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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汉筠《苏东坡的东莞》

 nqj0108 2018-02-11


林汉筠《苏东坡的东莞》


 贬,降低的意思。贬职,则指的是降低职务,甚至是流放到异地任一个比原来小的职务。在古代,因贬流放是最常见的事,这不像今天的异地为官,其中尤以那些文人官员更为甚之。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从遥远的先秦、两汉,到唐、宋、元、明、清诸朝代,人们就会从中发现一个十分普遍的共有现象:这就是那些兼有文人身份的官员遭贬的现象几乎比比皆是。司马迁因斗胆为出击匈奴兵败投降的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惨遭贬斥下狱受腐刑;屈原由于在内政外交方面,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产生了尖锐矛盾,加之上官大夫等人的百般嫉妒,后来遭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最终客死汩罗江;李白因跟错人而获罪,被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潮州刺史。贬职,等于流落他乡,新疆、海南等地都是过去贬官之地,“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更有多少行人泪,全在贬职时”。唐时高适见两位好友被一同被贬,一到巫峡一到长沙,满腹愁怨长叹一声:“嗟君此别意何如,驻马衔杯问谪居。”

  在中国贬职流放史上,流放地方之多、流放时间之长,苏东坡应该当尊居榜首。“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诗中还有一个英州没有写进去,贬得离京城越来越远,一路向南,黄州、惠州、英州(广东省英德)、儋州(海南),直至在应召回京时客死返京途中。在苏东坡的一生中,贬谪生活是他生命中的主题,政坛上大起大落,一生漂泊,暮年投荒,他经受了无数的磨难。正是因为这个时期才成就了他,成全了一种伟大的人格,一种进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文人士大夫的最高精神境界。用林语堂的话说,物质上贫匮至极的苏子的艺术张力与精神自由,也比他身居高位时要广阔的多。他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都是在“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人生阶段确立并高扬的。

  我们看看他写的文学作品吧。黄州四年,是苏东坡创作史上的“井喷期”,创作诗330多首,占现存诗作2690余首的八分之一,有大量名篇亦在历代选注家所选之列。他在黄州时期所写的词,当在60篇以内,虽数量不多,但产生了许多代表作。如《卜算子》(缺月桂疏桐)、《念奴娇》(大江东去)、《满江红》(江汉西来)等等。在惠州期间,筹建西湖,热衷文学创作,共创作诗187首,词18首。这些诗词较深刻地体现了他晚年的政治观点、思想实质和人生态度。62岁再贬天涯海角,在这仅三年的时间,他创作了不下200首诗作。

  苏东坡的脚下,踏出了一条人生之道,他每到一处,都会诗情飞扬。而那个与惠州相邻的东莞,因为苏东坡的到访,同样增添了无穷的光辉。

  准确地说,苏东坡在东莞,并没有像他在黄州、惠州和儋州那样怀着一颗悲壮的心情,因为那里是贬职之地,而东莞则是他寻亲访友之处。世间上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友谊,作为性情之中的人,苏东坡当然将东莞的一切当成自己的故乡,况且他所访的朋友竟然是名震南粤的东莞资福寺的方丈比丘祖堂。

  公元1100年秋,比丘祖堂禅师接任资福寺方丈,他在寺内建罗汉阁,塑500罗汉,工程浩大,蔚为壮观。

  苏东坡与佛有缘。父亲苏洵带着他和弟弟苏辙赴东京(今河南开封市)赶考当晚,苏氏三人都梦见德云罗汉与苏东坡对话,说当今圣上十分赏识欧阳修,并由他来主持当年的会考,欧阳修崇尚文体化,不喜欢口水话,考前得到德云罗汉的指点,三苏高考即中,文章得到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誉,他们的文章很快著名于世。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苏氏父子也从此走上仕途。苏氏临考前得到德云罗汉的指点,也成为文坛佳话,有人后来竟说苏东坡的前世就是德云罗汉。明代天顺三年(1459)由高僧礼筵,曾在苏氏家乡眉山创建了德云寺。“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是他一次礼佛之后的心语,凡每到一地,都会去参佛,以示修心,曾有诗云:“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在岭南,他在参拜南华寺时,回想自己多年流放他乡,颠沛流离、一生忧患,而看着正在念经的惠明和尚,与他一同共同探讨佛经,经他亲自指点,而悟大道,一块阴云立刻散去了,忙在曹溪擢了把水,高声吟道:

  云何见祖师,要识本来面。

     亭亭塔中人,问我何所见。

     可怜明上座,万法了一电。

     饮水既自知,指月无复眩。

     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链。

     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

     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

     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

  在清远的飞来寺、在广州的六榕寺、在东莞的资福寺,这些岭南上大名寺里同样留下他的足迹,留下他的才情。而东莞的资福寺,或许因与他的佛学渊源更深,因与方丈比丘祖堂禅师佛缘极深,忘年之交,把满腹心事地扑入东莞的怀抱,在这块曾经蕴孕育了博大雄辉的岭南文化的地方,步入了他另一个人生之路,打造他的莞式生活。

  佛家有一句话说:“结有缘人”。苏东坡应该与资福寺有缘,正像他在跨过广东边界,过大庾岭时所云,“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甫入惠州不到几天,他听说东莞有座资福寺,为南汉禹余宫使邵廷琄(东莞篁村人)捐献私人住宅建成。

  东莞自古人才辈出,乃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山川互映,草木际天。在苏东坡的官宦生涯里,东莞两个字并不陌生,尤其是对邵廷琄这个南汉大臣早就崇拜在心。出生东莞的邵廷琄是一个改革派,主张“变和”,曾多次向后主刘鋹指出,北方战乱多年,南汉赖以偏安,但分裂战乱的局面不会久存,应当为即将发生的统一战争做好准备,且应与宋通好,共同对敌。忠言逆耳,往往好的建议或意见都难以被人采纳和所用,后主刘鋹不仅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并对此存有介蒂。不久,宋将潘美攻陷郴州,邵廷琄听命整饬兵备,前往失地收复河山,稳住局面。此次壮举理当大力褒扬,封官奖地,却被人以匿名告发此举系图谋不轨,后主刘鋹听信谗言,遂遣使前往战地将其赐死。这个东莞乡亲,死前两年,即公元962年,将自己在东莞的私人住宅捐献出来,筹建了一座寺院,取名为资福寺,意在为借助佛力保境安民,造福万代。

  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惠州,一听说邵廷琄的家乡东莞竟一步之遥,尤其是离邵廷琄捐献自己的住宅而兴建的资福寺隔河相望,他的心便恨不得马上到资福寺,在这里读经学佛,修心养性。他想象着邵廷琄起舞弄清影的那一声声清脆的鸡啼声。苏东坡便借道来到东莞,登岸移步资福寺探访祖堂禅师。

  中国文人都有登名山拜名刹的习惯。他们每到一处,大多都会潜心佛学,念佛静心。但一到资福寺,竟然让曾久经沙场的苏东坡一下子就惊在那里。500罗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而那个曾不止一次地梦见的德云罗汉亦位列其中,那阵式似乎在向他问好。苏东坡静静地立在德云罗汉面前,久久不肯离开半步。

  佛渡有缘人。方丈见状,立即赶过去招呼,并带苏东坡来到经室,沐手参经,一阵阿门。

  在那散发着佛经的清香禅室里,已近六旬的苏东坡像个小学生一样站在经书前,“既而谪居于黄(州),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茫然不见其涯也。”

  往事,随着那一册册经书在眼前掠过。

  他想到眉山,这个时候也一样烟雨迷蒙。父子三人从眉山走出,兄弟两人一同中榜,名震京师,被宋仁宗皇帝喜赞为“为儿孙得两宰相”。苏东坡这位巴蜀学子当年怀着一腔报国之志,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而博得主考欧阳修的喝彩,得以及第进士,其深邃宏论,旖旎词采当是冠盖学子,风骚独领的。 那时他风流倜傥,少年气盛,壮志凌云,与欧阳修、范仲淹一样出将入相。

  他想起与王安石“华山论剑”,面对激进变法的王安石,长期生活在社会基层的他,清楚地看到变法中的毛病和不足,急功近利遗害无穷,主张渐变,认为新法“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上皇帝书》),不利于国家。还认为“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但变革意见的严重分歧,让苏东坡在京城无法立足,他不得不寻求发展之路。

  中国古代文人,要么以文字而生,要么以文字而死,他更想起自己那个千古成名的乌台诗案——在杭州任上,御史府中的柏树上经常栖宿着许多乌鸦竟然“制造”千古奇案。那时,正是愤青时代,苏东坡亲眼看见新法给农民带来的一些不便,于是便写了一些讽刺新法的诗歌。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便摘出苏轼诗文中的一些字句,断章取义,说他讥讪毁谤新法,加以弹劾,苏因此被捕入狱,因为这些所谓的乌鸦而有了这有名的“乌台诗案”。出狱之后,苏东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黄州安置。他想起在黄州的安国寺里,面对佛祖焚香枯坐,静听赤壁涛声,一种禅的境地进入了心灵。数十年的奔波,竟然一路向南,颠沛流离,壮志未酬,直至英州、惠州。

  伫立在佛前,面对袅袅香烟,没有了声色犬马的放纵,没有了功名利禄的追逐,没有了风刀霜剑的欺逼,也没有了心若死灰的清冷,就像窗外的斜斜细雨,恬淡得似乎可以听到炊烟的说话。他思索着写一篇关于罗汉堂的文章。回到惠州居所后,夜不能寐,奋笔疾书:

  众生以爱,故入生死。由于爱境,有逆有顺。而生喜怒,造种种业。展转六趣,至千万劫。

  本所从来,唯有一爱,更无余病。佛大医王,对病为药。唯有一舍,更无余药,常以此药,而治此病。如水救火,应手当灭。云何众生,不灭此病。是导师过,非众生咎。此何以故?

  众生所爱,无过身体。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无难色。若复邻人,从其求乞,一爪一发,终不可得。有二导师,其一清净,不入诸相,能知众生,生死之本,能使众生,了然见知。

  不生不灭,出轮回处。是处安乐,堪永依怙,无异父母。肢体可舍,而况财物。其一导师,以有为肉。以此观之,爱吝不舍,是导师过。设如有人,无故取来,投坑穽中,见者皆恨。

  若肯此米,施诸鸟雀,见者皆喜。鸟雀无知,受我此施,何异坑穽。而人自然,有喜有愠。

  如使导师,有心有为,则此施者,与弃无异。以此观之,爱吝不舍,非众生咎。

  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无量。独此南越,岭海之民,贸迁重宝,坐获富乐。得之也易,亨之也愧。是故其人,以愧故舍。海道幽险,死生之间,曾不容发,而况飘堕,罗刹鬼国,呼号神天,佛菩萨僧,以脱须臾。当此之时,身非已有,而况财物,实同粪土。是故其人,以惧故舍。愧惧二法,助发善心,是故越人,轻施乐舍,甲于四方。

  东莞古邑,资福禅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尝戒也,而律自严,未尝求也,而人自施。

  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捐益铢黍,了然觉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虽千万过,无一留者。

  堂以是故,创作五百,大阿罗汉,严净宝阁。涌地千柱。浮空三成,壮丽之极,实冠南越。

  东坡居士,见闻随喜,而说偈言。

  写罢便倒头酣然大睡,梦中赤蛇吐珠的景象令他暗暗称奇。感应就这样出现了,居然还有一个人跟他做了同样的梦。祖堂法师夜间睡觉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梦。祖堂法师迫不及待地来到苏东坡的住所。两人相见,都话梦事,惊讶不已。苏东坡百感交集,拿来清墨尚未干的书稿,在后面加上两人的同梦所见。写道:

  “五百大士栖此城,南金大贝皆东倾。众心回春柏再荣,铁林东来阁乃成。宝骨未到先通灵,赤蛇白璧珠夜明。三卜袭吉谁敢争,层檐飞空俯日星。海波不摇飓无声,天风徐来韵流铃。

  一洗瘴雾水雪清,人无南北寿且宁。”

  写罢,苏东坡还觉得不过瘾,干脆拿出比自己生命还宝贵的佛舍利交给祖堂住持。这粒佛舍利是有来头的呀,这是朝庭赐号佛印和尚——宋代云门宗僧所赠。佛印和尚是苏东坡之方外知交。苏东坡在杭州做官时,佛印在杭州做寺庙住持。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佛印早已先期到达与黄州隔江相望的江西庐州归宗寺任住持。两人交往极深,说佛到禅、谈论文学之外,经常互相戏谑玩笑。佛印和尚曾相赠了一颗佛舍利给远谪他乡的苏东坡。捧着苏东坡赠送的佛舍利,祖堂喜出望外,恭恭敬敬将文章和佛宝舍利带回资福寺后,用金银琉璃做塔,将舍利藏于塔中,将塔供奉在罗汉阁内。苏东坡曾就资福寺修建舍利塔作铭:

  自有生人以来,人之所为见于世者,何可胜道。其鼓舞天下,经纬万世,有伟于造物者矣。

  考其所从生,实出于一念。巍乎在哉,是念也,物复有烈于此者乎?是故之真人,以心为法,自一身至一世界,自一世界至百千万亿世界,于屈伸臂顷,作百千万亿变化,如佛所言,皆真实语,皆真实语,无可疑者。至于持身励行,练精养志,或乘风而仙,或解形而去,使枯槁之余,化为金玉,时出光景,以作佛事者,则多有矣。其见伏去来,皆有时会,非偶然者。

  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状若覆盂,圆径五寸,高二寸,重二斤二两,外密而中疏,其理如芭蕉,舍利生其中无数,五色具备,意必真人大士之遗体。盖脑之在颅中,颅亡而脑存者。

  予曰:“是当以施僧,与众共之,藏私家非是。”其人难之。适有东莞资福长老祖堂来惠州,见而请之,曰:“吾方建五百罗汉阁,壮丽甲于南海,舍利当栖我阁上。”则以犀带易之。

  有自京师至者,得古玉璧,试取以荐舍利,若合符契。堂喜,遂并璧持去,曰:“吾当以金银琉璃为窣堵坡,置阁上。

  铭曰:真人大士何所修,心精妙明舍九州。此身性海一浮沤,委蜕如遗不自收。戒光定力相烝休,结为宝珠散若旒。流行四方此独留,带犀微矣何足酬。璧来万里端相投,我非与堂堂非求。共作佛事知谁由,瑞光一起三千秋,永照南海通罗浮。

  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对于一个被贬谪的文人来说,苏东坡的“宝骨未到先通灵,赤蛇白壁珠夜明”这首千古诗句,一时间让资福寺声名远播,海内外朝拜者络绎不绝,盛况空前。可惜在公元1277年,元将张弘范攻陷东莞,取佛舍利进京,这粒佛舍利从此不知所踪。

  在中国,文人的生命密码,就是用文人的骨气提炼出的精神。凡天才,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尤其在天才文人,他们天马行空,狂放不羁,更是遭遇排斥。殃殃中华五千年,文人贬谪举不胜数,他们将满腔的悲愤不平,孤独寂寞,凄楚忧伤,和对于生命的执着,对于理想的追求,构成了贬谪文学丰富多样的内涵。

  苏东坡就这样站成了一种姿势。

  苏东坡在东莞的数篇诗文,将一种目光融入血液的基因,将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与东莞历史文化、东莞人文山水融为一体,华彩横溢,字字珠玑,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艺术的享受,更是生命质量的呐喊。苏东坡的笔轻轻一点,历史便在这里霞光万丈,资福寺顿时名声大噪,地位显赫,位列广东四大名刹之一,一时誉满南粤。清代被誉为“岭南才子”、“两粤宗师”的郑小谷曾为资福寺撰联:“北宋访残碑,人去未忘罗汉果;东莞标古刹,我来曾吃赵州茶。”上联:“北宋访残碑,人去未忘罗汉果”,讲的正是资福寺与苏东坡的历史因缘。就在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苏东坡应召北返时,他仍念念不忘资福寺,夜宿韶州(今广东韶关),仍写信给好友朱行中,嘱其多护持资福寺。

  世事沧桑,一切都会被岁月湮灭。而只有文化,只有精神,都会穿越时空,永远活在历史的长河中。为纪念苏东坡,1896年,莞人进士邓蓉镜在资福寺后捐建东坡阁,嵌苏氏《罗汉阁碑》(残石)于壁,直到1953年左右因故被拆。

  

  贬职者最大的希望莫过于官复原职或者再入仕途,“学而优则仕”,谁不想出入将相,光宗耀祖?“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应愚谷能留柳,可独衡山解识韩。”这是苏东坡遭贬带着一家大小过太行山南行时写的一首《临城道中作并引》,他在引子里说:余始赴中山(河北定县),连日风埃,未尝了了见太行也,颇以为恨。今将适岭表,过临城道中,天气忽清彻,西望太行,草木可数,冈峦北走,崖谷秀杰。忽悟叹曰:“吾南迁,其速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苏氏一家沿着太行山往南前行,到了赵州临城时,天气突然晴朗起来,能清楚地看见太行山上的雄姿。中国人历来都有崇拜山岳的传统,他想这一定是一个吉祥的征兆。这个征兆一定就是自己不可能像柳宗元那样长期留在贬谪之地,而是像韩愈那样,很快就会被皇帝召还的。

  他含着泪誊写韩愈写给柳宗元的《迎亲送神诗》仍记忆犹新。“愚谷留柳”的柳宗元,25岁时已是“文章称首”的长安才子,仰慕“古之夫大有为者”,向往于“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逐步成为文坛领袖,政坛新锐,以热情昂扬、凌厉风发的气概,准备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开元”的抱负,却因革新被贬我的老家邵阳(古称邵州)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马。过着“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的屈辱生活。十年后,被改派为柳州刺史。来柳州以后,虽是愁肠百结,但他感到柳州是“有社之人”,可以干一番“振发枯槁,决疏潢汗”的事业,施展自己“以利安元元为务”的抱负。尽管他那“十年践踏久已劳”的身体到柳州后又患上了“奇疮钉骨状如箭”和“支心搅腹戟与刀”的疾苦,甚至曾出现过“鬼手脱命争千毫”的险情,但他仍然扶着病躯,以极大的热情在柳州传播儒学, 修复孔庙;破除迷信,动以礼法;激励百姓自爱奋发,改变滥杀牲口的恶习。同时,他针对柳州的现状,进行重大社会变革:废除奴俗, 解放奴婢;开荒挖井,发展生产。由于他的致力治理柳州这座古城呈现出一派生机。平民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在贬处,他感悟人生,将哀愁化作巨大人生动力,即便被贬一方,也要造福一方,留名千古。曾在柳州城头写下《登柳州城楼寄漳汀连四州》一诗:“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毡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可惜年仅47 岁,就倒在贬所。“柳州旧有柳侯祠,有德于民民祀之”。为纪念柳宗元勤政为民,韩愈即兴创作了《迎亲送神诗》,苏东坡也深深地怀念这位先人,含着泪誊写了这篇碑文。

  相对柳宗元而言,同为“唐宋八大家”的韩愈则幸运得多,虽然一贬再贬,但时间不长就返京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韩愈反对宪宗皇帝欲倡导一场迎佛骨活动,再次重走贬职之路。在潮州贬职生涯的八个月里,驱除害人之鳄鱼,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农作物,赎放奴婢,兴办教育,使南蛮之地的潮州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后来人们将整条江改为韩江,将潮州那座山改为韩山。当他遇赦北归过衡山时,便写下了《谒衡岳》诗:“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味无清风。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净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八个月,改变了一座城市,也为韩愈精神大放光彩。有关资料表明,韩愈到潮州之前,只有进士3名,到南宋也就是韩愈之后,登第进士者就达172名,这正是他大开教育之功,有民间诗作为证:文章随代起,烟瘴几时开。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来。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事实与苏东坡想象的完全相反。当他还在赴英州(广东英德)的途中,政敌章惇、蔡京、来之邵等人又不断地在皇帝面前攻击苏轼,说他罪大恶极,贬谪英州仍不足以惩罚。于是,哲宗皇帝又两次对东坡加重处分,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这时的苏东坡,简直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囚犯了。

  看着苏东坡满脸愁容,性格开朗的比丘祖堂将苏东坡引到寺院内的那棵千年古树——再生柏旁。再生柏,顾名思义是曾遭受自然灾害劫后余生,一枝早就干枯,伸出的枝头仍顽强地立在风中,另一枝郁郁苍苍,似乎与晨钟暮鼓对话。“是心苟真,金石为开”,斜风细雨下的再生柏似乎给了他力量,他的嗅觉顿时敏锐起来,似乎又回到童年,回到眉山家门口那个石门,回到杭州西湖那缕缕杨柳。

  “佛言诸法因缘生,再生柏历千年风吹雨打、即便惨遭电击雷霹也岿然不倒,何况一个曾执笔千里的文人?”比丘祖堂的一句话让苏东坡茅塞顿开,既然命运给自己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让自己走上贬职之路,那么就振作起来,像比丘祖堂所言:命实造于心,吉凶惟人召;信命不修心,阴阳恐虚矫;修心一听命,天地自相保。“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既然命运开了这个玩笑,那我就把握命运,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要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看着风中的再生柏,他的思绪在随着叶尖上的露珠摇曳着,诗意便在清风里发散。“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一首礼赞东莞再生柏的诗娓娓道来:

  生石首肯,奘松肘回。是心苟真,金石为开。堂去柏枯,其留复生。此柏无我,谁为枯荣。

  方其枯时,不枯者存。一枯一荣,皆方便门。人皆不闻,瓦砾说法。今闻此柏,炽然常说。

  云从龙,凤从虎,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的巧合,常常给人适逢其时的美感,苏东坡之于东莞,东莞之于比丘祖堂,从而有了一场斗志昂扬的东莞惠州建设演义。苏东坡再次来到东莞,听罢祖堂的诵佛后,将自己在谪贬之地惠州调研来的问题与比丘祖堂一一分析。他知道东莞与惠州山水相连,人情相近,比丘祖堂对东莞与惠州也相当了解。他认为:一、惠州城风景虽然很美丽,青山绿水。但是,由于惠州城四面环水,出入很不方便,尤其是一些老弱的妇女出城砍柴割草和进行农业耕作,更不方便。苏东坡还亲眼看见有些妇女到西山去割草而掉进丰湖里面去。二、惠州常年天气比较炎热,雨水较多,比较潮湿,疾病流行。由于这里文化经济都比较落后,故缺医少药的现象比较严重。三、农业耕作技术比较落后。惠州虽然已超越了刀耕火种的时代,但是,利用自然资源少,没有什么先进的农耕工具。

  比丘祖堂觉得路通才能财通,苏东坡完全可以将杭州西湖建设模式克隆过来,惠州城被西枝江分隔为两半:归善县城那半为水东,惠州府城这一半为水西。西枝江的江水流淌急峻,在西枝江流入东江的交汇处,原来是修有一座简陋的竹浮桥的,在五月间的洪水中已被冲毁了,现在只能用小艇来摆渡。但是,这个渡口又是城中的交通要道,行人很多。不少人因为船小摆动,人多挤逼而掉进河里去,认为在这里修一座用船只串联起来的船桥比较可行。“对,就搞这个‘两桥一堤’”。在平湖门和西山这两端各筑进一段堤,中间造飞楼九间以作桥,而造桥的木料全部改用罗浮山出产的坚硬如铁的盐木。按照这个方案建造的桥梁,气势宏伟,既可作为西湖中的一个景点,又可以作为一条交通要道,方便居民生产生活。

  历史再次给苏东坡提供了生活的案例。苏东坡还采用比丘祖堂的建议,启用罗浮山道士邓守安,由邓道士主持东新桥建设;启用栖禅院长老希固,由其主持筑堤工程。邓道士在西(支)江上,用40艘船连成20舫,上铺桥板,“铁锁石碇,随水涨落,榜曰东新桥”(《两桥诗.引》)。从此两岸往来,安全便利:“岂知涛澜上,安若堂与闺。往来无晨夜,醉病休扶携。”(《两桥诗·东新桥》)而希固长老见资金不足化缘筹集资金,先“筑进两岸”为堤,再用“坚若铁石”、“白蚁不敢跻”的石盐木在堤间建桥,取名西新桥。

  绍圣二年(1095年)十月,惠州终于等来了这个不朽的书生了。书生办事,意气风发。他摊开图纸,建浮桥,立楼桥、筑堤坝,不出8个月这“两桥一堤”胜利建成了。竣工之日,惠州百姓欢欣鼓舞,兴奋异常,自发地在城西的西村中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在寓惠期间,东坡还大力推广水力推磨、推广“秧马”、广泛施药,救死扶伤、掩埋无名尸骨、抗灾济民、建自来水工程,用自己的真诚厚意惠及乡亲。“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他仿佛看到昔日的荒蛮之地变成了车水马龙的闹市,人们安居乐业的盛景。

  后来,惠州人民为了铭记苏东坡的功绩,便把西湖的那两段堤称为苏堤,以作永久纪念。现在,苏堤已经成为惠州的重要文物景点之一。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阙写尽人生悲欢离合的吟唱词,对人生的体悟,对世事的豁达,都显示出一种圆缺无碍的通达和淡若浮云的苍茫。千百年来,仍旧在人们的心头弹唱,于思乡于怀古都是那么悠长恒久地激荡。词是写给与他共进仕途的远在他乡的弟弟苏辙的,兄弟之情、手足之意,淋漓尽致地展示着。那天,在东莞,王朝云弹着这曲千古绝唱,在场人无不感动得落下热泪,即便是出家多年的比丘祖堂,也紧紧地抓着念珠,一粒一粒地数着,或许他在捻数着家乡的亲人,或许他在捻数着离家的岁月——他真的醉了,是词让他醉在东莞的春风里。

  “火那么壮大,水却熄灭它。水那么壮大,土却掩埋它。土那么壮大,风却吹散它。风那么壮大,山却阻挡它。山那么壮大,人却铲除它。人那么壮大,权位、爱恨、名利却动摇他。权位、爱恨、名利那么壮大,时间却消磨它。时间最壮大吗?不,是‘心’—— 当心空无一物,它便无边无涯。在名利面前,不须多惆怅,试向东莞探资福。”祖堂或许在自言自语。文人的力量,要么改变社会,要么丰富社会,“达则通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苏东坡的东莞,是真性情的东莞。他是一个乐天派,“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在贬职生涯中,不管环境如何艰苦,他都微笑面对,“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人生风雨有几多?笑看我的超然情怀。曾在给资福寺的长老写的诗中就可以看出“累了就睡觉,醒来就微笑”的精神境界。“是是是。是资福,白老子。身如空,我如尔。无一事,长欢喜。东坡有,老居士。见此真,欲拟议。未开口,落第二。有一语,略相似。门如市,心如水。”(《资福寺白长老真赞》)

  “门如市,心发水”,苏东坡真性情的表现更在他对家庭上。

  如果认为像苏东坡这样风流才子,又藉旅他乡,三妻四妾自不在话下,那就错了。在他的数百首诗词中,有三阙词作让人摧心扼腕、痛断肝肠,那就是关于他三任妻子的作品,表现出他至情至爱的真情。

  王弗是苏东坡的第一任妻子,他们在生活11年后因病逝世,悲痛欲绝的东坡,亲手在埋王弗的山头栽下了三万株松苗,把自己那一缕相思化成了三万株万古常青的松树,守候在爱妻身旁。在风雨中,他在问亡妻:“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江城子·记梦》)

  第二任妻子就是王弗的堂妹王闰之,这个比苏东坡小11岁的进士之女,倒也看中了他的真情性,看中了他的爱恨情仇,感动于苏轼对妻子的深情厚谊,不顾一切地嫁给这个贬职的堂姐夫。想不到25年后,也因病随堂姐而去。面对这个陪着他宦海浮沉在黄州惠州儋州的穷达多变中绝无怨尤的贤德妻子,苏东坡痛断肝肠,写祭文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在妻子死后百日,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来生乐土时,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

  王朝云,12岁起就侍奉在苏东坡左右,她被大他26岁的苏东坡的深情打动着,“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元;阿奴络秀不同老,无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板旧姻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山云雨仙。”33岁的朝云在扶正了11年后又病逝,苏轼将她埋在惠州城西的丰湖边上,俯瞰二人一起开辟的放生池,一湖净水,有如朝云的一片丹心,竟然令苏轼不忍重游。“玉骨哪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花丛,倒挂绿毛幺凤。素面常嫌粉污,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悼朝云》)你看,苏东坡的眼里还流着泪流着相思血呀。

  可以说,苏东坡对三任妻子的爱都是那样至情至深,对王弗“年年断肠”,即便在续妻之后,亦“不思量,自难忘”;对王闰之做到“生则同室,死则同穴”,将其停放在京西一座寺庙里的灵柩与自己埋在了一起,真正实现了当初的誓言。那么,对于款款地走在暮年苏东坡的深情里王朝云来说,更是“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妻妾成群是封建社会成功男人的一首歌。作为男人,我为苏东坡的政治处境鸣不平,但为他一边握着新欢的手,一边哭着前妻的魂而感动着,那种情感是俗人难以体会的。

  比丘祖堂曾多次跟苏东坡说,俗人可以按照风俗纳妾,但苏东坡总是摇头,或许他放不下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他的誓言早就化作了三万株不老的青松。

  在东莞,苏东坡颠覆了“外面红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的所谓成功男人的定律,他用真情抒写了个性东莞。

  (《北京文学》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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