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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历史课的人一定还清晰记得，初中历史课本上印的那个著名的人面鱼纹彩陶盆。陶盆里对称画着人面纹和鱼纹各一组，那图案虽简单，却神秘，虽寥寥几笔，却让人无限遐想。老师也一定告诉学生们，说那是几千年前人类的伟大发明创造，是祖先审美智慧和艺术创造才能的结晶。 确实如此，陶器的发明创造是早期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人类第一次用自然界的泥与火，创造出改变生活的新物质。只不过，人面鱼纹彩陶盆是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中游地区半坡文化的代表器物，属于仰韶文化系统的一支。 属于大汶口文化系统范围内的徐州地区，有没有同样精彩的彩陶呢？答案很肯定：邳州大墩子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彩陶器，曾让所有人震惊。 大墩子遗址在邳州县城北约40公里的四户镇北竹园村东的一片平原地带上，是个方圆80多亩的小土丘，比周围农垦地平均高出4米多。1962年12月，南京博物院在对该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时，第一次发现了这处远古人类活动遗址。1963年11月，为了配合生产队挖山芋窖，南京博物院的考古专家们第一次踏上这片沉寂了四五千年的神秘所在。 从1963年到1976年间，南京博物院、南大历史系、厦大考古系先后三次发掘了大墩子遗址。
三次发掘 大墩子遗址从被发现至今，先后经历过三次正规发掘，由于发掘时间距离现在最近的也有40年左右，可获取的现场发掘资料并不多。 1963年11月12日到12月21日，南京博物院在大墩子遗址发掘了36天。发掘地点主要在遗址中部，开了5条探沟，每条探沟南北宽2米，东西除了一个探沟长9米外，余为10米，加上清理上层墓葬时的扩方，发掘总面积计128平方米。这次发掘共出土石器56件，角、骨、牙器168件，陶器197件，发现墓葬44座，随葬品206件。 1966年3月17日到5月5日，南京博物院结合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组毕业班学生实习，又对大墩子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这次发掘共开12个探方，位置仍集中在中部，总面积540平方米，发现墓葬300座，出土3025件文物。 1976年，南京博物院配合南大历史系考古班办学，再次来到大墩子遗址发掘。这次发掘五个探方计250平方米，发现墓葬211座，平均1.24平方米就有一座。出土器物1500多件，较重要的有玉雕猪头和兽头，禽身陶塑象等数件。
意义重大 大墩子遗址先后三次发掘，获得了6000余件器物和554座墓葬资料。南京博物院在1964年第2期《考古学报》上发表了《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探掘报告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历史界考古界的极大反响。根据报告内容，大墩子遗址文化层距地表特别浅，基本上去掉表层20多厘米厚的耕土，就能露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层。文化堆积层较厚，平均在2米到5米左右，且保存相对较好。 探掘报告中，大墩子遗址的文化堆积层自下而上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经碳14测定距今约4500-6000年之间。最底层的最早阶段文化堆积层为早于大汶口文化的北辛文化，中间阶段地层为大汶口文化早期，最晚阶段的上层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 大墩子遗址的发掘成果，为研究大汶口文化各时期特点以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提供了一批重要资料。
首现彩陶 10件彩陶是大墩子遗址第一次发掘时最重要的收获，这也是江苏地区第一次发现新石器时代彩陶制品。这10件彩陶器，有8件出土于大汶口文化早期文化层内，两件出土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地层内。 大汶口文化早期地层内的8件彩陶器中，有两件陶钵、两件陶盆，无论在器物造型、着彩部位或彩绘风格上，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彩陶器极为相像，这个现象，说明二者间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不过，大墩子遗址出土的一件绘八角星花纹图案的陶盆，其彩绘风格又是中原仰韶文化彩陶文物中所没有出现过的。早期地层的另外4种彩陶器，多是在红衣上加绘以线条纹为主的黑彩，其器形如罐形鼎、三足高柄杯等，都是大汶口文化具有代表性的遗物，而与仰韶文化彩陶很少相同之处。 考古专家们分析，大墩子遗址大汶口文化早期地层内的彩陶器，有的具有强烈的仰韶文化特点，有的又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这类彩陶遗存，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大汶口文化的彩绘技术，同时又在西方仰韶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产生了一种具有仰韶风格的彩陶器。根据彩陶器以及其他一些器形的比较研究，考古专家判断，大汶口文化早期约略晚于中原的仰韶文化，而大汶口文化之前的北辛文化约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时。 这些沉寂数千年的实物资料，见证了大墩子远古先民各时期社会性质和发展，同时也是研究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文化关系重要依据，是沿海地区和中原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例证。
男耕女织，贫富不均 古代生存于大墩子遗址上的人们，大致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厚达5米以上的文化堆积层，必须经过长时期的定居才能形成。此外，遗址中还发现各种各样的农业生产工具，如大量翻土用的石铲，收割用的獐牙勾形器、石刀、古镰，碾磨谷物的石磨棒。猪、狗可能是当时豢养的家畜。此外，古鱼镖、镞、网坠等工具和鹿、獐、牛、鱼、龟、蚌等残骸的发现，说明当时渔猎生活仍占有一定的地位。有意思的是，当时主要生产工具多发现于男性墓内，纺轮多发现于女性墓内，这说明在当时的生产活动上，男女已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工，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 在大墩子遗址大汶口文化早、中、晚的墓葬中，都存在着随葬品多寡不均的现象。多的达五、六十件，有的还用狗殉葬，少的只有一两件，有的甚至一无所有。这些都似乎表明了当时已开始出现了贫富分化和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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