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接受《丝路山水地图》捐赠的鉴定依据

2018-02-16  新华书店...

2017年11月30日,故宫博物院获捐了一幅极富珍贵历史价值的文物——《丝路山水地图》。据说,该件文物上世纪30年代左右曾流失日本。这次是由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出资1.3亿元人民币从私人收藏家手中收购,并将之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气势宏伟的《丝路山水地图》长卷(局部)
《丝路山水地图》中不乏细节,图中的“望星楼”,指的就是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兀鲁伯天文台”。
《丝路山水地图》卷首绘制的嘉峪关
《丝路山水地图》中的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
《丝路山水地图》中的黑楼城(今阿富汗赫拉特)
从麦加至伊斯坦布尔的画卷已经丢失,该部分约占据全卷的四分之一。
丝绸之路的终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内的大巴扎。 (赵洪波摄)
《西域土地人物图》中绘制的人物、动物
明代《郑和航海图》反映了当时中国与西方的海上通道。
明代《陕西通志》版《西域土地人物图》(局部)
明代彩绘本《西域土地人物图》(局部)


《丝路山水地图》绘于绢本之上,幅宽0.59米、全长30.12米,是一幅绘制于明代中后期,应为内府使用的青绿山水手卷。它描绘了东起嘉峪关西至天方城(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的辽阔地域范围。全卷共画出了211个地理坐标,标注了中国的敦煌和伊朗的伊斯法罕等许多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所有城池名称均以中文标注,嘉峪关以西城池名称译自突厥、蒙古、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语等多种异域语言的汉字。


故宫单霁翔院长介绍说,不久前,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到故宫博物院参观。参观的过程中,《丝路山水地图》给特朗普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朗普总统既感慨于丝绸之路开启了第一次东西方大规模的商贸交流,又感动于东西方的文化、艺术、思想等通过丝绸之路相互交流,对整个世界历史产生了重要的意义与深远的影响。”


笔者记得,几年前,这件《丝路山水地图》曾由保利文化公司在“一带一路”有关活动中进行过介绍和展览。


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丝绸之路研究学者林梅村教授考证,这件《丝路山水地图》原图长约40米,即起止点应为嘉峪关和“鲁迷”(林称即伊斯坦布尔),而图中长约10米、由“天方”到“鲁迷”这一段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被人为裁掉了。


有学者通过林梅村教授提供的线索,经过查阅《西域土地人物图》,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地图所记的确有不少缺失,天方至鲁迷部分被剪去。地图最远处一个叫“鲁迷”的地方,明代西方传教士艾儒略《职方外记》卷一记载,小亚细亚有一个“鲁密”国,即“鲁模王国”今土耳其的科尼亚。


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1584年(万历十二年)绘制了《万国图志》。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到达北京师奉献此图,后被称为《坤舆万国全图》。此图的世界为椭圆形,附带一些天文图和地理图:右上角有九重天图,右下角有天地仪图,左上角有赤道北地半球之图和日、月食图,左下角有赤道南地半球之图和中气图;另有量天尺图附于主图内左下方。利玛窦的绘制地图方法,后来被明朝政府接受,并大量刊印复制,将西方绘制地图的方法成为后世的主要制图之法。


而这件《丝路山水地图》的绘制尚未具有椭圆形地球基本形状,也没有比例的计算标尺,是以中国传统手卷形式绘制。因此,对《丝路山水地图》的断代下限应为万历朝之前。


该地图手卷背面有清末民初琉璃厂著名书店“尚友堂”的题签《蒙古山水地图》。有学者认为,“尚友堂”的题签是依据前人习惯而来,这一称谓实在不符合当时情况。理由之一,明初以后关西七卫管辖辽阔的地域,最远已达阿富汗、哈萨克、乌兹别克等地区,兔力帖木儿、沙哈鲁等人也都归顺明王朝接受册封;理由之二,永乐至万历年间,西域贸易频繁是有史证的,葡萄牙人鄂本笃的到来说明丝绸之路的繁荣畅通。因此,可以明确定名此图为《丝路山水地图》比起《蒙古山水地图》更为准确。


有人认为,《丝路山水地图》是明代画家仇英的作品:与仇英画作《归汾图》所绘临汾城楼如出一辙,似乎使用的是同一粉本。


著名古代书画收藏家,古代书画鉴定研究学者朱绍良先生认为,仇英的绘画师自周臣,以南宋院体为宗,用方笔来表现自己,他的方笔是侧锋而不是偏锋,圆笔偶尔用一点。用笔转角和缓,连续而不停顿,周臣、王翚在尖角处都停顿,仇英的笔墨连续而流畅。仇英《归汾图》所绘临汾城楼,为重檐歇山顶三滴水楼阁式建筑,鸱尾内向两宋以前图示,“券门”式城门。


而《丝路山水地图》的嘉峪关城门,城楼是单檐歇山顶两滴水楼阁式建筑,鸱尾外向典型的明清建筑特点。“券门”式城门明显。又如马儿黑纳城楼,重檐歇山十字脊顶三滴水楼阁式建筑,鸱尾内向明清建筑特点。


因此,很明显,《丝路山水地图》的绘画笔法,建筑物的构图风格,均与仇英不同。


朱绍良先生通过对《丝路山水地图》笔墨的研究,发现与明中期的“吴派山水”非常接近,精细鲜丽的青绿山水和界画能力。层层叠叠而不重纵深关系的布局,山顶平台,浓密的叶苔小点,棱角清楚的矾头等具有特色的画法。这一切非常符合“吴派山水”特点,更接近于文征明的学生谢时臣的绘画风格。而唐寅、仇英两人均从南宋院体绘画入手,并远追北宋名家,重视主题、结构,讲究真景实感。


谢时臣在山水、界画的绘画能力很强,如《匡庐瀑布图》、《溪山霁雪图》的,矾头、点子、构图都与《丝路山水地图》一致。界画的绘制特点,除鸱尾外,其他建筑特点基本相似。


由此判断,《丝路山水地图》创作的时间属于明嘉靖三年以后,深受“吴派山水”谢时臣风格影响的绘画笔法绘制的,当是嘉靖时期的作品。


朱绍良:《丝绸之路大地图》考


在存世的古代地图遗珍中,《蒙古山水地图》,随着丝绸之路文化的起兴,从久藏民间再次崛然被学界围观,并以其新的发掘,将历史湮没的价值焕然呈现。


明 丝绸之路大地图


此图纵59厘米,长3012厘米,青绿设色绢本。该地图采用了传统的手卷形式,在背面有清末民初琉璃厂著名书店“尚友堂”的题签《蒙古山水地图》而得以命名。


此地图从右至左描绘小块方图来概括城池,由右至左城名从嘉峪关到天方止,共二百一十一个城名。所有城池名称均以中文标注,嘉峪关以西城池名称译自突厥、蒙古、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语等多种异域语言的汉字。



《丝绸之路大地图》局部——起点嘉峪关


此地图从右至左描绘小块方图来概括城池,由右至左城名从嘉峪关到天方止,共二百一十一个城名。所有城池名称均以中文标注,嘉峪关以西城池名称译自突厥、蒙古、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语等多种异域语言的汉字。


《丝绸之路大地图》局部


据林梅村教授考证《蒙古山水地图》,原图长约40米,即起止点应为嘉峪关和“鲁迷”(林称即伊斯坦布尔),而图中长约10米、由“天方”到“鲁迷”的这一段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被人为裁掉了。(有载于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


《丝绸之路大地图》局部


通过林梅村教授提供的线索,查阅《西域土地人物图》,得出以下新的结论。地图所记的确有不少缺失,天方至鲁迷部分被剪去。地图最远处一个叫“鲁迷”的地方,明代西方传教士艾儒略《职方外记》卷一记载,小亚细亚有一个“鲁密”国,即“鲁模王国”今土耳其科尼亚。


在魏晋时代裴秀最早开创“制图六体”理论,在地图上以一寸折百里的比例编制了《地形方丈图》(有载于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北宋人沈括,在地图上以二寸折百里编制了《天下州县图》(有载于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十三)。纵观此地图,刘金库教授提出是根据“计里画方”的测算方法而来,经过核查确用此法绘制这一地图的。(有载于明徐光启《新法算书》卷一)


古希腊的托勒密(公元90─168年),提出了两种世界地图的画法,一种是把经纬线绘成简单扇形,一种是绘成球形,叫做地图投影学。(有载于托勒密《地理学指南》)。荷兰人墨卡托在1569年提出,用圆柱法把地球分开,按照等角原理,绘制经纬线在一个圆柱体上。这个方法被称为“墨卡托投影”,是现代绘制地图的基础方法。


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1584年万历十二年,绘制《万国图志》。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到达北京师奉献此图,后被称为《坤舆万国全图》。此图的世界为椭圆形,附带一些天文图和地理图:右上角有九重天图,右下角有天地仪图,左上角有赤道北地半球之图和日、月食图,左下角有赤道南地半球之图和中气图;另有量天尺图附于主图内左下方。利玛窦的绘制地图方法,后来被明朝政府接受,并大量刊印复制,将西方绘制地图的方法成为后世的主要制图之法。


被称为《蒙古山水地图》尚未具有椭圆形地球基本形状,也没有比例的计算标尺,是以中国传统手卷形式绘制。因此,对《蒙古山水地图》的断代下限应为万历朝之前。


按照林梅村教授考证,《蒙古山水地图》原长四十米,最远达至鲁迷。那么根据嘉靖四年《名士》列传第二百二十·西域四记载:鲁迷,去中国绝远。嘉靖三年遣使贡狮子、西牛。给事中郑一鹏言:“鲁迷非尝贡之邦,狮子非可育之兽,请却之,以光圣德。”礼官席书等言:“鲁迷不列《王会》,其真伪不可知。近土鲁番数侵甘肃,而边吏于鲁迷册内,察有土鲁番之人。其狡诈明甚,请遣之出关,治所获间谍罪。”帝竟纳之,而令边臣察治。


从上面记载可以看出,最早对“鲁迷”的描述时间节点,因此,《蒙古山水地图》的绘制上限必定为嘉靖三年以后。


为何这幅地图被称为《蒙古山水地图》,主要依据背面有清末民初琉璃厂著名书店“尚友堂”的题签“《蒙古山水地图》”。认为《蒙古山水地图》称谓是,嘉峪关以西至西亚地区蒙元帝国以后均被称为“蒙古”,这一点需要商榷。


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后,蒙古人的版图扩张急剧增大。至成吉思汗死后,长子术赤的儿子拔都建立“钦察汗国”,察合台在中亚、南亚建立“察合台汗国”,窝阔台的后裔在新疆、西亚建立“窝阔台汗国”,托雷的儿子旭烈兀在两伊、叙利亚建立“伊利汗国”。美国哈佛燕京学院1935年地图均有记载。


明初,太祖朱元璋派宋国公、征虏大将军冯胜征讨西域残元势力,在班师凯旋途中,选址在河西走廊中部,东连酒泉、西接玉门、背靠黑山、南临祁连的咽喉要地——嘉峪塬西麓建关。关城始建于1372年的洪武五年壬子年。(有载于《嘉峪关志》)


明成祖朱棣“靖难”成功之后,永乐二年西域帖木儿帝国灭掉奥斯曼帝国后,向东扩张而来,陈兵数十万欲灭大明王朝。帖木儿到达伊犁地区后死于暴病,诸子为了争夺王位离析,四子沙哈鲁臣服于大明王朝。(有载于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明成祖在嘉峪关以外设关西七卫,封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这一举措基本使西域地区获得暂时安宁。(有载于胡小鹏 《民族研究》)


永乐十二年派陈诚、李暹等礼送沙哈鲁使臣,出嘉峪关到达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以及撒马尔罕等中亚各地,证明了关西七卫是确保了丝绸之路畅通的。


1420 年永乐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沙哈鲁之子弥儿柴贝桑格儿算端阿合马往北京任使节,到达嘉峪关。同日验证接待使节、商人全体共 510 人。可见这条贸易之道的繁荣。特别是甘州、肃州所产的大黄质量最优,每年被西方使节、商人经嘉峪关驮运而去。


1602 年万历三十年十二月,葡萄牙旅行家鄂本笃到达嘉峪关,因办理入关手续,在嘉峪驿住 25 天。鄂氏由于路途寒苦,备受艰辛,到肃州不久卧病不起,于公元 1607 年 4 月 11 日病逝于肃州,终年 45 岁。上述两个记述,有载于《嘉峪关志》。


前面介绍,琉璃厂书店“尚友堂”的题签命名《蒙古山水地图》是依据前人习惯而来,这一称谓实在不符合当时情况。其一:明初以后关西七卫管辖辽阔的地域,最远已达阿富汗、哈萨克、乌兹别克等地区,兔力帖木儿、沙哈鲁等人也都归顺明王朝接受册封。“尚友堂”题签为《蒙古山水地图》,这一点不符合实际情况。其二:永乐至万历年间,西域贸易频繁是有史证的,葡萄牙人鄂本笃的到来说明丝绸之路的繁荣畅通。因此,可以明确定名此图为《丝绸之路大地图》,以纠正前人的谬误。


《丝绸之路大地图》是哪一种绘画风格呢?创作的时间应为何时呢?


“仇英的画作《归汾图》所绘临汾城楼如出一辙,显然使用的是同一粉本”一说。仇英的绘画师自周臣,以南宋院体为宗,用方笔来表现自己,他的方笔是侧锋而不是偏锋,圆笔偶尔用一点。用笔转角和缓,连续而不停顿,周臣、王翚在尖角处都停顿,仇英的笔墨连续而流畅。仇英《归汾图》所绘临汾城楼,为重檐歇山顶三滴水楼阁式建筑,鸱尾内向两宋以前图示,“券门”式城门。



仇英《归汾图》


《丝绸之路大地图》的嘉峪关城门,城楼是单檐歇山顶两滴水楼阁式建筑,鸱尾外向典型的明清建筑特点。“券门”式城门明显。又如马儿黑纳城楼,重檐歇山十字脊顶三滴水楼阁式建筑,鸱尾内向明清建筑特点。


因此,《丝绸之路大地图》的绘画笔法,建筑物的构图风格,均与仇英不同。


对《丝绸之路大地图》笔墨的研究,发现与明中期的“吴派山水”非常接近,精细鲜丽的青绿山水和界画能力。层层叠叠而不重纵深关系的布局,山顶平台,浓密的叶苔小点,棱角清楚的矾头等具有特色的画法。这一切非常符合“吴派山水”特点,更接近于文征明的学生谢时臣的绘画风格。而唐寅、仇英两人均从南宋院体绘画入手,并远追北宋名家,重视主题、结构,讲究真景实感。


谢时臣在山水、界画的绘画能力很强,如《匡庐瀑布图》、《溪山霁雪图》的,矾头、点子、构图都与《丝绸之路大地图》一致。界画的绘制特点,除鸱尾外,其他建筑特点基本相似。


《丝绸之路大地图》创作的时间,按照上面对上下限的分析,可以得出清晰的结论。属于明嘉靖三年以后,深受“吴派山水”谢时臣风格影响的绘画笔法绘制的,当是嘉靖时期的作品。


《丝绸之路大地图》依据绢地材料、颜料、绘制繁缛、计里画方能力分析,应为明代官方所用。这是为了与西域各国交往所用,每一个遥远的地名出现,都代表了丝绸是之路延伸,《丝绸之路大地图》是丝绸之路文明的珍惜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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