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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也是独特的文化现象。它蕴含着人类对地理实体的感悟和寄托，是地方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表征了某类社会群体的情感认同。因此，地名承载着区域发展的文化基因，其拟定与变更往往也透视着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轨迹。 古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地名是一种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效用。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区划调整、追求知名度、发展旅游经济等因素，导致某些地区出现改名争名热，如徽州改为黄山、大庸改为张家界、中甸改为香格里拉、思茅改为普洱、灌县改为都江堰、崇安县改为武夷山市、南坪改为九寨沟县……到头来几城欢喜几城忧？殊不知，中国的地名往往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急功近利的改名可能带来一时的名声大噪乃至经济腾飞，但给文化造成的伤害是无法用旅游经济的收益来补偿的。有个别成功案例，但更多是切断历史文化、扰乱传统的败笔。 在这些改名热中，一部分是为了开发旅游，以辖境内某一著名旅游景区（点）的名称取代整个行政区域，其中最遭诟病的是黄山市的命名。安徽省名得自安庆府和徽州府的缩写。徽州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藏文化、敦煌文化并称为中国地域文化的三大显学。自北宋正式建徽州府治，其一府六县的格局沿袭了近900年。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这一名称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符号。徽商纵横明清五百年，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派建筑、徽州四雕、徽派盆景、徽剧、徽菜等影响深远，徽州还是朱熹、胡适、陶行知等中国重要思想家的故里。“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代表了国人对徽文化的认同与想象。 20世纪80年代，黄山进入开发高峰。1983年在黄山北的太平县设黄山市，辖黄山风景区周围。1987年，黄山市扩大至大部分徽州地区，市中心搬至屯溪（原徽州行署所在地），徽州易名为黄山市。从此，关于徽州更名黄山的激烈争论持续至今。 徽州改黄山将徽州文化的载体改没了，黄山只是一处与原徽州仍有相当距离的风景名胜，何以承载徽文化的厚重历史！徽州改黄山不仅改掉了文化，还在空间上造成了混乱。黄山市、黄山区、黄山，游客很难分辨三者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一种尴尬的局面：没有徽州的徽文化，没有黄山的黄山市。游客对此很有意见，“皖南处处皆黄山，只见牌子不见山？”明明握有“徽州”“黄山”两张牌，却偏偏只打一张“黄山”牌！改名之功过，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 在这些改名大潮中，两种利益驱动不言而喻，政绩的和经济的。有了“名气”更能引凤入巢发展经济，于是各地为了争夺品牌地名乃至名人故里大动干戈。比如，“香格里拉”就是一块跨区域乃至跨国争夺的金字招牌。1933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畅销，文中“香格里拉”这个虚构的地方成了所有人都希望寻找到的理想王国。最初的寻找可能是某种精神的需要，后来则是地方政府发展旅游的诉求。印度、尼泊尔，中国的云南和四川都曾为了这个眼球经济概念而争论不休。 “香格里拉”最后落户云南与美籍奥地利植物学家洛克密切相关。他曾在丽江研究植物26年，在美国《国家地理》发表9篇文章介绍丽江、迪庆、甘孜、木里等地，还写了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的人类学著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詹姆斯承认他受了洛克的影响，把小说的背景放在了中国西南。据此，2001年国务院批准将云南省中甸县改名为香格里拉县，“香格里拉”品牌从此归属云南，旅游收入扶摇直上。四川觉得很吃亏，2004年把亚丁的日瓦乡改为香格里拉乡。这样的改名均缺乏论证，日瓦乡的名字很好听，同时承载了藏族文化的内涵，中甸县也一样。 诚然，有些地名的更改对某个区域的整合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如大庸更名为张家界就显著提升了当地的美誉度和旅游效益，一跃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城市。需要警惕的是，更名并非地方全方位发展的灵丹妙药，如果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牺牲传统、历史和文化，无异于杀鸡取卵。作为国家与区域的历史坐标，地名通过地方记忆的再现传承着族群与个体的认同感，倘若丢失了这些基因图谱，乡愁又如何找到“回家的路”呢？而通过地名打造旅游景点，更要并重考虑旅游的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两者乃唇齿相依的关系，忽略文化属性的旅游开发，只会让我们在发展的同时面临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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