎夫”、“且夫”、“然后”、“然则”、“岂徒”、“借如”、“则曰”、“佥曰”、“矧夫”、“于是”、“已而”、“故是”、“是故”、“故得”、“是以”、“尔乃”、“乃知”、“是从”、“观夫”之类，是提引也。“观其”、“稽其”等也，或通用之。如“士有”、“客有”、“儒有”、“我皇”、“国家”、“嗟乎”、“至矣哉”、“大矢哉”之类，是起寓也。原始发项，起寓发头、尾，提引在中。
送
送语，“者也”、“而已”、“哉”之类也。
凡句字少者居上，多者居下。紧、长、隔以次相随。但长句有六、七字者，八、九字者，相连不要。以八、九字者似隔故也。自余不须。且长、隔虽遥相望，要异体为佳。其用字“之”、“于”、“而”等，晕澹为绮矣。
凡赋以隔为身体，紧为耳目，长为手足，发为唇舌，壮为粉黛，漫为冠履。苟手足护其身，唇舌叶其度；身体在中而肥健，耳目在上而清明；粉黛待其时而必施，冠履得其美而即用，则赋之神妙也。
凡赋体分段，各有所归。但古赋段或多或少。若《登楼》三段，《天台》四段之类是也。至今新体，分为四段：初三、四对，约卅字为头；次三对，约卌字为项；次二百余字为腹；最末约卌字为尾。就腹中更分为五：初约卌字为胸；次约卌字为上腹，次约卌字为中腹；次约卌字为下腹；次约卌字为腰。都八段，段段转韵发语为常体。
其头初紧、次长、次隔，即项原始、紧。若《大道不器》云：“道自心得，器因物成。将守死以为善，岂随时而易名。率性而行，举莫知其小大。以学而致，受无见于满盈。稽夫广狭异宜，施张殊类”之类是也。次长、次隔。即胸，发、紧、长、隔至腰。如此，或有一两个以壮代紧。若居紧上及两长连续者，仇也。
夫体相变互，相晕澹，是为清才。即尾起寓，若长、次隔、终漫一两句。若《苏武不拜》云：“使乎使乎，信安危之所重”之类是也。得全经为佳。
约略一赋内用六、七紧，八、九长，八隔，一壮，一漫，六、七发；或四、五、六紧，十二、三长，五、六、七隔，三、四、五发，二、三漫、壮；或八、九紧，八、九长，七、八隔，四、五发，二、三漫、壮、长；或八、九隔，三漫、壮，或无壮；皆通。计首尾三百六十左右字。但官字有限，用意折衷耳。
近来官韵多勒八字，而赋体八段，宜乎一韵管一段，则转韵必待发语，递相牵缀，实得其便。若《木鸡》是也。若韵有宽窄，词有短长，则转韵不必待发语，发语不必由转韵，逐文理体制以缀属耳。若“泉泛珠盘”韵是宽，故四对中含发；“用”韵窄，故二对而已，下不待发之类是也。又有连数句为一对，即押官韵两个尽者。若《驷不及舌》云：“嗟乎，以骎骎之足，追言言之辱，岂能之而不欲。盖窒喋喋之喧，喻骏骏之奔。在戒之而不言。”是则“言”与“欲”并官韵，而“欲”字故以“足”、“辱”协，即与“言”为一对。如此之辈，赋之解证，时复有之，必巧乃可。若不然者，恐职为乱阶。
凡赋题有虚、实、古、今、比喻、双关，当量其体势，乃裁制之。
虚
无形像之事，先叙其事理，令可以发明。若《大道不器》云：“道自心得，器因物成。将守死以为善，岂随时而易名。”《性习相近远》云：“噫！下自人，上达君。感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习而生常，将俾乎善恶区别。慎之在始，必辨乎是非纠纷”之类也。
实
有形像之物，则究其物像，体其形势。若《隟尘》云：“惟隟有光，惟尘是依。”《土牛》云：“服牛是比，合土成美。”《月中桂》云：““月满于东，桂芳其中”等是也。虽有形像，意在比喻，则引其物像，以证事理。《如石投水》云：“石至坚兮水至清。坚者可投之必中，清者可受而不盈。”比“义兮如君臣之叶德，事兮因谏纳而垂名”。《竹箭有筠》云：“喻人守礼，如竹有筠。”《驷不及舌》云：“甚哉言之出口也，电激风趋，过乎驰驱。”《木鸡》云：“惟昔有人，心至术精，得鸡之情”等是。“水”、“石”、“鸡”、“驷”者实，而“纳谏”、“慎言”者虚，故引实证虚也。
古昔之事，则发其事，举其人。若《通天台》之“咨汉武兮恭玄风，建曾台兮冠灵宫”。《群玉山赋》云：“穆王与偓佺之伦，为玉山之会。”《舒姑化泉》云：“漂水之上，盖山之前，昔有处女”之类是也。而白行简《望夫化为石》无切类石事者，惜哉！
今事则举所见，述所感。若《大史颁朔》云：“国家法古之制，则天之理。”《泛渭赋》云：“亭亭华山下有渭”之类是也。又有以古事如今事者，即须如赋今事，因引古事以证之。若《冬日可爱》引赵衰，《碎虎魄枕》引宋武之类。而《兽炭》未及羊琇，《鹤处鸡群》如遗乎嵇绍，实可为恨。
比喻有二：曰明，曰暗。若明比喻，即以被喻之事为干，以为喻之物为支。每干支相含，至了为佳，不以双关。但头中一对，叙比喻之由，切似双关之体可也。至长三、四句不可用。若《秋露如珠》，“露”是被喻之物，“珠”是为喻之物，故云“风入金而方劲，露如珠而正团。映蟾辉而回列，疑蚌割而俱攒。”“磨南容之诗，可复千嗟。别江生之赋，斯吟是月。”月之与圭双关，不可为准。
若暗比喻，即以为喻之事为宗，而内含被喻之事。亦不用为双关，如《朱丝绳》、《求玄珠》之类是。“丝”之与“绳”，“玄”之与“珠”，并得双关。“丝蝇”之与“真”、“玄珠”之与“道”，不可双关。而《炙輠》云：“惟輠以积膏而润，惟人以积学而才。润则浸之所致，才刚厥修乃来。”《千金市骏骨》云：“良金可聚，骏骨难遇。传名岂限乎死生，贾价宁亲乎金具。”或广述物类，或远徵事始，却似古赋头。《望夫化为石》云：“至坚者石，最灵者人。”是破题也。“何精诚之所感，忽变化也如神。离思无穷，已极伤春之目。贞心弥固，俄成可转之身。”是小赋也。“原夫念远增怀，凭高流眄。心摇摇而有待，目眇眇而不见。”是事始也。又《陶母截发赋》项：“原夫兰客方来，蕙心斯至。顾巾橐而无取，俯杯盘而内愧。”是头既尽截发之义，项更徵截发之由来。故曰新赋之体，项者，古赋之头也。借如谢惠连《雪赋》：“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是古赋头，欲近雪，先叙时候物候也。《瑞雪赋》云：“圣有作兮德动天，雪为瑞而表丰年。匪君臣之合契，岂感应之昭室。若乃玄律将暮，曾冰正坚。”是新赋先近瑞雪了，项叙物类也。入胸已后，缘情体物，纵横成绮。六义备于其间，至尾末举一赋之大统而结之，具如上说。
自宋玉《登徒》、相如《子虚》之后，世相放效，多假设之词。贞元以来，不用假设。若今事必颁，著述则任为之，若元稹《郊天日祥云五色赋》是也。
中国古代官学、私学、科举制度的特点
官学是指中国封建朝廷直接举办和管辖，以及历代官府按照行政区划在地方所办的学校系统。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官学教育制度。
中央官学
国家的中央官学，在汉朝正式创办。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纷乱，官学时兴时废，及至唐朝，中央官学繁盛，制度完备，南宋以后逐渐走下坡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中央官学逐步衰败，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名存实亡。清朝末年，完全被学堂和学校所代替。根据中央官学各自所定的文化程度、教育对象和教学内容的不同，可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官学分为最高学府、专科学校和贵族学校三大类。
最高学府
太学和国子监是中国封建国家的最高学府 ，是封建王朝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太学和国子监在办学育才、繁荣学术、发展中国古代文化科学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代太学、国子监都注重考试。但考试形式方法不尽相同。汉初定岁试，后实行二岁一试。考试分口试、策试和设科射策。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更定课试之法，每两 年考一次 ，不限录取名额，以通经多寡授以不同的官职。这种注重课试、以试取士的做法，打破了世卿世禄、任人唯亲的制度，对于选拔封建贤德之才，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当时世界教育史上也属罕见。唐代中央官学的旬试、岁试、毕业试；宋代太学的三舍试法；明清国子监一年积满八分为合格的积分试法，都可看成是汉朝太学课试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太学、国子监强调自修、自由探究学术。汉代尤是。以后历代均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扬汉代太学这一优良传统，并培养出许多大学问家。
专科学校
如东汉末创立的鸿都门学；南朝的史学、文学、儒学和玄学；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都是属于培养某种专业人才的专科学校。它们的教师、教材、教法、生徒及管理制度等都有比较完备的规定。
贵族学校
如东汉的四姓小侯学，唐朝的弘文馆、崇文馆，宋代的宗学、诸王宫学及内小学，明朝的宗学，清代的旗学、宗学，都是属于这一类型。东汉明帝永平九年(66)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初期可入学的，只有四姓子弟。后来，门户开放，一般贵族子弟，不分姓氏，皆可入学。此学影响渐大，声名益彰，匈奴亦慕名遣子入学。
私学多数是个人，如一些名士，大儒或者家族私自设立的学习场所，比较自由，教授东西也比较随意，多数是教授者本人精通的领域。
汉武帝虽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并没有禁止私学，太学里所立的五经博士都是今文经学，而古文经学仍可由私人传授。由于私学力量日益增强，至东汉末争取到了压倒官学的地位。有的贯通古文今文的经学,而被称为“通儒”,如马融、郑玄就是当时著名的“通儒”，他们的私学中的学生达到上千人。汉代经学既重“师法”，又重“家法”，太学专经博士，必须严加遵守,否则就不能被选充博士,或即使当上了博士，一经发现，也有被撤换的可能。例如西汉太学博士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因改师法就很久不准进太学当博士。又如东汉张玄被拜为“颜氏公羊春秋”博士，因他不守家法，兼讲“严氏公羊春秋”，经学生告发他学问不专，光武帝不得不撤换他的博士职。 这种“师法”、"家法"的学风，皆由私学培养而成。孔子将春秋传之子夏,子夏传给公羊高,是为“公羊春秋”，数传至胡母生、董仲舒，又数传至眭孟，孟传之严彭祖和颜安乐而成为两家。汉代太学生可以向校外的著名经学专家学习,经师大儒往往自立“精舍”、“精庐”,开门授徒。所以汉代是经学的极盛时代，学习经学是做官的唯一途径。经学大师的学生多至无法容纳，有的可以及门受业。而有的则只要挂上一个名字，便叫做著录弟子，不必亲来受业。私家传授经学的，主要是古文学派，讲求名物训诂，注重考证，后世名之为“汉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士族制度，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复杂，天下分裂，国主屡迁。自东汉末已经开端的趋向老、庄之风至魏晋而日盛，300 余年间成为“清谈”或“玄学”。但封建统治阶级并不放弃儒学，他们的“玄学”实际上是“儒”“道”兼综的“新学”。他们用玄学的观点注解儒经，如何晏作《道德论》和《论语集解》，王弼著《周易注》和《老子注》。西晋“竹林七贤”（阮籍、嵇康、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极力提倡老、庄,而尤重庄子。南朝梁时,称老、庄、周易为“三玄”。玄学也促进了佛、道的发展。东晋僧徒支遁、慧远最负盛名。慧远不但精通玄学，并擅长儒学，企图以佛学来融合儒、玄，在庐山30多年聚徒讲学，使佛教有很大的发展。在儒、道、佛三家的斗争中，佛教哲学逐渐汉化，佛教发达对中国哲学有很大的影响。佛经的“义疏之学”、禅林、精舍的讲学形式，以及寺院的戒规等，对于儒家的经学义疏、对于儒家在景色秀丽的山林中建立精舍讲学以及后来书院制度的产生，可能都有启发和促进作用。儒学与道、佛既斗争又融合，魏晋经学与汉学的注重章句训诂变为注重义理，开辟了宋代“理学”发生和发展的道路。
儒家经学的发展历史，就是中国古代私学发展的历史。官学虽然也起了一定作用，然而对学术发展的最大功劳在于私学。尤其是儒家以外的各家，在官学中没有什么地位，其所以能保存下来，全赖私学。先秦的私学搞百家争鸣，到汉以后儒学独尊，官学中独有儒学，所能容纳的学生有限，大部分还是靠私学收容，并形成许多新的流派。西汉有师法家法,东汉发展了古文经学,魏晋经学虽然中衰，但具有特色，如王弼注的《周易》被称为“独冠古今”。两晋私学也颇发达，名儒聚徒讲学，生徒常有几百或几千人。如雷次宗在庐山，顾欢在天台山，刘儒业冠于当时，士子贵族莫不下席受业；沈德威在太学当博士，回家还要授徒讲学，皆其著例。南朝的官学时兴时废，教育多赖私学维持。北魏虽曾一度禁止私学，整个北朝为了促进汉化，官学比较发达，但私学也颇盛，如徐遵明讲学20余年,前后学生多至万人,刘献之、张吾贵、李铉等皆当时名师大儒，无不聚徒讲学。
隋唐官学极盛，私学亦兴。隋朝王通是一个大儒家，门弟子遍及全国，唐代的卿相多出其门下。曹宪在隋时已聚徒讲学，常数百人，当时公卿以下，亦多从之受业。颜师古以考定五经著名，未显达时以教授为业。孔颖达在未做官以前也以教授为务。刘焯以儒学名重海内，从国子学回家乡后专门从事著述和教授。尹知章在国子学当博士,每日回家还收私徒讲授。韩愈从独孤及、梁肃学古文,成为一代文豪,对复兴古文有功。他的名弟子李翱、皇甫湜、张籍等皆当时名士。柳宗元贬柳州时,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下者必为名士。
科举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资源，而设置的一种考试制度，让读书人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学而优则仕的一种制度。
科举制的殿试部分是由皇帝亲自主持、以分科考试形式录用人才的取士制度。魏晋以来，采用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到明朝，科举考试形成了完备的制度，共分四级：院试(即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内容基本是儒家经义，以“四书”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详细内容可参考百度百科：古代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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