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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重新定义全球城市：全球大都市经济的七种类型》研究报告，报告中对国际经济发展新格局下全球城市的定义与分类进行新的思考和探索，并提出全球重要大都市的主要类型特点及影响方式。 一、影响全球城市发展的三大力量布鲁金斯学会认为，重要的全球城市作为具有竞争力的世界经济行为主体，其发展也受到国际经济的影响。而当前，影响国际经济的主要力量包括三种，即城市化、全球化与技术变革。这些力量对于全球城市的未来发展方位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1、城市化 随着世界的城市化进程发展，城市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体。大都市区人口在全球人口中的比例已从1950年的29%增加到当前的超过一半，这一比例在本世纪中叶有望达到66%。 城市化与工业化在人类近现代史上呈现相伴而生，互动发展的态势。目前，这种互动也在亚洲与拉美区域表现得如火如荼。从2010年起，非洲与亚洲的城市人口年增长率为全球前列，分别达到3.55%和2.5%，远远超过北美的1.04%和欧洲的0.33%。大都市区在全球层面体现出更为强大的经济实力。总体上看，全球50%人口居住在城市区域，这些人创造了全球近80%的总产值。 城市化的无序发展也带来一系列风险。非洲、拉美、东南亚巨型城市中的高速人口流动，使地方政府在提供基础住房、交通、能源、水务、排水等基础设施方面的能力捉襟见肘。到2030年，全球范围需要新增57万亿基础设施投资，以满足发展中区域的快速增长需求。 发展中国家大都市区的快速发展为发达国家城市同时带来机遇与挑战。尽管在企业和人才方面的竞争加剧，发达经济体的大都市区仍可以在发展中大都市的人口与财富增长中收获更多需求。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指出，中国与印度尽管当前仅贡献全球5%的中产阶层消费份额，但到2050年，两国的该消费份额将达到50%，而这些消费基本发生在城市中。 2、全球化 全球化是二战后不断强化的重要趋势。国家间的商品、服务与投资流动量从1990年的5万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30万亿美元，同期其占全球GDP的比例从24%增至39%。但是，这种全球交流的内涵正在发生变化。在近期商品贸易状况低迷的同时，跨境的数据与信息流动却急剧增长。 全球化对国家经济实力的变化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城市也同样受到全球化背景下空间压缩带来的影响。例如，中国加入全球贸易网络带来对美国就业市场的重要影响，特别反映在制造业行业。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贸易与资本市场的全球化趋势，与新知识和技术等因素相叠加，导致国内的经济不稳定以及不平等问题持续受到关注。 事实上，即便是那些深深卷入全球化浪潮中的城市，依然面临收益不均等问题的困扰。正如萨斯奇雅·萨森（Saskia Sassen）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抑或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化城市的崛起也伴随着不平等城市的崛起。经合组织的研究表明，由于高收入群体和高技能劳动者的集聚，大城市的不平等情况相较周边区域有更快的发展趋势。如果这种不平等阻碍了对于社会中下层收入群体的教育与技能培训的投资，其可能对于社会的向上流动性以及整体经济发展造成限制。 3、技术变化 信息技术革命、数字化以及自动化正在改变交流方式、企业创造与提供该产品与服务的方式，以及工作自身的性质。这些技术变化的规模十分巨大，发展速度惊人。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预测，到2025年，12项新兴技术将引致年均33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布鲁金斯学会的近期研究表明，这些新技术中很大一部分将被应用于50种“先进产业”（Advanced Industries）。这些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高水平研发以及大量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STEM）雇员。 先进产业的重要性在于其能够大大提升生产效率。由于大量应用新兴技术及相关平台，先进产业生产者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能够达到其他行业的两倍。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化也带来社会意义的重要影响，其使得在先进产业就业的劳动者能够获得超出其他行业工人两倍的薪资。对于城市而言，那些具备吸引高生产率企业及就业者环境的大都市区，便能充分利用相应的红利和资源。 二、全球城市的经济影响力及类型特点1、全球123个大都市区的经济影响力 布鲁金斯学会认为，大都市的经济竞争力是理解全球城市经济体的重要视角。因此，其研究将五大竞争力要素框架作为分析的视角，即，贸易集群、创新、人才、基础设施、治理。其中，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贸易部门、创新生态系统以及高技能劳动者是生产力、就业以及收入增长的源泉。具备良好连接性的基础设施、高效的治理体系、公共服务以及商业环境，对于发展的源泉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布鲁金斯学会最终选取了123个大型大都市区。这些大都市区绝大多数的经济体量超过1000亿美元，平均人口为760万人。整体上占全球13%的人口，创造出全球近1/3的经济产出。2009年，这些大都市区吸引了5.4万亿美元的绿地投资，占全球份额的1/4强。其中，绿地投资流入最多的10大都市中，有6个为亚洲城市，分别为新加坡、上海、香港、北京、苏州与重庆。 上述123个大都市区经济体也是新兴技术研发和创新的策源地。全球44%最具科学影响力的研究型大学，65%的专利，82%的风险投资集中在这些城市之中。专利集聚度最高的大都市区，包括东京、首尔-仁川、深圳、大阪、圣何塞等，而人均专利量最高的城市则主要是一系列创新性大都市：圣何塞、圣迭戈、旧金山、波士顿与斯图加特。这些城市往往也是全球教育人才中心。圣何塞、旧金山、波士顿与新加坡、伦敦、华盛顿、马德里一道，具有最高比例的高等教育学历人口。 这些大都市区也集聚了全球关键性的基础设施。2014年，这些大都市区的机场客流达到49亿人。全球最大的大都市区往往拥有多个大型机场，承担了最大规模的航空旅客运量。2014年，纽约、伦敦、上海、洛杉矶、东京、北京、芝加哥与亚特兰大的航空客流量位居前列。在全球50个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中，123个大都市区的机场占86%。 2、全球城市的7种类型 全球的主要大都市区的发展各有特点。而从经济竞争力角度看，基于贸易、创新、人才、基础设施连接度等要素的不同组合结构，可将之进行新的分类。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将123个全球性大都市区分为7类，分别为：全球巨型枢纽、亚洲支柱城市、新兴门户城市、中国制造中心、知识中心、美国中等都市、国际中等都市。其中有部分类别是以国家、区域作为划分特征，但大部分仍以经济结构的特点作为分类标准。根据上述标准，全球城市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全球巨型枢纽（Global Giants）：主要为伦敦、洛杉矶、纽约、大阪-神户、巴黎、东京等6个巨型且繁荣的全球性枢纽，集聚大量企业总部，承担全球最大发达经济体的指挥和控制中心。 这些城市的平均居民规模为1940万人，平均经济产出超过1万亿美元。如果六个城市被视为一个国家，则这一国家是当前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其人均名义GDP为58000美元，就业者平均GDP为116000美元，仅次于知识中心城市。此类大都市区的经济结构呈现出高度服务业化的特点，其商业服务业与金融产值平均占城市总增加值（GVA）的41%。20%的福布斯财富2000强企业总部集中在这些城市。 （2）亚洲支柱城市（Asian Anchors）：主要指北京、香港、莫斯科、首尔-仁川、上海与新加坡等5个亚太、俄罗斯地区的大规模商业、金融节点，是区域内的主要投资支柱区。 这些城市的崛起，与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这种发展相关城市使得相关城市成为国际投资的目的地，进而拉动了基础设施与劳动力技能等方面的本土投资。2009-2015年间，亚洲支柱城市吸引的绿地国外直接投资高居7类城市之首，达到459.7亿美元，为位居第二的全球巨型枢纽的将近2倍。其中，香港、新加坡吸引的外部投资量最大，北京、上海紧随其后。同时，亚洲支柱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也迅速提升，其平均人口达到1610万人，平均GDP为6680亿美元，在7类城市中居第二位。从2000年起，这些城市的人均GDP保持了4.2%的年均增长率。 （3）新兴门户城市（Emerging Gateway）：安卡拉、开普敦、重庆、德里、广州、约翰内斯堡等28个新兴经济体主要国家的大型商业与交通枢纽点。 三分之一的新兴门户城市为所在国家的首都，有8个城市为所在国家的金融中心和最大证券交易场所所在地。这些城市的突出表现为其国际门户的连通能力。2014年，这些城市的机场承担了8亿旅客的流量，这一数字2004年仅为2.73亿。城市年均旅客增长率为3.5%，仅次于中国工厂中心城市，居各类城市中的第二位。同时，2009-2015年，这些城市的国外直接投资（FDI）规模达到580亿美元，其人均投资量为7类城市中的首位。 （4）中国制造中心（Factory China）：东莞、佛山、福州、无锡、温州、郑州等22个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其发展依赖于外向型制造业与国际经济往来。 这些中国的城市既有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大都市，也有位于内陆的城市。城市的平均人口规模为800万，GDP为2050亿美元。2000-2015年，这些城市的经济产出量和就业量的增长幅度分别达到令人咋舌的12.6%和4.7%，高居7类城市之首。同期，其人均GDP增长了5倍，从2500美元增长至12000美元。使这些城市进入全球城市体系中的“中产阶层”队伍。顾名思义，中国制造业中心城市对于制造业有巨大的依赖 ，其经济产量的40%为制造业。另一方面，这些城市的商业、金融与专业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在总资产值中仅占12%的比例，而其他类型城市的这一比例平均达到32%。经济多样性的缺乏使得这些城市在FDI流动、风险资本、国际旅客数据在7类城市中位居末席，城市的专利拥有情况也仅达到每万名雇员0.03个专利的水平。 （5）知识中心（Knowledge Capitals）：费城、旧金山、西雅图、苏黎世等欧美19个中等规模，具备高层次知识创新力的创新中心。这些城市往往具备高技能劳动者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知识中心城市堪称最具经济效率的城市典范。19个知识中心城市的平均人口规模偏小，为420万人，位居7类全球城市的倒数第二，而其平均经济产值则达到2830亿美元，位居7类全球城市第三；人均GDP和职工人均GDP高居第一，分别为69000美元和136000美元。知识中心城市在科教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其41%的15岁以上人口拥有本科以上学位。全球100所最具实力的大学中，有20所位于这19座城市中。同时，上述城市极大地促进了知识要素的应用转化，2008-2012年，这些城市以占全球1%的人口，贡献了全球16%的专利。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方面的这一比例更高，分别达到22%和19%。从趋势上看，知识中心城市与其他发达国家城市之间在经济发展效率方面的差距正在不断加大。2000-2015年间，知识中心城市的人均GDP和职工平均GDP增长率年均分别可以达到0.9%和1.4%，相对于其他几类发达国家城市而言，其两项增长率分别该出37%和69%. （6）美国中等都市（American Middleweights）：菲尼克斯、底特律、克利夫兰、迈阿密等16个中等规模的大都市区。这些城市正着力利用全球经济从后危机的藩篱中崛起。 这16个大都市区的平均人口规模为300万人，经济产值1490亿美元，人均GDP为52000美元。美国中等都市区的经济结构中，非贸易性产业为主导产业，其健康、房地产、教育与公共服务等地方性服务产业的经济地位较高，占产值的28%和就业的42%。但另一方面，这些城市在出口导向的产业领域也有一定的专精方向，如夏洛特、底特律与菲尼克斯就分别是美国发动机与动力装备、汽车、半导体领域的出口冠军。同时，美国中等都市区在研究型大学方面仍然拥有优势，其在科学类期刊发表的出版物数量在7类城市中排名第3。1/3的就业年龄人口拥有高等教育学历。 （7）国际中等都市（International Middleweights）:布鲁塞尔、鹿特丹-阿姆斯特丹、慕尼黑、悉尼等26个位于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的中等规模城市。这些城市集聚全球的人流与投资流，但金融危机后的发展仍受到影响。 这些城市的平均人口规模为480万人，平均经济产值2340亿美元，人均GDP49000美元。此类城市是最具多样性的大都市经济体。多伦多、悉尼、法兰克福等城市主要发挥商业与金融服务功能，而斯图加特、米兰、巴塞罗那则在制造业增加值方面表现突出。大部分此类城市具备多样性的贸易相关行业，在知识性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方面具备优势。同时，这些城市具有全球人群与资本流量的承载能力，城市总人口的22%为国外出生，这一比例高居7类城市之首。 三、全球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1、全球城市发展路径具有多样性特征 应当看到，由于每个城市发展的起点都有所不同，并没有塑造成为“全球城市”的华山一条路。但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得大都市区经济体被纳入一个国际性的网络之中，这一网络的重要特质在于“竞争-合作”的同时存在。城市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国际生产与交换体系中的功能。相较于以往，技术创新在更多的城市中涌现。但一部分美国与欧洲的中等规模城市区域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表现突出。这些城市集聚了国际顶级的研究型大学以及专利研发型企业。 分别来自发达国家和崛起中亚洲区域的两类巨型全球性中心城市，扮演了全球金融与投资领域的双重支柱角色。这二者得到一批商业、教育与交通枢纽城市的有利支撑。后者承担了面向大国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全球门户职能。中国令人瞩目的全球性崛起，则反映在一批二线与三线制造业与外向型经济城市的发展上。此外，还有两类分别位于美国以及英联邦、欧洲、日本的经济进取型大都市区，这些城市以良好受教育人口、制造业与商业服务业的专精体系、高校与机场等基础性设施为依托，着力面向全球发展。总而言之，城市的全球性发展，具有多种模式和路径。 2、全球化融入情况决定城市经济表现 城市融入全球体系的不同路径也反映在其经济表现中。123个大都市区中，人均GDP、就业者平均GDP，以及经济增长率的表现大相径庭。2000年以来，以中国制造中心城市为引领的低收入大都市区实现了最快速度的人均GDP增长。发达国家的知识中心与全球巨型枢纽城市不仅具备更高的平均收入水平，而且具备更快的人均GDP和生产率上升速度。而美国和国际的中等规模城市则在收入和增长率方面都稍逊一筹。这种差异性反映出全球生产网络结构变化的情况下，城市的表现也相应受到影响。 3、要素的全球分布状况影响全球城市发展方向 国家与地方领导者在设定经济战略时，必须明晰城市-区域的全球化发展起点。在全球化、城市化与技术剧烈变动的世界中，推动经济增长与繁荣的要素（贸易网络、创新要素、人才、基础设施）在全球层面乃至国家内部的分布都并不均衡。全球城市的类型决定了其自身的特点以及发展问题的解决方式。 四、中国城市国际化的启示与借鉴1、注重全球城市发展的多样性趋势 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提出了对于全球城市建设的新视角。长期以来，对于全球城市的理解，更多关注城市对于全球流量的控制力和排名。这种竞争性的视角，使得人们对于全球城市的理解更多局限于顶级明星城市的若干特性，而忽视了全球城市发展路径的多样性。布鲁金斯学会对于全球城市的类型划分，基于经济范畴的诸多指标，并进行了地域性的划分，具有一定新意，也更为全面。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相关城市在推进全球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应关注全球城市发展路径的多样性以及评判标准的综合性趋势，避免以狭义的全球城市概念为标准设定参照系。 2、关注科技创新要素对于全球城市的重要意义 美国智库的全球城市研究成果日益关注创新要素的重要作用。在对于全球大都市区的指标分析中，对于高校、专利、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国际期刊发表等创新领域数据给予了高度重视，甚至提出知识中心城市的一类城市群组。这种对于全球城市地位的理解，在以往国际经济视角之上，又增加了创新的维度。中国的全球城市发展，也应切实关注创新要素的集聚，特别是跨国创新要素以及有国际影响力创新基础设施的吸引和塑造。同时，应关注创新要素对于全球城市地位提升的潜在推进机制和规律。 3、重视全球城市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产业发展方向 美国智库对全球城市产业结构的分析，更为关注产业的多样化状况。全球城市及国际化大都市区的制造业发展情况，已经成为衡量城市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甚至将中国的外向型制造业城市单列为一类进行专门分析。同时，部分全球城市在制造业方面的专精特色和专业服务业的配合程度，也被视为相关城市经济多样性的重要表现。因此，中国相关国际大都市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应关注全球城市制造业与服务业有机互动、融合发展的趋势，在先进制造业、专业服务业的培育和建设方面，应更多进行引导和规划，着力提升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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