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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文化学会 许名桥 移民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普遍存在的一种人口现象和社会现象。战乱和自然灾害是引起中原汉民南迁的两大主要原因：自东汉末年起，中原战乱频仍，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唐末的黄巢起义、宋代的靖康之难、宋元交替的争夺，先后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流民浪潮；历代封建统治时期，官僚贵族、豪强地主、富商大贾依仗政治特权和经济优势，大量兼并土地，沉重的赋税徭役，更兼水旱蝗螟自然灾害，小农大量破产，流徙异乡。闽粤赣大三角地带崇山峻岭，中央统治力量薄弱，流民乐土，世外桃源，天高皇帝远，统治者鞭长莫及，成为移民理想的“避难所”， 成为南迁汉民集聚的理想区域。并且逐步形成一个具有客家文化特征的区域。 石城，位于江西省东南部，赣南东北部。东南与福建省宁化、长汀毗邻，西连宁都，北接广昌。石城县，隋开皇间置为石城场，因境内山多石，耸峙如城，故名。南唐保大十一年（953）升场为石城县。 历代北方汉民南迁，鄱阳湖是最重要的中转站之一；而石城则是南迁汉民自鄱阳湖地区迁往赣闽粤大三角的咽喉之地，自古就有闽粤通衢之称。客家先民大量迁入石城，除了从北方直接南迁的汉民，还有是先辈原为北人，靖康之乱前已迁到南方，或因战乱、或因灾荒、或躲徭役、或谋发展等原因流徙。他们在石城驻足生息，有的世代相传直至今天，有的繁衍若干代以后，又继续南迁闽粤等地发展。胡希张、张维耿等学者在《客家风华》中指出：“对于客家民系来说，石城更是'客家通衢’，是南迁汉民走向客家民系的大门”。冯秀珍在她的《客家文化大观》中则总结说：“由于石城位置上的原因，使石城县成为了早期客家民系形成的发祥地之一，又是中原汉人南迁途中最大的中转站之一。石城县在整个客家民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它特有的历史作用，在客家民系的发展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自北向南集结于石城的交通干线主要有以下几条：: 东线：自江南溯钱塘江经浙西金衢盆地转江西信江、鄱阳湖。中线：自皖南溯新安江经徽州、婺源转乐安江进入鄱阳湖。西线：鄂南、皖北以及长江中下游经九江、鄱阳湖。形成客家民系的主要群体集结鄱阳湖以后溯抚河、盱江在广昌境内转古道抵达石城。抚河是客家民系最重要的迁徙河道之一。抚河、南城以上河段称盱江，沿途多有滩石，不便航行，宋哲宗元佑六年（1091年），张商英为江西转运使，“凿盱水以通运道”。这里需特别一提的是，由北向南的路线，走江浙线，往往避开长江逆流，自京杭大运河南下，上溯钱塘江、衢江（秋冬两季的季风自东北向西南，一帆风顺），抵达浙西金衢盆地，一路由常山上岭至玉山，顺信江下鄱阳湖（南宋临安与湖南、广西乃至四川的联系就主要通过这条水陆联运路线）。一路越浙闽边界的仙霞岭，由南平溯沙溪进入宁化，亦可抵石城。石城是赣江的发源地，并且有赣江二级支流琴江沟通内外。由鄱阳湖进入赣江主航道溯源而抵达石城的中原汉民亦不少。 武夷山是赣闽两省的天然屏障，而其间尚有分水关（沿山与武夷山之间）、杉关（资溪与光泽之间）、甘家隘（黎川与建宁之间）、站岭隘（石城与宁化之间）、桃源岽（瑞金与长汀之间）、筠门岭（会昌与武平之间）等重要山隘相沟通，在这些关隘中，于客家民系孕育形成最重要的又非石城隘岭莫属。 唐末五代两宋时期，是中原汉民南迁赣闽粤的最重要的阶段，石城不但接受了不少移民落地生根，繁衍发展，而且逐步成为中原汉民在赣闽粤之间最大的集结地和中转站之一。 沟通赣粤闽古道，联通抚河、赣江、闽江、汀江四大水系的石城通道——闽粤通衢，其大概线路如下：鄱阳湖——抚河——盱江——广昌驿前——小松镇——兴隆村李猎石——城北廓头街——县城南门——东南——大畲村——翻越武夷山——宁化、长汀——粤东。 闽粤通衢的逐步形成，标志着中原大地与赣闽粤大三角地理交通的全面贯通，从此中原汉民源源不断来到大三角，中原文化为华夏文明断裂和失落的南蛮大三角不断输入新鲜的血液和养分。在客家历史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石城的闽粤通衢丝毫不逊色于洪洞县的大槐树、鄱阳湖的筷子巷、宁化的石壁、粤东的梅州、大庾岭的梅关、南雄的珠玑巷。闽粤通衢将永远留在客家历史的长河里，留在客家民系的记忆中。 因此，发生在闽粤通衢的“石城回望”，曾经牵住了无数南迁汉民的脚步。 所谓“石城回望”，指的是历代中原汉民南迁江南，游历数省，辗转数千里抵达石城以后，由于石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南抚闽越、北望中原”，并且面对崇山峻岭的武夷山天然屏障，由此地理障碍所引发的心理障碍：中原情结——客家人永远的生命情结。 客家族谱多把武夷山中段站岭隘以东的石壁作为南迁后的祖地。笔者认为，这不过是石城回望的延续——一种民系文化的精神象征。中原汉民逾大庾岭后即在南雄珠玑巷滞留，而过闽粤通衢后则在宁化石壁拓殖。其实这并非偶然，中国移民史告诉我们，无论何种原因引起的迁徙，都无法割裂人们对故土的眷恋，中原汉民迁徙的目地大多是避难、求生，寻找一个安定的生存发展空间。路在何方，到哪里去，这需要时间的沉淀，对大三角生活的积累。对于中原汉民来说，武夷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只要还在石城，就还在长江水系，。“九江鱼子终究要归九江”。君在长江头 ，我在长江尾，顺水而下便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回到了中原文化的大环境。 石城回望，遥望中原的最后一站。在这里，依然可以听见华夏文明的脚步，感觉到中原历史的脉搏。在这里，你可以在赣江源涛声的背景下，表达对中原故土真挚的眷恋；同时，你可以与留在中原的父老乡亲共享一片蓝天。然而，一旦告别长江水系，翻越武夷山脉，进入的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一个被中原文化视为蛮荒的蒙昧世界。 事实是，石城太小了，她怎能承担起一个民族的灾难，于是北方汉民不得不越过武夷山，再一次开始了一个未知的迁徙之途。 古代石城交通具有“进难走易”的特点，“进难”指的是：石城地处武夷山中段，四周山岭环绕，既远离政治中心南昌，又远离抚州、赣州、吉安等区域中心城市，对外主要交通河流赣江、抚河蜿蜒于丘陵山区之间，古代无动力舟船，溯江而上，动辄数日旬余，极为不便。旱季时，水少船难行；汛期时，溯江阻力大，亦难。若走陆路，山道崎岖，路途遥远，人货两难行。更兼水陆沿途土匪强盗出没无常。石城之路，可谓难哉！“走易”指的是：赣江（赣江源、赣江二级支流琴江），抚河、闽江、汀江均发源于这一带。石城若走四方，则相对方便。向北陆路经小松进入广昌盱江河段，顺水而下南丰、南城、抚州、南昌、九江；向南在县城直接乘船顺琴江而下宁都梅江、在于都汇贡江，抵赣州，折转北行又可沿赣江主航道下吉安、樟树、南昌、九江。以上两条水路均可进入长江主航道，南京、扬州可达也。到达赣州，亦可溯章江，逾梅岭，由浈江下韶关合武水,顺北江直放广州;若东进八闽，过隘岭、石壁，抵宁化县城，有九龙溪、沙溪到三明，通闽中南平，由闽江主航道下福州。欲走粤东，出城西经横江、瑞金黄竹岭古道进入长汀，顺汀江下粤东三河坝，溯梅江可上梅州，下韩江直抵潮汕。如次看来，石城之路，可谓通矣！石城地理环境的开放与封闭是相对的。说石城是偏僻之地，那是因为石城远离政治中心，说石城是交通要道，那是因为石城的确是闽粤通衢。我们感谢天地自然的造化，正是这“进难走易”四字，竟孕育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系之一！正是这“进难”，为客家文化保持其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系个性创造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正是这“走易”，又为客家文化的传播发展和民系的繁衍壮大提供了便利的通道。 客家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了三个文化的源头，这三个母本系统是：其一是从北方传入且隶属于黄河文明的中原文化；另一个是在长江下游隶属于长江文明的山越文化。第三个是来自湖南的武陵蛮文化。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文化都具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其中原文化指的是唐宋以前的中原文化特质；而山越文化指的是长江下游南岸春秋战国时期原生的本土文化——越族土著文化。武陵蛮文化则是指汉晋六朝的五溪蛮文化，单以这三种文化简单相加融合尚不能形成客家文化，客家民系孕育形成还必须有以下三个基本条件：（1）特定的群体比例。（2）特定的时间。（3）特定的空间。特定的群体比例：中原移民（唐末五代两宋移民，包括两晋隋唐时期已经迁入江南的中原汉人）占有相对人口优势，土著处于弱势。特定的时间：唐末五代两宋时期。特定的空间：偏避闭塞的山区，并且有一个较大的范围作族群互动和熔铸民系的舞台。符合这“四特”条件的地方，石城当之无愧，毕路蓝缕、历尽艰难的中原汉民在抵达石城以后，与畲瑶、原始部落等一起共同拓殖，交融发展，孕育并形成了绚丽多彩、博大精深的客家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石城与石壁一山之隔，鸡犬相闻。石壁之中原汉民，又大多由石城中转迁入，两地有极深的人脉渊源。武夷山脉并没有阻隔石城与宁化、长汀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相反，由于石城远离南昌、赣州两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且与闽西有较强的经济互补性，自古以来，“走汀州”，“上石城”，往来频繁，亲如一家。山水相连，延绵一脉，从而有效地促成了客家民系传统心理结构的形成，石城客家的特色是在与闽西的互动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的。石城客家历史脉落清晰，框架完整。是客家民系孕育形成的历史活化石。石城既是客家民系的孕育之地，又是客家民系的形成之地。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石城客家发展的历史。 春秋时期，赣东北为吴地，及至战国时期，越灭吴，吴遗民遁入武夷山麓，而后楚又灭越，尽取吴越之地，越以此散，由于他们来自吴越的区域有异，迁徙时间不一，聚落地点不同，群体结构不类，汉化程度有别。故逐渐形成了众多小国。这些分散在南方各地的越人由于在文化方面的共同点，自战国始史籍则统称之为百越。后来吴芮率百越之兵灭秦。封为长沙王。可见越之力量犹存。越遗民远走闽粤，越国土著贵胄亦逃入武夷山一带。秦灭楚后，随即灭齐、降服东越。秦始皇三十三年，秦用屠雎发兵五十万，分五路南下，其中江西境内就有两路，《淮南子.人间训》称：“秦皇……乃使尉屠雎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馀汗之水”。馀汗即今之余干，秦皇陈兵十万，目的是控制信江，既可威慑闽越，又可监控东越，护卫江西通往南岭的水运干流。秦皇陈兵于此，并强迫当地越族汉化，导致当地越遗民或沿武夷山东麓、或溯抚河经石城远逃闽西、粤东。我们相信，在秦汉之时，石城已有相当规模的越族群体迁居，而且他们由鄱阳郡今赣东、赣东北一带辗转而来。 山越是古越人的后裔，生活在今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省相连数千里的地方，唐张守节《史记.越世家》说：“战国时，江洪饶三州属楚，袁吉虔抚四州属越”， “山出铜铁，自铸甲兵”（《宋书.自序》）， 皖浙赣交界处是山越人重要的活动中心，江西的东部和东北部也都是他们重要的活动地区。吴国孙吴为解决山越之患，动用大量兵力，反复征讨山越，凡四十余年，将大部分山越汉化。但还是有相当部分山越沿武夷山两侧逃往赣闽粤大三角地带，进入森林更丛密的大山长谷。南北朝时，统治者在对山越征伐后，采取移民政策，将山越或移入京师，或徙以实边，完全与汉族融化，从此不再见于记载。今闽北、闽西、赣南、粤东、粤北即为其早期、中期的主要集聚区（客家大三角一带发现大量的新石器时代具有越国特征的陶器印陶纹：米字纹、云雷纹、重方格纹等，有力地证明了在远古时代赣闽粤大三角越族活动的范围）。由于石城独特的交通地理条件，是山越遗民逃往闽粤的要道。经过以上多次山越南迁，很可能有相当部分的山越滞留发展。石城当有一定数量的山越遗民聚落。特别需指出的是，其中有来自山越地区已经被中原汉化的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当北方汉人零星来到，已处于百越遗民、原始土著（山都、木客）的包围之中。及至东晋时中原汉人郑氏迁入石城避乱，已不得不选择远离石城主要河道琴江，而在其支流小松河段的祭脑定居（古人建村选址，必反复比较。就石城自然地理，今县城琴江则为首选）。以后从湖南南迁的武陵蛮，西路经湘南、粤北、粤东、闽西，东路经赣东北、赣东溯抚河及武夷山西麓，最迟在隋唐之际抵达石城一带。以山越、武陵蛮、原始部落、零星的中原汉民构成了涵盖石城本土的主体文化。山越与武陵蛮的主要交接点就在石城、宁化一带，而核心区域则在汀江以下至粤东。山越与武陵蛮经过长期的交融，逐渐形成有比较鲜明文化特征和稳定生活区域的畲族。而原始部落和零星中原汉民游离于其间，或被同化，或另成一派。 关于畲族族源，有东夷、武陵蛮、山越、闽越以及畲瑶同源说。笔者持“山越与武陵蛮融合”说。畲族自称“畲人”，古称“畲人”或“畲民”，因从事刀耕火种而得名，畲作为民族的名称，最早见于南宋文献。所谓“刀耕火种”即“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虫蛇死，以为肥”（李调元《南越笔记》），是指古代南方极其原始的一种农耕方式。石城人读畲为客家话的“斜”音。石城的地名中有许多带“畲”的地方，如大畲、下畲、扬畲、温家畲等，还有不少带“瑶”的地名，这些畲瑶族地名遗存证明，石城乃是畲瑶等少数民族的集居点之一。“根据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一般认为赣闽粤三角区的土著居民即是古越族的后裔和畲瑶等少数民族。”（罗勇《客家赣州》）。畲族与客家一样，都是一个富有迁徙历史的民族，但畲族迁徙与客家迁徙其内涵却有着本质的区别：畲族是一种以游耕农业经济，粗放山林经济和狩猎经济相结合的经济生活特征。游耕民族富有流动性，过着迁徙不定的游动生活。而客家则是安土重迁，稳定安居是客家农耕经济的重要特征。客家迁徙的原因前期主要是避战乱，后期主要是谋发展。别除战乱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中原汉民的迁徙其实是非常谨慎的。几十年一迁，上百年一迁，乃至数百年一迁，与畲瑶“岁时迁徙无定处”（民国《蓝山县图志.礼俗》）“地力渐薄，辄他徙”（《皇清职贡图》），“其俗易迁徙”（吴震方《岭志杂记》），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又怎么能打上等号？需要指出的是，明清时期，契约制的租佃关系减弱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社会生产日益多样化，以粮食为主的经营方式逐渐向多种经营、多元经济的方向发展。客家地区农耕作物、商品性农业和山地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占城旱稻、双季稻 、番薯、玉米等农耕作物的引进或扩大，茶叶、蓝靛、土纸、夏布、烟草、茶油、桐油等乡土特产的规模流通，促使客家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民系人口迅猛增长。客家民系又一次走上了大规模对外迁徙发展的道路。但所有这些都仅仅是客家农耕经济的一种补充。自始至终没有改变客家农耕经济的主导地位。也就没有改变客家民系对土地的依赖性、固着力。土地仍然是客家农耕社会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从以上可知，当西晋末年首批有记载的中原汉民来到石城一带时，这里的土著部落已经具有一定规模，而且不乏“汉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越族遗民。唐末五代两宋以后，大批的中原汉民陆续抵达，开始了汉畲交融、碰撞、磨合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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