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略论同光时期士大夫的“天心”说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败再败，丧权辱国，传统的封贡体系逐渐解体，原有的天朝尊严不复存在，国内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方面，也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萌动并不断发生新的变化。面对如此亘古未有之变局，如此全然陌生的环境，如何从历史的长时段来分析、面对这些变化，如何从原有的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鼓舞民气，提振信心，这是摆在一切关心民族前途、没有丧失文化自信、具有思想深度的中国哲人面前的重大课题。流行一时的“天心”说，便是他们基于中国历史，汲取传统资源，结合正在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而提出的新的解释话语。

“天心”说新内涵

“天心”是中国传统观念，在儒家经典《尚书》中已经出现。汉代以后学者对于这一词汇赋予相当丰富的含义，包括作为客观规律的天意、天理、天道，具有主观意志的天帝之心，以及落实到人间的天子（皇帝）之心。西汉董仲舒说，《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霸、王之道，皆本于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他认为，上天与人类一样，具有喜怒哀乐的情绪，这些情绪通过对四季风霜雨雪的操纵而有所表达。上天情绪的表达，必定会在合适的场合、按适当的次序、以合适的方式。这些表达，就是“天心”的外化。东汉王符对此阐述更为具体、系统。他将天心外化与民心顺逆、阴阳调和密切联系，认为“帝以天为制，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民心是抽象的，天象是具体的，天象所示即为民心所欲。作为上天与人民之间的联系者，君主的作为是否得当，就看其是否顺遂民心，“法令善则民安乐，民安乐则天心慰，天心慰则阴阳和，阴阳和则五谷丰，五谷丰而民眉寿，民眉寿则兴于义，兴于义而无奸行，无奸行则世平，而国家宁、社稷安，而君尊荣矣。是故天心、阴阳、君臣、民氓、善恶相辅至而代相征也”。

   

这套解释系统也是可以逆推的，即由果倒因。假如灾害严重，五谷歉收，那是因为阴阳失调，阴阳失调是因为天心不慰，天心不慰是由于民氓不乐，民氓不乐是由于法令不善。于是，每有水旱、地震之类灾害发生，天心示警、君主失德之论便会出现。天、君、民三者之中，天永远是正确的。   

那么，天心到底是什么？可否研究、了解、参透？答案是肯定的。从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理念出发，历代哲人一直在研究天心。一部《周易》就是研究、了解、参透天心的著作，其他经书也多有对天心的关注与阐释。检索“四库全书”，共有8549个匹配，其意多指上天之心、天帝之心，绝大多数都是对于《周易》的解释。但是，天心终究是难以视听、难以触摸、难以测定、虚无缥缈、玄之又玄的东西，因此，历代哲人对于天心的解释也就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有一共性，即每一代人对天心的阐释，都会包含那个时代特定的内容，透出那个时代的特点。   

同光时期，“天心”是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考其语义，相当部分是指具有主观意志的天帝的意旨。这一时期的上谕中屡用此词，多为此义。比如，同治元年上谕称：“朕以冲龄寅绍丕基，兢兢业业，罔敢怠荒。乃自正月以来，日星垂象，雨泽愆期。昨虽得有时雨，农田仍未沾足。此皆由修省未至，弗克感召和甘。所幸天心仁爱，悬象示儆，深切著明。因思感应之机，捷如影响”。此后，这类用法所在多有。许多士大夫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天心”一词。比如，曾国藩说：“大易之道，重时与位，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那个在冥冥之中主持“时”与“位”的大力者，就是天帝。广东巡抚谭钧培亦说：“十数年前，人事之杌陧，既以因天心而挽回。数十年后，天心之福祸，又将因人事而旋转”。这一点，与近代以前没有什么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同光时期士大夫所用“天心”概念，已有鲜明的近代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用“天心”来解释鸦片流毒中国的原因，解释中外关系变化的根源。陈炽说，“洋药之流毒中国也，天也”，是不可抗拒的事情。这是因为，一方面，英国税收依赖于烟税，英国要获得烟税就必然要在其殖民地印度种植罂粟，欲印度不种罂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中华士庶，半癖烟霞，要中国人不吸鸦片也是不可能的。两个不可能结合在一起，就导致鸦片流毒中国。道光年间，中国曾设法禁止鸦片，但效果不理想。如果当年不是采取严禁办法，结果或许两样，“烟土不烧则兵端不启，兵端不启则商局不开。猛虎在山，藜藿不采，或者天心厌乱，隐忧深患，自此消弭，未可知也”。之所以采取严禁措施，原因在于，当时朝野既不了解外情，自己的防卫又不坚固，“乃彼之情伪不知，我之防维不密，形见势绌，受制外人，遂致海溢川流，其祸至今而愈烈，闭关绝市，终古无期。事变循生，追悔何及！故曰天也”。所谓“事变循生”，就是说，一件事情的结果，是导致另一事件的原因，一事连一事，一环套一环，这些都不是事先能够料及与防止的，所以归结为天心。   

其二，用“天心”来解释西方科学技术发达的原因。王韬说：“天心变于上，则人事变于下。天开泰西诸国之人心，而畀之以聪明智慧，器艺技巧，百出不穷。”陈炽亦有类似说法，称西方科学技术如此发达，天下万国往来如此便捷，其背后起作用的就是天心：西人精思奇器，日异月新，亹亹深深，未知所极，考察其灵奇变化，初以为鬼斧神工，不可思议，“及徐而察之，则高以下基，洪由纤起，浅尝深造，均有阶级之可寻。极人巧代天工，广地利尽物性，此岂海外小夷所能为乎？然则孰为之？曰：‘天为之’。天欲辟一万国大通之局，而道里悠远，山川间之，非此不足以捷往来、资日用也。更新之气运，天实开之，而谓人能遏之哉！”   

其三，用“天心”分析欧洲崛起的原因。有人认为，欧洲今日能如此发达，与欧洲所处地理环境、人文特点有关，与欧洲历史演变、祸福相倚、否极泰来有关，实乃天心所系。一位署名“岭南望士”的学者说：

今天下之大，亿兆之众，半受制于西国，罕称臣于中邦。天独钟于彼而偏靳于此乎？不知富强之见，皆有可稽；富强之事，原无难致。盖不始于运思之巧，制造之精，实基于天心之剥，地利之绌也。闲尝纵观天下之势，今昔之时矣，国家之困穷无如泰西也，运会之否塞亦无如泰西也。混一统者则随合随分，处偏安者则旋兴旋替，干戈扰攘，奔命不遑，而勇已成俗矣；物力凋残，谋生无自，而计必取慎矣。故微弱之可乘，则以力挟之；利益之所在，则以智图之。况又版图偏折，时气多寒。寒则衣食加倍，寒亦物产维艰。物产已不敷于衣食，衣食又必取于物产。欲倍其物产，以裕其衣食，一国遂无不治之旷土，一家遂无不力之游民。加以勇行其兼并之心，计专其囊括之志，而运思之巧生焉，亦制造之精见焉。既遂其私，满其欲，在内足以自固，在外可以自雄，而富强遂不期然而然，莫之致而致矣。盖富出于强，强成其富，富强相因，强富相益。更由一国之富强，兼于天下之富强，收天下之富强，归于一国之富强。此泰西之富强遂甲于天下，天下之富强皆逊于泰西者也。

在这位“岭南望士”看来，西方之由困穷而富裕、否塞而发达，其勇其智，其运思之巧，制造之精，都是事物转化规律使然。显然，作者所论否极泰来、穷富易位、强弱转化的理论，都是从易经中矛盾两端相互转化的规律推导出来的。   

其四，用是否合乎“天心”来分析中外贸易关系。时人延续传统关于民心即天心、天心顺民心的说法，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顺民、益民、养民即符合天心，逆民、害民、伤民则违背天心：“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爱民之心，天心也，养民之道，天道也”。秉此原则，他们认为，西方与中国贸易，西方输入的是鸦片，中国出口的是茶叶，鸦片有害于人的健康，茶叶有益于人的健康，“不知烟之入华，有百害而无一利也，显逆天心者也。茶之出洋，有百利而无一害也，隐合天心者也”。逆天心者天将罚之，合天心者天将佑之。

“运会”之类

同光时期，与天心意思相似、相近、相通的术语，还有运会、气运、运数等，王韬、薛福成、严复等都惯用这类词汇。运会说创于宋儒邵雍。其说依于一年中年、月、日、时四种数字，即每年十二月，每月三十日，每日十二个时辰，假定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然后配合推衍，用来表示世、运、会、元之终始。晚清人沿用“运会”一词来讨论世局变化，并不严格按照邵雍创始的意思，而是类似于今人所说的历史演变规律，说明世变之乘，出于天地自然之运转，人力只能顺应其势，而无法与之抗拒。

熟悉易理的魏源、徐继畲等人，都从运会变化的角度理解新变局的到来。在后天八卦中，西北方向为乾卦，主刚主动，东南方向为巽卦，主顺主谦，谦逊受益。时人认为，欧洲地在西北，处于刚强主动地位。欧洲崛起，中西交往，预示着新的运会的开始。魏源说，读世界地图，将西方与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欧洲处于西北，中国处于东南，“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徐继畲说，“欧罗巴一土，以罗经视之，在乾戌方，独得金气”。李鸿章说，西方人“特其制造之巧，得于西方金行之性，又专精推算，发为新奇，遂几于不可及”。这些都是将八卦说运用到全球地理的典型。古人创八卦说，正是窥测天心的具体表现。   

王韬说：“有心人旷观往古，静验来今，而知天道与时消息，人事与时变通。居东南者每由东南而之西北，居西北者每由西北而之东南。而西北恒强，东南恒弱，东南柔而静，西北刚而动。静则善守，动则善变，故西北至东南独先，东南通西北独后。柔能持己，刚能制人，故西北每足为东南患，东南不足为西北病。顾守有时足以待变，柔有时足以制刚。”他从动静相对、强弱互转的角度，预测弱者将来未必会一直弱下去，强者将来未必能永远强下去，为弱者鼓气。   

在天人合一的话语系统中，“运会”说是天心在社会运行方面的规律呈现。这类解释，对于后之经过历史唯物主义熏陶的人来说，或许会以其荒诞不经而嗤之以鼻。殊不知，每个时代人们的认识水珠，折射的都只能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知识阳光。诚如王尔敏所论：“就此时代言，中西间既已展开频繁的来往，少数敏锐的中国官绅，依据直观的警觉，已开始认识到一个新局面的开始。他们用固有知识来考察判断，并自传统思想中找出它的命义。这就是当时人形容的所谓‘运会’。‘运会’正确的意义，就是人力所不能抗拒的自然势力，在不可预期的机会中到临，并由此带来天地人群事物等等巨大转变。中国官绅向来都相信这个新世局是命运使然，而称之为‘天数’或‘气数’……他们并不是胡乱猜测，而是本着传统的宇宙观作推理的解释。”

强调转化

天心说、运会说、气运说，都有一定的循环论与宿命论意味。但是，晚清思想者在沿用这套术语的同时，作了一些改造或创新。   

他们从传统的天人感应说出发，强调天心与人事相通的一面，强调由弱转强的辩证法，强调新的运会给中国带来的机遇。王韬、陈炽都认为，在天心面前，人并不是无可作为的。“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先天而天弗违者。君相之所以斡旋，气运也。”人只要看准事物发展趋势，在事情发生之前，未雨绸缪，就可以改变气运流行的方向。王韬说，西方的发展确属天心所系，但天心并不是要将中国变成西方，而是迫使中国不得不随之发展，是给中国带来新的契机：       

（西人）航海东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诸国既恃其长，自远而至，挟其所有以傲我之所无，日从而张其炫耀，肆其欺凌，相轧以相倾，则我又乌能不思变计哉？是则导我以不容不变者，天心也；迫我以不得不变者，人事也。如石之转圜于崇冈，未及坠地，犹谓其难，而不知其一落千仞也。

鄙人向者所谓天地之创事，古今之变局，诚深忧之也。盖天心变，则人事不得不变。读《明夷待访录》一书，古人若先有以见及之者。穷则变，变则通，自强之道在是。非胥中国而夷狄之也，统地球之南朔东西将合而为一，然后世变至此乃极。吾恐不待百年，轮车铁路将遍中国，枪炮舟车，互相制造，轮机器物视为常技，而后吾言乃验。呜呼！此虽非中国之福，而中国必自此而强，足与诸西国抗。

王韬认为，在西强中弱的格局中，中国要转弱为强，一定要明白柔弱能胜刚强的道理，树立柔弱能胜刚强的信心。他说，西强中弱，这是暂时现象，因为强弱之间是会发生转化的，促使这种转化的规律也是可以洞悉与把握的，“有心人旷观往古，静验来今，而知天道与时消息，人事与时变通”。他认为，弱者主静，强者主动，静则善守，动则善变，柔能持己，刚能制人，“顾守有时足以待变，柔有时足以制刚”。中国只要把握好机遇，采取适当的应对方略，一定能以弱制强，由弱转强。那么，什么是适当的应对方略呢？王韬说，西方目前正处于强盛势头，中国切不可以刚制刚，强顶硬拼，而应该谨取守势，师其所长，创造条件促进转变，“方张之机不可遏，始厉之锋不可撄，明者、智者知其然矣。然则何以待之？曰：莫如师其所长。盖天道变于上，则人事不得不变于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   

中国能由弱转强，意味着西方将由强转弱，何以见得呢？王韬认为，西方眼下一味逞强黩武，这是他们将会转弱的关键。他以史为例，说是中外历史上都不乏强者因为横行霸道而由强转弱的例子，商之鬼方，周之猃狁，汉之匈奴，晋之拓跋、五胡，唐之吐蕃、回纥，宋之契丹、女真，还有蒙元，西方的罗马、西班牙、葡萄牙、荷兰，都曾强盛一时，但是，到头来都衰落下去，考其原因，就在于他们逞强好战，“自古仁义为国，其敝也衰；甲兵为国，其亡也蹶”。他专门研究过法国的历史，认为近代法国由强而弱，从欧洲老大的位置上跌落下来，根本原因就是骄傲逞强，风俗侈靡，习尚夸诈：       

余三年中往还皆取道于法境，故得两经法都，览其宫室之雄丽，廛市之殷阗，人民之富庶，兵甲之盛强，未尝不叹其外观之赫耀也。及徐而察其风俗之侈靡，习尚之夸诈，官吏之惰骄，上下之猜忌，亦未尝不虑其国不可以为国，而初不料一蹶不振如是之速也。呜呼！法在欧洲为千余年自立之国，喜选事，善用兵，欧洲全局视之以为安危。列国于会盟征伐诸大端，无不遣使集议于其都，而法为之执牛耳。其国威兵力之足以慑人，盖积渐使之然矣。盛极而衰，此其变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魄，此理之常，法奈何不悟哉？  

在王韬看来，任何国家都不可逞强好战，在普法战争中，法国失败了，变弱了，普鲁士胜利了，变强了。但是，假如普鲁士从此逞强好战，则这次胜利就会成为他们衰亡的转捩。反过来，如果法国由此吸取教训，则这次失败又可成为其由弱转强的关键。   

王韬特别指出，对于盛极而衰、物极必反的道理，法国并不是没有人懂得。他曾与法国一二老成之人交谈过，他们太息痛哭流涕以告：“徒以职位不尊，事权莫属，虽言而不见用”。王韬由此感叹，运会一事，并非没有贤人能够洞悉，关键是这些先知的见解很难为广大社会所理解与接受，“自古事势一去，智愚同尽；运会所乘，才庸共奋。夫亦准诸天道而权诸人事耳，岂由一朝一夕之故哉？论者但知法之所以盛，而不知法之所以衰，固不得为探本穷原者矣。法之盛，法固有以致之。法之衰，法亦自有以取之”。王韬说的是法国，目光注视的是中国。言下之意，他的这番关于天心、运会的见解，但愿能为中国社会理解与接受。    

当然，中国要由弱变强，并非自甘柔弱就能自然而然地臻于强境。在此过程中，人事一定要配合天道。王韬指出，欧洲诸邦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粤，百十年间，洪波无阻，光气大开，海舶估艘，羽集鳞萃，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这是历史给中国提供转变的机遇，“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此岂出于人意计所及料哉？天心为之也。”这是天心示意，也是上天福佑中国，“盖善变者天心也。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故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经他这么一阐述，西方的侵略，对于中国来说，就由危机变成机遇了。   

中国要把握气运，顺应天心，唯有变法。王韬对通过变法、把握气运充满信心。他特别强调，在中外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学习枪炮、轮舶、火车与机器等西方所长在促使中国由弱变强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西方拥有这些长技的历史也不过百数十年，中国只要努力，用不了百年，必然能够掌握这些长技：         

夫用兵以刀矛一变而为枪炮，航海以舟舰一变而为轮舶，行陆以车马一变而为火车，工作以器具一变而为机捩。虽刀矛、枪炮同于用兵，舟舰、轮舶同于航海，车马、火车同于行陆，器具、机捩同于工作，及其成功一也，然而缓速利钝，难易劳逸，不可同日而语矣。凡此四者，皆彼所有而我无其一。使我无彼有，而彼与我渺不相涉，则我虽无不为病，彼虽有不足夸，吾但行吾素可耳。独奈彼之咄咄逼人，相形见绌也。且彼方欲日出其技以与我争雄竞胜，絜长较短，以相角而相凌，则我岂可一日无之哉？一变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况彼之有是四者，亦不过百年数十年间耳。而被及于中国者如是之速，天其或者将大有造于中国也乎？准诸天道，揆诸人事，将见不及百年，四者必并有于中国，行之若固有，视之如常技。吾固不欲吾言之验，而有不得不验者，势也，亦时为之也。

陈炽的观点与王韬差不多。他说，中西文化有诸多不同之处，“中国求之理，泰西求之数；中国形而上，泰西形而下；中国观以文，泰西观以象；中国明其体，泰西明其用；中国泥于精，泰西泥于粗；中国失诸约，泰西失诸博，一本一末，相背而驰，宜数十年来，彼此互相抵制，互相挤排，而永不能融会贯通、合同而化也”。这对于中国来说，是取长补短的极好机会。他以中西两相对照，西方将科学技术运用于农、矿、工、商等方面，民用丰饶，国亦大富，并且挟其新器新法，长驱以入中国。而中国呢，生齿四万万人，为自古以来之最，土地之所出，人力之所成，不能自给，正好需要西方这些新的技术，得新法以养之，而后宽然有余裕也。他认为，天地间有此安排，实际上是“天特辟此二途，以养此中国溢郭阗城之百姓也”。他的论证逻辑与王韬一致：“故西人之入中国也，天为之也”。   

由此可见，王韬、陈炽等人天心论、运会说，不是被动、悲观、消极的，而是主动、乐观、积极的，是在吸取传统天心论、运会说的大视野、长时段分析方法的同时，融入了适应自强运动需要的时代因素。

大同之议

更为难能可贵的，王韬、陈炽等人在这种大视域下，认为从科学技术发展、人类交往交流的趋势来看，全人类将会进入一种全球混一的大同状态。   

王韬从浩渺的宇宙空间、悠久的人类历史的宏大视野，看待当下的中西关系。他认为人类文化来自同一源流，有差不多的价值标准，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他在欧洲博物馆中看到西方古物与中国古董大致相似，更加深了他的信念。他认为世界大同的境界是天心所在： 

天盖欲合东西两半球联而为一也，然后世变至此乃极，天道大明，人事大备。闲尝笑邵康节元会运数之说为诬诞，今而知地球之永，大抵不过一万二千年而已。始辟之一千年，为天地人自无而有之天下；将坏之一千年，为天地人自有而无之天下。其所谓世界者，约略不过万年，前五千年为诸国分建之天下，后五千年为诸国联合之天下。盖不如此，则世变不极，地球不毁，人类不亡。我故曰：善变者，天心也。庄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当狗。”旨哉言乎！顾虚空界中非止一地球也。若准以一行星、一地球推之，则地球几如恒河沙数，而以我所居之地球虱其间，仅若一粒芥。触斗蛮争，由造物主观之，不值一笑，则我之所论，亦犹地球中微尘也夫。呜呼！此论出，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王韬访问牛津大学时，有人问他：“中国孔子之道与泰西所传天道若何？”他回答：孔子之道，人道也。“人类一日不灭，则其道一日不变。泰西人士论道必溯原于天，然传之者，必归本于人。非先尽乎人事，亦不能求天降福，是则仍系乎人而已。夫天道无私，终归乎一。由今日而观其分，则同而异；由他日而观其合，则异而同。前圣不云乎：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请一言以决之曰：其道大同。”

他分析了人类必将趋于大同的时代因素与内在逻辑：在过去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全球各地，虽同处天地之间，而地则有山河之险，人则有良顽之异，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各安其政，悦其俗，固不能混而同一。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今者中外和好，几若合为一家。凡有所为，必准万国公法，似乎可以长治久安，同享太平之庆矣。而不知此乃分离之象，天将以此而变千古之局，大一统之尊也”。他认为，当今世界合合分分，各国广泛接触，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实为未来六合混一的准备：       

故凡今之由分而强为合，与合而仍若分者，乃上天之默牖其衷，使之悉其情伪，尽其机变，齐其强弱，极其智能，稗一旦圣人出而四海一也。盖天下之不能不分者，地限之也，而天下之不能不合者，势为之也。道无平而不破，世无衰而不盛，屈久必伸，否极必泰，此理之自然也……故谓六合将混而为一者，乃其机已形，其兆已著。惟见微知著之士，上稽天道，下悉民情，按诸中外古今之事，乃足以语之，而非徒可以口舌争也。请以此言验诸来者。

今日欧洲诸国日臻强盛，智慧之士造火轮舟车以通同洲、异洲诸国，东西两半球足迹几无不遍，穷岛异民几无不至，合一之机将兆于此。夫民既由分而合，则道亦将由异而同。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道不能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盖人心之所向即天理之所示，必有人焉，融会贯通而使之同。故泰西诸国今日所挟以凌侮我中国者，皆后世圣人有作，所取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此其理，中庸之圣人早已烛照而券操之。其言曰：“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而即继之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此之谓大同。”

他从历史进化论出发，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草昧之世，民性睢睢盱盱，民情浑浑噩噩，似可以长此终古矣，乃未几而变为中天文明之世，未几而变为忠质异尚之世，且未几而变为郁郁彬彬之世”。由此可见，世界混一将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若听其各域一隅，各长一方，不复知有圣教，三纲沦而五常斁，甚非天心之所忍出也”。陈炽亦有类似说法：       

轮舟、铁路、电信、火器、银行五事，孰为之？天为之也。天以是宏大一统之规为四海会同之法物也。异日者，陆皆铁路，水皆轮舟，火器以洁兵戎，电信以通文报，银行以便旅人，而后山海失其阻深，道里忘其险远，城郭之高坚不足恃，疆界之畛域不必分。天下之人，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先天者兴，后天者废，而今而后，虽百世可知也。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必同文同轨而后乃可同伦也，此天心之妙也。《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无不久，惟通能久；天无不通，惟变故通：天无不变，惟穷始变。故易者，天心也，即天道也。

王韬所说的“大同”“六合混一”，陈炽所说的“四海会同”，就是今人所说的全球化。   

王韬认为，值此全球混一的大变局即将来临之际，中国文化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他从人本主义出发，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认为中国文化较西方文化更能适应全人类和谐共处的需要，更有竞争力，因为中国文化主王道而西方文化主霸道。如果全世界霸道盛行，“设使比天下于逐鹿，人人得以智驱而力驭，则天下不独含灵负性者尽将起而与之为难，恐飞潜动植之伦，亦无不旁张其坎阱而互奋其抵触”。那么，人类社会将永无宁日。所以，从全人类长远利益来看，“盖中国升平则并受其福，中国机阻则必预其祸，此不待智者而知之矣。惟智者能以人事度天心，而即以远人益中国，庶几销兵气为日月之光，太和翔洽，瑞应骈臻，中外一体，遐迩禔福，夫然后始知中国之有圣人”。他坚信，全人类实现大同之日，也就是孔子之道盛行于全世界之时：       

夫孔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三纲五伦，生人之初已具，能尽乎人之分所当为，乃可无憾。圣贤之学，需自此基。舍是而言死后，谁得而知之？亦谁得而见之？况西国所谓死后获福者，其修亦必裕于生前，然则仍是儒者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说耳。故吾向者曾谓数百年之后道必大同，盖天既合地球之南朔东西而归于一天，亦必化天下诸教之异同而归于一源。我中国既尽用泰西之所长，以至取士授官，亦必不泥成法，盖至此时不得不变古以通今者，势也，而今则犹未也。今如有人必欲尽废古来之制作，以遂其一时之纷更，言之于大廷广众之中，当必以其人非丧心病狂，决不至是。

从文化大视域出发，王韬在研究了世界各大宗教之后，高瞻远瞩地指出，未来大同世界的文化，将是吸纳了包括孔子之道、佛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等各种文化在内的全人类文化精华：“将来必有人焉，削繁核要，除伪归真，汰华崇实，去非即是，而总其大成者。”

陈炽也认为，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全球化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对于全球化来说，中国文化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代表中国文化的古代圣人之心即全球普适的天心：         

泰西诸国，虽上下一心，然三纲不明，五伦攸斁，墨氏之教，无父无君，即强盛于一时，终不可以持久也。中国圣人之教，亲亲，仁民，爱物，各有差等……大哉孔子，时乎时乎，中而已矣。成之者，仁也。仁者，人也。无古今，无中外，无华夷，无物我，人而已矣。其于政与教也，善者取之，不善者弃之，有益于民、有益于国者行之，否者斥之。无叮畦，无畛域，无边际，无端倪，一而已矣。

夫圣人之心天心也，圣人之道天道也。惟我孔圣人之教，与人无患，与世无争，奄有众长而不稍沦于空寂，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并包万善而不稍假夫威权，无始终无成毁，无边际无端倪，天而不欲，万国之民永生并育，长治久安，则亦已耳。苟天道好生，人心思治，则舍我中国之圣教无由也。  

在陈炽看来，中西交通是历史给中国文化发扬光大、重铸辉煌提供了机遇：“西人之通中国也，天为之也，天与中国以复古之机、维新之治、大一统之端倪也。识微见远之君子，观于火器、轮舟、电报、铁路四事而知之矣”。他从时间上推算，“自黄帝以来至于秦，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相距约二千余年”。自秦以后，古圣王之遗制在中国荡然无存，但并没有消失，而是传到了西方，在那里发扬光大，包括机器制造之类都是古圣王之遗制的体现。自秦以后，到现在正好也是二千余年。当今中西交通，全球一体，正是天意要让圣王遗制回归中国：         

圣人之心，天之心也；圣人之道，天之道也；圣人之器，亦天之器也。天地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乱极于七国之季，而承之以秦，天亦若无如何者。既生孔子以正人心，达天道矣，维道之中有器焉，不可使之散佚而无所守也。秦政酷烈熏烁，中国无所可容，彼罗马列国之君民，乃起而承其乏焉，其声明文物之所启，亦自东而之西。有器以范之，故无一艺之不精；无道以维之，故无百年而不乱，分余闰位，迄今亦二千余年，将以还之中国也。

王韬、陈炽等对于孔子之道的评价，对于西方文化价值的评估，后人可能见仁见智，未必全部赞成，但是，他们对于未来大同世界的预测与悬想，则极富远见与创意，在近代思想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日后康有为作《大同书》，是对他们思想的延续与展开。   

所谓天心说、运会说、气运说等，概而言之，都是从大范围、长时段、变易性来看待社会变动与历史发展的，都是一种文化大视域。何为天？何为天心？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宗教、不同民族文化那里，自有不同的解释。中国古人创立天、天帝、天心之说，将人世间种种不可言说、不可详解、不可抗拒、不可究诘、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至深无底的道理，统之于天，让天与人、天心与人事成为一组对应关系，合天、地、人为一大系统，相互感应，相互联系；合古、今、明为一大系统，前后相续，因果相关。于是，浩浩之宇，悠悠之宙，芸芸众生，无限的空间，无穷的时间，无量的人民，都被置于一个宏大的系统之中。这个系统是个有机的整体，系统内各种元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感应，各种元素也都不停运动、不断变易、极其活跃。这就是酝酿于远古、集中体现于《易经》的中国传统的整体性思维，其主要特点是全面论、联系论、变易论。   

这种整体性思维，运用到历史观方面，就体现为大范围、长时段与变易性，亦即今人所说的大视域历史观。从大范围、长时段与变易性观点出发，能够看到在小范围、短时期、凝固性眼光下看不到的特点。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从短时期与个人动机看，是为了家天下，为私，效果极坏，二世而亡。但是，从长时段与国家层面看，则成就了大一统，取得了长久的公的效果。所以，柳宗元说：“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柳宗元的卓识，即因大视域所得。对于这种短时期的恶变为长时段的善、由私出发而收公之效果的现象，柳宗元将其概括为“势”，说是“非圣人之意也，势也”。王夫之接着柳宗元的思路，将这种“势”归结为理，说是理势不可两截沟分，一方面，合理必然成势，“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矣”；另一方面，势之顺处即可见理，“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他将这种势、理的存在归结于天，说是“势字精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曰天”。他以这种势理互涵的理论解释历史，“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柳宗元所说的“势”，王夫之所说的“天”，与日后王韬等人所说的“天心”是一个意思，也就是今人所说的历史发展趋势。   

对于这类经由长时段、大视域而发现的历史趋势，王夫之有一段相当透辟的阐释：

天欲开之，圣人成之；圣人不作，则假手于时君及智力之士以启其渐。以一时之利害言之，则病天下。通古今而计之，则利大而圣道以宏。天者合往古今来而成纯者也……天之所启，人为效之，非人之能力。圣人之所勤，人弗守之，则罪在人而不在天。   

所谓“通古今而计之”，就是从长时段来看待历史演变趋势。如果再加上一句“统六合而计之”，王夫之所论，就与王韬、陈炽等人的天心论、运会论完全一致了。换句话说，王韬、陈炽等人的天心论、运会论、大同说，与柳宗元、王夫之的长时段史论是一脉相承的。有所不同的是，柳宗元、王夫之是就古今立论，就历史而言的，王韬、陈炽等人是就今明立论，是就未来而言的。   

王韬、陈炽等人倡言天心论、运会论、大同说，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以这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看，种种全球化、现代化的生动史实，包括中国由弱转强的实践，无一不如王韬等人所说那样，无一不证明王韬等人识深见远，所言不虚。   

如果今人也以王韬等人那样的长时段大视域来检视王韬等人当年所倡言的天心论、运会论，不难发现，他们所说的柔弱能够胜刚强、人为努力可以改变气运、顺应天心的说法，于理可通，于史有征，于往圣有出处，对于时处弱位柔位与困境的中国来说，可以起到增强承受苦难耐力、消解苦难压力、提振走出苦难信心、鼓舞战胜苦难斗志的作用，为正在进行的自强运动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正因为如此，这一理论，在甲午战争以后，广为流行，严复等都使用运会这一术语，并将其与进化论结合，发展为救亡图存的理论。

作者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8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