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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的宁寿宫，现在已成为“石鼓馆”，馆中除了陈列着“石鼓”原石十件之外，还有一块碑刻，这块碑叫《石鼓文音训》。 《石鼓文音训》刻于元代至元五年（己卯，1339）五月。由潘迪整理并书丹，两面刻字。内容为《石鼓文》的释文、音义及宋时各家对石鼓的排序。 ● 就是正中间的这块石头 ● 《石鼓文音训》刻石 ● 碑额的字拓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右侧三个字是“石鼓文”，左侧两个字是“音训”。 潘迪是什么人呢？在《全元文》（卷一五五五）中找到了他的小传：“潘迪，字履道，一字牖民，元城（今属河北）人。历监察御史、国子助教，升国子司业、礼部尚书。以正议大夫、集贤直学士致仕，著有《春秋庸学述解》、《六经发明》、《格物类编》。” 下面对应《石鼓文》的乾隆晚期原石拓本（此本已晚潘氏校订近四百五十年），来看看潘氏是怎么考订释文的。潘氏自云乃据旧拓本考订，所缺之字，潘氏均以○标识。 ● 吾车鼓 《石鼓文》乾隆晚期拓本及《石鼓文音训》皆为“石鼓墨影展”展品。 ● 汧殹鼓 ● 田车鼓
● 銮车鼓
● 灵雨鼓
● 作原鼓
● 而师鼓
● 马荐鼓
● 吾水鼓
● 吴人鼓 潘迪在跋尾说简述了石鼓的流传经过：“右石鼓文十，其辞类风雅，然多磨灭不可辨。世传周宣王猎碣初在陈仓野中，唐郑余庆始迁之凤翔。宋大观（1107—1110）中，徙开封。靖康末（1127），金人取之以归于燕（今北京）。圣朝皇庆癸丑（1313）始置大成至圣文宣王庙门之左右。”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点，金人将石鼓置于燕京后，后不知何时又佚。至元代大德之末（以大德十一年计，1307），虞集重新发现石鼓“于泥土草莱之中，洗刷扶植，足十枚之数。”（见虞集《石鼓序略》）至皇庆二年（癸丑，1313）始置文宣王庙门之左右。自这时起，石鼓就一直安置在文宣王庙门之左右，明清两代皆在此处。也可以说，石鼓安稳的在此度过了六百多年。至1933年故宫文物南迁，石鼓外出游遍了大半个中国，1951年再回北京，之后便一直存放在故宫了。 说到文物南迁，估计不少人会有些不解，那么大那么重的石鼓是怎么包装的呢？这里有一段材料或许可以解惑。2010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在《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中追叙：“故宫人经过反复商量，使用浸湿的高丽纸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轻捺，使纸张接近石身，干了后就固定在那里，即把石皮上的字紧贴于鼓身上；然后每个石鼓包上两层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辫子，缠紧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内用稻草塞严实，箱外包上铁皮条。”
● 潘迪跋、校订者姓名、刻工名。 言归正传，那潘迪又为什么要刻这个碑呢，我们接着看潘氏后面的跋文：“（石鼓文）字画高古，非秦汉以下所及，而习篆籀者不可不宗也。迪自为诸生，往来鼓旁每抚玩弗忍去。距今才三十余年，昔之所存者今已磨灭数字。不知后今千百年所存，又何如也？好古者可不为之爱护哉。闲取郑氏樵、施氏宿、薛氏尚功、王氏厚之等数家之说，考订其音训，刻诸石，俾习篆籀者有所稽云。” 《石鼓文音训》刻成之后，影响极为深远。明清至民国时，习篆者多取《石鼓文音训》通晓其意。有不少《石鼓文》善本中将《石鼓文音训》拓本附装于后。如上博藏明中期“黄帛早本”（汧殹鼓二行首字“鱼妟”存半）及故宫藏“黄帛本”（汧殹鼓第二行“鲤”字上部未损）之后皆附有《石鼓文音训》。亦有将《石鼓文音训》中释文直接写在拓本之上的，如上图藏“黄帛本”（汧殹鼓第二行“鲤”字上部损及横画）等。 “石鼓墨影——明清以来《石鼓文》善拓及名家临作展” 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局、童衍方文艺大师工作室主办，天一阁博物馆承办。 展览地点：天一阁博物馆“云在楼”。（前往参观者可从马衙街天一阁南门进入） 展览时间：2018.01.30—2018.03.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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