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宗秦汉，但在秦汉时期的印章大多都是官印和私印。唐代出现了很多大文学家、大书画家，然而在唐代尚未发现一位书画家把印章来用在落款上，包括文人来往的尺牍等创作行为方面也无痕迹，说欧阳询、褚遂良、吴道子、王维、张旭、怀素、颜真卿、柳公权等等书画家没有私印是不可能的，但他们确实没有把自己的印章用在作品上以取信的做法。 
六一居士
所谓书画款印，是指代表书画家身份而又专门用于书画作品之上代替署名或与署名相配的一种书画自用印。到了宋代书画用印这种新的印种才徐徐开展，然这一印种的开启并不在宋代，而是五代十国时期，当时前蜀（907—925）有一位许承杰，他曾官至茂州刺史，“每修书题印，微有浸渍，辄命改换，书佐苦之”，这里“题印”即盖印、钤印，与“题款”意义一样。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前蜀时期已有人在书信来往中开始钤印了。另在后周广顺二年（952），李糓因臂伤不能执笔签署公文，太祖乃特许其“刻名印署事”，即令李糓刻私印钤押以代替签署公文。正是私印介入信函和公文，才使书画款印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东蜀文氏
在北宋时期，较早见到的有文学家欧阳修在《致端明侍读书》这件尺牍上钤押“六一居士”印。欧阳修平时所用的印“修”字以印和“醉翁子孙其永保之”。“修”和“六一居士”一样都为款印，而“醉翁子孙其永保之”是一方兼具收藏意义的印，正是这一区别，才促使当时的书画家们越来越讲究印章的艺术性和与之相适应的印文内容。紧接欧阳修之后使用书画款印的还有一位书画家文同，他在《范仲庵道服赞》跋尾记中，除有姓名字号的落款之外，还有一方内容为“东蜀文士”的印章。
赵郡苏士
尺牍是要寄于他人，题跋与绘画作品可以自玩，供人观赏，送与他人，均有它的社会交流性一面，故书画款印为著名文人所用也必然影响他人。苏轼（1037—1101）受欧阳修影响也有多方书画款印，今在墨迹中可见者有“赵郡苏士”、“子瞻印”、“子瞻”、“东坡居士”、“眉阳苏轼”等多方。
东坡居士
眉阳苏轼
北宋时期的书画家、书画鉴赏家米芾（1051—1107）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他无论使用鉴藏印，还是使用书画印，在宋代都很有代表性。米芾的自用印有一百多方，从书画款印来讲，他往往数印连用，若论取信，一印足以，数印连用，可见文人雅兴之高。米芾讲究印章的趣味，将就印章与书画风格的一致，讲究多样化，讲究法古求异。这些都在米芾的书画印中有充分的展示，不仅在宋代有影响，而且也影响后人。
楚国米芾
从欧阳修到苏轼再到米芾，他们都有款印，而且他们都有作品传世，使我们还能一睹其印章艺术的风采。与此同时或稍后，如司马光、赵明城、李玮、杨无咎、陆游、吴琚、赵孟坚、贾似道、周密、文天祥等等朝廷命官或书画家都在他们的作品上留下了款印，这充分说明两宋时期款印的使用在文人中已蔚然成风。
楚国米黻
米芾之印
到了元代，书画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闲章，特别是以赵孟頫为首的元朱文的出现使书画作品用印更加完整化。明清时期，篆刻名家辈出，他们创作的大多数作品则为书画作品用印。特别是现代的书画家们，他们的手中不但有很多的款印，还要有大量的闲章，包括有引首章和过渡章。当代篆刻家老汉（赵立新）曾言，作为一个书画家至少要有六十方印章才能适应各种规格的书画作品。当代书法家王荐手中就有上百方用于书法创作的印章，包括名章、斋号章、引首章、过渡章，还有很多闲章和肖形印（佛印、生肖等），他的印章大小不一，形状各异，适于各种尺寸的书法作品创作。现代的书画用印是现代篆刻家们创作作品的主体，是在前人书画用印基础之上的又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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