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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有两位清正廉洁的官员，可称楷模。一位是杨溥，另一位是范理。 宣宗时，杨溥任宰相。他的儿子从老家湖北到京城看他。路遥知人力。杨公子过千山，涉万水，最后顺利抵达目的地，拜见父亲。 杨溥问儿子：“这一路上，很辛苦吧？”杨公子答道：“不太辛苦。一路走来，都有当地领导亲自接待安排，住的是星级宾馆，吃的是山珍海味，条件挺好。”（各地领导怎么知道杨公子要去京城的消息呢？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杨溥提前与下面的官员打了电话，或是发个短信说，我的儿子要来京城看我，路过你那一亩三分地时，请行个方便；二是杨溥自己不出面，让秘书告诉下面：宰相的公子要来京城，路上你们可要好好招待啊；三是杨公子自己亮底牌。每到一地，就告诉人家：“我爸是杨溥！”官场中人，哪一个不心知肚明？于是在杨公子经过其所管辖地盘时，都是好酒好肉地伺候。有马匹的提供马匹，有轿子的提供轿子，没有马匹、轿子的，也会派个衙役帮着杨公子搬搬行李。这可是一个接近宰相——虽然是间接接近——的大好机会，时不可失，万万不能错过。从后面杨溥与儿子的对话看，最后一条可能性极大。） 又问：各地负责人那个最好啊？“一路守令闻孰贤？”杨公子答道：都不错。对我都很热情，有的还专门抽出时间陪我游玩和吃喝。只是经过江陵县时，那个县长很差劲。“儿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贤。”这个杨公子，就像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一样。据说，逢年过节时，慕市长只记住了没来送礼的人，而谁来送了礼，却记不清楚。杨公子也没有记住那些热情招待他的官员，而只是记住了对他最不好的江陵县长。 杨溥一听，来了兴趣。怎么回事啊？杨公子愤愤道：他招待我太马虎太简单了，简直没把我放在眼里。老爸，这个人的名字叫范理。“待儿苟简甚矣，乃天台范理也。”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杨溥听了儿子的话，没说什么，却暗暗地把范理这个名字记在心里。 过了不久，杨溥就向皇帝推荐，提拔范理为德安府知府。范理上任之后，为政有方，治理有道，深得百姓拥戴。不久，又荣升为贵州左布政使，当上了省长。 杨溥与范理，真乃绝配。杨溥在听了儿子说范理的“坏话”之后，非但没有记恨，反而认定范理这样的人，才是难得的正人君子。明知是宰相的公子驾到，照样该干啥干啥。按情理，这是不给宰相面子啊。打狗都得看主面，接待更得看对象。虽然不能说老子是大宰相，儿子就是小宰相，但你把宰相的儿子伺候好了，儿子到了京城，不是会向老子夸奖、推荐你这个人吗。但范理却不。派个秘书陪同，让他吃个便饭、住个一般的招待所就打发了，杨公子感觉范理接待得太差。其实也差不到哪里去，只不过一切遵守标准，一切符合规定。然而别的地方的州长、县长，都提高了标准，突破了规定，相比之下，范理的接待才显得逊色，上不了档次。 正是因为范理没有好好接待杨公子，杨公子告了范理的状，才使杨溥从此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对范理加深了印象。这可以叫做因“祸”得福，也可以称之为好人有好报吧。杨溥认定范理是个人才，于是上奏皇帝，越级提拔。都说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才能提拔重用。而这个范理，非但不跑不送，而且宰相公子打从你的地面上经过，都不殷勤接待。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如果不是碰到杨溥，恐怕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有人提醒范理，你从一个小县长，提拔当了市长；又从市长，提拔当了省长，这些都是杨宰相的功劳。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得感谢感谢人家啊。官场上都时兴送钱送物，不是钞票就是金条，不是特产就是房产，你怎么也得出点“血”吧？贵州这个地方，有那么多的土特产，威宁火腿、都匀毛尖茶、关岭火龙果，还有宰相最爱喝的茅台酒。你每年少不了要向朝廷进贡，顺便给杨宰相打个包裹，也是常理。然而范理把这些话都当成了耳旁风，根本不往心里去。又有人劝范理，不送礼就不送吧，你给宰相写封信，感一下恩，道一个谢，美言几句，表示一下，话到礼到，也行啊。然而这个范理就是一根筋，认死理。非但不领情，还说什么“宰相替朝廷用人，不是私理，为什么要道谢？”坚决不干，依然故我，只是默默地干好本职工作。也正因此，后人称范理为“江南清官第一”。 范理真的不知道感恩吗？不是。杨溥去世，范理放声大哭，长跪不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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