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几年，流传一种说法，认为现行的“农历”是明清之际来华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编制甚至创造的。这一说法完全颠覆了许多人原来关于“农历”的印象。 今天小年，即农历腊月廿三，我们就来讲讲，与中国人息息相关的农历究竟是怎么来的？ 什么是“农历”？ “农历”是民国时期才开始出现的一个名词，主要用来指按照传统格式编制和印发的民用历书。其内容除了年月日和节气等核心的日期信息外，还包含有逐日列出的每日宜忌等附加内容，以供择日使用。 在古代，这种历书一般有一个专用的名字。例如，清朝，这种历书最初名叫《XX年时宪历》。但从乾隆朝开始，为了避皇帝的名讳（弘历），又改名《XX年时宪书》。 民国时期，每年仍然会印发这种民用历书，但印刷和发行的渠道已经突破了政府专营的限制，因此历书的形式和名称也就变得多样化起来。这些历书有的沿用了清代历书的名称，叫做《民国XX年时宪书》。但“时宪书”是一个带有旧时代烙印的名称，所以，许多历书就是用了《民国XX年农历通书》这样的名字。 不管用什么名字，这些历书的日期信息除了清代历书中包含的年月日和节气外，还加上了欧洲的格里高利历的日期信息。在历书中，这部分信息一般被冠以“阳历”的名称，而来自传统历书的日期信息则被冠以“阴历”的名称。 这样的冠名方式其实并不科学，因为格里高利历固然是阳历，但是中国传统历法中使用的却不是纯粹的阴历，而是阴阳合历。也就是说，其中的月份是按照月亮的圆缺周期（朔望月）来排的，而年份则是根据太阳运动的回归年周期来排的，直接体现回归年周期的就是二十四节气。 民国时期的民用历书中一般还保留有每日宜忌这样的择日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带有这种农历通书曾经短暂的存在过。但从1953年起，有关宜忌的内容都被类似于“历史上的今天”之类的信息所取代。但是，所谓的“农历”中，仍然同时列出了格里高利历（“阳历”或者'公历”）和中国传统的阴阳合历（“阴历”）中的日期信息。 由此看来，如果不考虑每日宜忌之类的附加内容，那么“农历”的核心就是：格里高利历+传统阴阳合历，前者来自欧洲，后者直接来自清朝历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代通用的“农历”是民国以后才有的，根本不是汤若望等传教士编制的。 什么是中国传统的阴阳合历？ 如果把“农历”仅仅理解成清朝传下来的传统阴阳合历，那是否可以说“农历”是汤若望编制的呢？答案也是否定的。 一般来说，阴阳合历应该包含三大要素：回归年+朔望月+置闰规则。之所以要有置闰规则，是因为12个朔望月只有355到356天，比一个回归年的365到366天要短不少。如果不加调整，过不了几年，月份与反应太阳运动的季节就会完全错位。这个时候就需要人为地在十二个朔望月之外加上一个月，也就是置闰，以便复位。什么时候才能加上一个闰月，这个月应该加载哪个位置，这些需要一定的规则，也就是置闰规则。 中国传统阴阳合历中是使用二十四节气来反映回归年的，其主要特征是：二十四节气+朔望月+置闰规则。其中的二十四节气系统萌芽于先秦时期，最迟到西汉初期已经成熟，并完整地出现在《淮南子·天文训》中。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发动了一场历法改革，完成了《太初历》。这部历法中的日期安排完全遵从了二十四节气+朔望月+置闰规则的模式。二十四节气系统规定，从立春开始，逢单数的为“节”或者“节气”，逢双数的则叫“中”或者“中气”。为了保证回归年与朔望月周期之间相对稳定的对应关系，《太初历》首次规定：在正常情况下，每个朔望月里必须包含一个“节”和一个“中”，“节”在月初，“中”在月末；一旦某个月（如二月）的“中”跑到下个月去了，那就应该在这个没有中气月份后加入一个闰月，把它叫做“闰X月”（如“闰二月”）。从闰月后的那个月开始，回归年与朔望月周期之间的对应关系就会得到回复。这个规则被称作“以无中气之月置闰”，在以后历朝历代都受到遵从，一直到清朝结束都是如此。 显然，这样一套系统是中国所独有的，并且早在《太初历》中已经创立，根本就不是舶来品，更不是汤若望带来的。 汤若望给中国历法带来了什么？ 毫无疑问，汤若望是明崇祯年间历法改革中的主将之一，也是唯一活到清朝初年的改历主将。那他究竟给中国历法带来了些什么？ 首先，中国历法的内容不光是推算年月日和节气的安排，对日月五星位置以及日月食等天象进行计算也属于历法所涵盖的范围。汤若望等传教士给这次历法改革带来的是第谷的天文学系统，外加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等欧洲近代天文学大家的一些工作成果，并把这些知识都编入了《崇祯历书》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天文学著作之中。与中国固有的天文学系统相比，该书中所包含的系统在日月五行位置和日月食等天象的计算上能够达到更高和更加稳定的精度水平。 其次，中国古代历法在考虑节气安排时有两套方案。一套方案叫做“平气”法，是把一回归年平分成二十四段，每段十五天多一点，从年初开始往后顺推，由此安排一年的节气。另一套方案叫做“定气”法，是把天球上的黄道均分成二十四段，按照太阳实际进入每一段的日期来安排二十四节气。由于一年里太阳在黄道上的运动速度并不均匀，所以不同节气的长度是不一样的。 “平气”法人为成分较高，但简单易行，并且能保持大月（30天）和小月（29天）之间的自然（一大一小）循环。所以，《太初历》之后的绝大多数历法均采用这种方法。 “定气”法虽然更能反应太阳运动的实际情况，但安排起来比较麻烦，尤其是无法保证月份一大一小的自然循环，造成连大月的出现。 所以，尽管历史上有历法家建议使用“定气”法，但往往是短命或者无果而终。汤若望等人经过同反对西方天文学的中国天文学家们的反复争论，最后终于使“定气”法得到永久性的使用。 但是，“定气”法是隋朝天文学家刘焯在公元604年前后编制的《皇极历》中发明的，而不是汤若望首创的。 当然，阴阳合历的编制会涉及到对太阳和月亮运动的计算。与同时期的中国天文学系统相比，汤若望等人引入的第谷体系在这类计算上确实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这种计算方法是可以改变的。到了乾隆年间，德国传教士戴进贤等人又在《历象考成后编》中引入了牛顿的日月理论，受到清朝官方采纳，由此彻底取代了汤若望等人引入的第谷系统。而到了当代，农历编算中对日月运动的计算早就采用了用天体力学方法推出的历表，也完全不是汤若望和戴进贤当初的理论所能够同日而语的了。 几乎所有“中国传统历法”都得依靠印度佛教徒、中亚伊斯兰教徒吗？ 历史上印度天文学和伊斯兰天文学曾经传入中国，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这是事实。但在明末之前，它们在精度上始终都没有表现出超越中国本土天文学的明显优势。 唐代是有不少印度天文学家在官方的天文机构中供职，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哪一次修历是“依靠了外国佛教徒引入的印度历法做底本”。作为一位高僧，僧一行的《大衍历》有一两处提到过印度天文学家的一些工作。但与唐代传下来的其他所有历法一样，这部历法从形式到内容上来讲都没有脱离中国自有的传统。 宋代《应天历》在计算太阳进入黄道宫以及星期制方面可能受到外来天文学的影响，但该历法整体上同样也没有超出中国固有传统。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表明，“从宋朝开始，皇家制定的历法就得靠伊斯兰学者的技术输出了”。 到了郭守敬时代，虽然有大量的伊斯兰天文学家在北京工作，但他们与中国天文学家相互之间语言不通，基本上无法正常交流。郭守敬的《授时历》也是一部纯粹的中国历法，代表了中国传统历法的最高水平。至于西域人扎马鲁丁的《万年历》，最多只是在编制回回历书时才派上过用途。由于郭守敬编制的《授时历》是元朝采纳的官方历法，所以，也根本不存在“回回司天台”力压“汉儿司天台”的事，就像不存在后者力压前者一样。 至于明朝初期，伊斯兰历法的某些方面受到朱元璋的重视，并受到了翻译，但《回回历法》只获得与位居正统的《大统历》参照使用的地位。明初设立的回回司天台不久就被撤销，回回历法家也被收编到汉人主导的钦天监回回科里。而按照明朝的法律，回回天文学家只能世袭回回科的位置，史料记载中根本没有出现过“伊斯兰天文官家族世代垄断钦天监关键业务岗位”的情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