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收获——忆名家签名题赠

■印    象

上世纪80年代由于个人爱好和种种机缘，我与众多的文化界名人成为忘年交，因而收藏了200余册名人题款签名的著作。

这每一册签名本的背后都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1985年3月巴金先生来京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下榻于北京饭店。4月6日上午我在北京饭店对巴老进行了单独采访。

　　采访结束后，我拿出自藏的《巴金选集》(第九卷)请巴老签名，他在扉页上用蓝色钢笔书写了“士方同志  巴金  八五年四月六日  北京”。他十分高兴地对我说：“谢谢你买我的书！读者是作家的衣食父母，作家是靠读者来养活的。”一位世界闻名的大作家讲这样真诚的话，真令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我想起他在《随想录》第一集中所写的《把心交给读者》那一篇，是啊，巴老的心永远与广大读者跳动在一起，永远为人民而跳动！

　　我见他兴致很好，就请他在我的纪念册上题词，他用蓝色钢笔书写了：“奋勇前进 士方同志 巴金 八五年四月六日”。他又招呼女儿李小林拿来一本新出版的《病中集》(《随想录》第四集)送给我，并在扉页上用蓝色钢笔题写了“赠士方同志 巴金 八五年四月六日”。

　　我捧着巴老馈赠的这一册小书，却感到沉甸甸的！这岂止是赠送我一个人的，这分明是对千百万读者的真情回报，这一片深情有千斤重！我一个人怎么能承受得住？我有些泪眼模糊，喉咙哽咽。

　　3月27日上午，巴老赴北看望叶圣陶先生，我随同前往并拍了照片。过了些日子我将我拍的巴老与叶老谈话的合影放大两张寄与巴老，不久收到巴老从上海寄来的签名本《随想录》第一集、第五集(《无题集》)。书的扉页上都有巴老的黑钢笔手迹“赠士方同志 巴金”，十分流利秀美。寄书使用的是《收获》杂志的中号信封，出乎意料的是上面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全部由巴老手写。可惜这件十分珍贵的实寄封和巴老后来写给我的亲笔书信在1991年冬天被歹人窃去，下落不明。通过这一件小事我充分感受到巴老对人的尊重以及他为人的厚道。我一连几天都处于兴奋之中。这使我想起陈丹晨的话：“巴老太重感情，受不了人家的一点点好处。”

　　1985年3月30日我到冰心老寓中时，恰赶上她刚刚从医院回来，眼见保姆背着她上楼的情形。原来她每月要上北检查身体，每回都是由保姆背着上下楼，十分不方便。保姆把老人放到床上休息，老人依然那么神情自若。她望着我犹豫的目光，慈爱地问：“有什么事吗？”我吞吞吐吐地说：“很久没有见到您，十分想念您。听说您近来身体不好，又不敢轻易打扰。”“来看我很好，有什么事尽管说，不要不好意思。”望着她一脸真诚，我只好说：“我有一本您的书，一直想请您签个名……可……”“拿来了吗？我能签。”我拿出一本《冰心文集》第3卷(散文卷)，她在床上，用蓝色圆珠笔在书的扉页上悬空书写了：“士方同志嘱 冰心 三·卅·一九八五”，我感动得几乎流泪。

　　1987年5月香港新闻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散文杂文集《春天的问候》。7月6日上午我去冰心老府上奉送拙著，请她指教。

　　9月3日她寄来评论拙著的书评手稿《评〈春天的问候〉》并附信说：

士方同志：

　　示悉。大著披阅已久，只因我穷忙，来不及写书评。今天得来信，只得匆匆草上，有不清楚处，请您抄一过再给报刊吧。祝好！

　　冰心

　　九·三·一九八七

　　这真让我感动之极。后来老人的书评在9月20日的《北京晚报》上刊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书评现已收入《冰心全集》第八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还专门报道了此事。

　　冰心在《评〈春天的问候〉》一文中写到：“我一打开书就如同进入一间宽大幽雅的客厅，看到了许多名人学者，有我十分熟悉的，有见过面寒暄过的，也有未谋面，而久已心仪的。从这本书里我知道了他们的许多趣事、轶事，觉得热闹得很！”

　　老作家唐弢在给我的信中说：“冰心一篇就可抵好几篇。”

　　近日在网上看到2014年的一个春季拍卖会上以4025元人民币拍出冰心《关于男人》的签名本，据描述，此书扉页上的文字是：“士方同志留念 冰心 一九八八·四·一”，钤印“冰心”。这当是冰心老签赠我的著作，大概是对我赠她《春天的问候》的回报。不知为何没有送到我的手中？也许是她曾托某人转送给我，而某人辜负了她的嘱托？不知此书现在何人手中，如有可能，此书持有者可否将扉页拍个照片送我，以作留念。

　　1987年10月我的美学著作《朱光潜宗白华论》在香港出版，1988年初我给钱锺书先生邮去一册并附信请求指教。书寄出后，我想先生那么忙，大概不会给我什么回音。没想到3月却收到他的亲笔回信，用黑钢笔书写：

士方同志：

　　来函奉悉。我去年八月起即患病，迄今尚未痊愈，春节前再出院回家，遵医嘱谢客谢事。尊著早收到，未能及时答谢，歉歉！数月来函件书刊寄来者，债台高筑，尚无精力，一一处理。乞谅我老病，幸甚！草此 即致

　　敬礼！

　　钱锺书 三月六日

　　我对朱宗二先生著作，涉猎甚少，实恐无发言权也！奈何！

　　钱先生抱病复信，以礼相待，实事求是和谦逊的态度令我感动。

　　1988年11月23日我去拜访钱锺书先生，我拿出自己收藏的《七缀集》，请他签名。他用墨笔在扉页上题写了：“士方同志览存  钱锺书”，并加盖了名章。先生又翻开书后注释部分，在一页上改了两个英文字母，说：“两个字母印错了，意思就错了。”他严谨的作风令我钦佩，他惊人的记忆又令我惊异。

　　他从书架上拿了一本精装的《谈艺录》(修订本，中华书局1946年9月初版，1984年9月第一版)，说，这是新出的，之后用毛笔在扉页上书写了：“士方同志览存  钱锺书奉”。先生意犹未尽，抽出一条宣纸，在上面书写了：“业精于勤荒于嬉  行成于思毁于随  韩退之语 士方同志属书”，又在后面钤了一白一朱两方印章“钱锺书印”和“默存”。 他告诉我，这两印是他的朋友著名科学家戈革所刻。

　　他对我说：“韩愈的话还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们现在就习惯于‘随’。”

　　先生对我如此厚爱，使我受宠若惊，再一次深深感受到真正的大学者、大作家对青年学子从来都是虚怀若谷，热心提携的。

　　1983年9月的一天，华君武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他外地一位朋友来京要买全套的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希望我能代办并快办，因他那位朋友马上要离京。我当时所在的报社与中国文史出版社就在一个院里，所以我放下电话，立即就办。当我把一整套数十本书送到华老家里时，他十分高兴，连连称谢，并从书架上捡出两本他的漫画集，一一题款签名盖章赠我。他又问我有没有小孩，叫什么名字。我说有个女儿，还在上幼儿园。他又拿出一本由他插图的《张天翼作品选》，并在扉页上题写了“留给小邹南长大时看 华爷爷 八三年九月”，送给我女儿。现在我的女儿已经三十出头了，而且有了自己的儿子，“华爷爷”赠她的这册《张天翼作品选》，她还珍存着。

　　1986年10月，我按约定时间到叶至善先生家里取稿，他临时出去开会，就将稿子留在家里并附送我一本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和其他童话》精装本。书的前边有华君武1982年5月所作的彩色漫画“喜看草人着新装”，在漫画下边至善先生题款签名：“士方同志留念 至善代签”，并加盖了“叶圣陶”的名章。这个意外的收获让我惊喜莫名！至善先生的周到和美意让人暖意盈怀。他还附有一信：

士方同志：

　　我又出去开会了。很对不起。知道您喜欢收集版本，送您一本我父亲的童话集，是纪念他九十寿诞的特装本。

　　祝好

　　至  善   

　　10月21日晨

　　1984年我拿着一本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请“皇弟”溥杰先生签名。他略一思索，就在书的扉页上用毛笔题写了“邹士方同志留念 惩毖半生留自传 沧桑一变纪新生 溥杰题 1984·2·19”，并加盖了名章，使得这册签名本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1983年我访问王朝闻先生时持一册他主编的《美学概论》，请他签名。他把上款写成“志方”，连连道歉，又在他的签名后面写上：“名字写错，可见糊涂了”。现在这本书由于“另类”，收藏价值更高了。

　　舒群先生赠我的《舒群文集》第三卷是个大“另类”。他在此书扉页上写了一封信，使得此书很独特，大有收藏价值。其文为：

士方同志指正

　　曾接来函，未复，请谅。

　　因种种不快，已通知该社终止出版，故暂有四卷。而今只收到本卷，尽先赠之。

　　舒  群

　　一九八六年一月九日

　　是何原因使舒群先生不快？不知他还有无相关文字述说此事？如没有，此信就更有史料价值了。

　　这种意外收获，在书画收藏方面也有趣事。

　　1983年10月《李可染中国画展》在日本举办。1984年春节给李老拜年，他将这个展览的画册托我分别送与他的老友、我的老师——美学大师朱光潜和宗白华先生。他在画册扉页上用毛笔书写了“光潜(白华)先生赐阅教正 甲子春节李可染”，并加盖了三个印：“李”“可染”“师牛堂”。他说，画册没有余书可以赠你，我给你写几个字吧。我欣喜若狂。他立即为我书写一张条幅“金铁烟云”，边写边向我讲解“金铁烟云”的意思和出处。“金铁烟云”四个大字写完后，他又在左边写了一行小字：“论家赞李邕法书语书赠士方同志正之 可染”。他告诉我，这幅书法的价值要比画集高多了，嘱我好好保存。我真是受宠若惊！

　　后来朱先生托我把他的文集回赠给李老。李老说，他十分尊敬朱老和宗老，他们的学问博大精深，使他受益很多。

　　李可染先生为我的册页题签“邹士方藏画”，把姓错写成“周”，他脸憋得通红，连连说对不起。 马上翻开册页，在首页上题写了“翰墨因缘”四个大字，我惊喜得心跳加速。过了几天我请人将册页封面签纸换过，又请李老题，他只题了“万紫千红”四个字，这回不会错了。可惜这两件题签在1991年冬天不翼而飞。

　　1984年1月在北师大小红楼启功先生寓处向他约稿，他马上手书自作诗中堂一幅交我。当时我只顾欣赏启老潇洒隽秀的书法，没有仔细琢磨文辞。回来一读，发现中间漏掉一字。我手携墨宝返回小红楼。启老哈哈一笑，马上另书一幅。书罢，又端详着原来那幅，认真地在那幅上把漏字补上，慷慨地说：“废物利用，送给你了。”我暗自欣喜。

　　1989年，一天到董寿平先生寓中看望他，恰逢台湾隔山画馆的关兰女士在座。董老为关女士讲解书法的用笔，当场书写唐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我一边听，一边拍照。送走关女士后，董老看看案上自己刚写的书法，对我说：“送你了。”董老对我的厚爱，使我至今忆起还感动不已。

　　1983年11月向管桦同志约稿，他画好一幅墨竹叫我去取。我来到西单石板房“苍青馆”。他厚道地笑着说：“这一幅我给你题个上款，发表时遮住，发表后就送你了，一稿两用，怎么样？”他深知我酷爱翰墨丹青并多有创作研究，才有如此两全其美的举措。正所谓“宝刀赠壮士，红粉赠佳人”，心有灵犀一点通。

　　1987年6月文怀沙先生为我写一条幅，让我去取，我还没去，他却说找不到了。他又重写了一幅，自己不满意，就附了一封信叫人送来，信上说：“‘文章本无求，妙手偶得之。’我不擅书法，但偶尔也能写成颇不恶，甚至颇有笔趣的字(书法大家沈尹默先生所藏之件即此类妙品)。我某日写了一小条幅，乃‘偶得之’之品，原决定送奉的，不知塞到哪里了。无法，只得另书一大幅字未能惬意，殆昔人所说‘求工翻拙’是也。自审诗尚不恶，敬祈收存。”过了些日子，他又让人送来一小条幅，告我“偶得之”条幅找到了。求一玉而得双璧，岂不快哉！

　　这样求一得二的还有溥杰先生的书法。1982年我的同事汪东林同志热心地为我向溥杰先生求一幅字，当我从老汪手里拿到这幅字后，又收到溥杰先生转来的赠我的另一幅字，我想这可能是他忘记已经给我写过了，不过这也看出他的认真之至。溥杰先生对于别人求他字，是有求必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