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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不怕老婆，还有王法吗？ 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虽从小深受西方进步前辈思想的洗礼，却甘做中国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他嗜好小脚，为纳妾制辩护，还身穿长袍大褂，留着与时代扞格难入的小辫子。他作为一代学者，也曾用下半身思考，用上半身做学问。尽管他一生毁誉参半，但其实不妨碍学贯中西的他承担起了教化欧美的重任。他就是一代狂儒——辜鸿铭。 民国妓女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有逛妓院的嗜好，但可以或许将逛妓院的理论上升到“古之嫖者为己，今之嫖者为人”的高度的，恐怕只有辜鸿铭了。 辜鸿铭于1857年出生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其父是福建人，其母是一名金发碧眼的西洋女郎。辜鸿铭作为混血儿，天资聪颖，深得英国人布朗师长教师的喜爱，并被布朗师长教师收为义子。在布朗师长教师的指导下，辜鸿铭阅读了莎士比亚、席勒、歌德、爱默生等一大批文豪的作品，为今后他走向文学之路打下了坚实的根蒂根基。后来，德国著名教授纳尔逊曾开门见山地赞赏他说：“他广泛地集西方文化于一身并加以消化吸收；这小我私家熟悉歌德就像一位德国人；熟悉爱默生就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通晓《圣经》就像一名真正虔诚的基督徒……” 然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英国殖民地发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西方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加入了侵略中国的行列，并很快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布朗师长教师时刻提醒辜鸿铭：“你可知道，你的祖国已经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贯中西，将来可以或许担负起富国治国的重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1867年，布朗夫妇决定带着年仅10岁的辜鸿铭返回英国。在动身离开之前，父亲带着辜鸿铭去祠堂祭拜祖先，并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也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记你是一个中国人！” 来到英国之后，在布朗师长教师的教导下，辜鸿铭学会了英文、德文、法文、希腊文、日文等九国语言。辜鸿铭的英文水平可谓极高，林语堂曾称赞道：“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师长教师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鹤立鸡群，人中铮铮之怪杰。”对此，辜鸿铭还曾嘲笑过胡适的英文发音为英国下等人的发音。 如果只是一味地埋头读死书，恐怕将来会成为一个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又如何能承担起教化欧美的重任呢？为了可以或许让辜鸿铭更早地通晓人之常情，布朗师长教师突发奇想，将住所搬到了一名名妓的住所旁边。 在与名妓成为邻居后，还没有发育完全的辜鸿铭始终想不理解理睬，这位名妓为什么具有如此魔力，竟然可以或许吸引大批的政客、军人和富商留宿在她的住所不愿离去。正如布朗师长教师所希望的那样，辜鸿铭在受到这些身份高贵的嫖客的熏陶之后，切实其实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但让布朗师长教师始料未及的是，这也为辜鸿铭今后热衷于逛妓院埋下了伏笔。 回国之后的辜鸿铭常常出入于北京的八大胡同。在那里，他不惜为心仪的妓女挥金如土。 有一次，辜鸿铭去袁世凯的总统府开会，会议结束后，袁世凯给了他三百块大洋。他知道袁世凯想用重金收买他，但一贯自命清高的他却当机立断地收下了。 走出总统府后，他揣着三百块大洋一溜烟拐进了八大胡同。他将八大胡同里的妓院逛了一遍。每到一家妓院，他都会搬一张椅子，潇洒地坐在上面，让那些唱功了得的妓女每人给他唱上一支小曲儿。妓女们则会排成长队，从他身边鱼贯而过。每唱完一曲，他就会给一块大洋，直到三百块大洋散尽，他才尽兴地离去。 辜鸿铭其实不认为妓女低贱，反而十分同情她们的遭遇。他认为，妓女之所以沉溺堕落风尘是为生活所迫，究竟结果没有女人甘愿成为男人的床上用品。他将她们的卖身看成是卖穷。 当那些想要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来请教辜鸿铭如何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文化时，辜鸿铭告诉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北京的八大胡同逛一圈，因为中国文化中女性的肃静严厉、羞怯和秀美只有在那些歌妓的身上还可以或许找到。 辜鸿铭将“妓女文化”等同于中国文化的说法遭到了国人言辞激烈的批评，但林语堂却十分赞成地说：“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女大学生已经不会了。”如果让林语堂了解现代的女大学生，恐怕感到脸红的只有他自己了。 自从和妓女成为邻居之后，辜鸿铭就对妓女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而这种特殊的感情让他在娶妻纳妾之后的岁月里，还依然流连于青楼的温柔乡中。 （《凭栏观史》特约撰稿人：韩明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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