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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巴色会在中国以客家人为主要传教对象。进人中国后，巴色会传教士以香港为基地，一方面向内陆客家人传教，成功吸引了大量客家信徒，再借由殖民政府与传教组织之间的联系，招募客家籍信徒，赴南洋开垦，从而建立起了一条完整的移民和传教链条，提供了一个跨国的横向流动网络。在这个移民网络中，香港是一个中间支点，广东客家地区是出发地，东南亚是目的地，巴色会则是其中的一根链条。巴色会传教士以传教为目的，却促成了历史上一部分广东客家人向南洋的移民，对广东客家人的海外移民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巴色会；客家；南洋；移民 巴色会与广东客家人下南洋关系考略 冷剑波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广东 梅州 514015)
作者简介：冷剑波(1983一)，男，湖南益阳人，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下南洋，在传统意义上指中国内陆人向东南亚地区的移民，客家人又称“过番”。下南洋是广东客家人海外移民史中最重要的一个篇章。在以往的研究中，将客家人下南洋的原因无外乎归结为迫于生计、天灾人祸、投靠亲友等，如光绪《嘉应州志》记载：“州俗土瘠民贫，山多田少，男子谋生，各抱四方之志。” [ 1 ]丘菊贤《客家迁徙南洋论略》、魏明枢《近现代客家人“过番”的历史文化背景》、罗英祥《漂洋过海的客家人》和李小燕《客家人的“过番”习俗》等都探讨了客家人下南洋的过程和原因[ 2 5 ]，但他们均毫无例外地忽视了基督教巴色会传教士在客家人下南洋中曾发挥过的重要媒介作用。此外，虽然对于基督教与客家人的关系问题已吸引了学术界不少的关注，如谭树林《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客家源流研究》、左芙蓉《基督教在近代客家人中的传播与影响》、庄初升和刘镇发的《巴色会传教士与客家方言研究》、何大进《明末清初来粤的传教士与西学东渐》等[ 6 9 ]，但对于西方传教士与客家人向海外移民的关系，却都未曾提及。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史料进行重新梳理，分析考察巴色会传教士与客家人移民东南亚的关系及发挥的作用，以期对客家人的海外移民史研究做一点补充。
1. 巴色会在香港的设立及在广东的发展
在中国，巴色会曾是以广东客家人为主要传教对象的基督教教会组织。巴色会(The Basel Missionary Society) 又称“巴色差会”，是“福音教驻巴色差会”的简称，其总部位于瑞士北部与德国交界的巴色城。
(一)巴色会在香港的设立
1846年，巴色会派遣韩山明( Rev．TheodoreHamburg)和黎力基( Rev.Rudolph Leehler)两位牧师前往中国传教，他们首先到达香港，开始在香港以及广东沿海地区传教。由于传教活动在客家人中取得的成绩，以及在潮汕地区和广府地区遭受的挫折，他们与后到的韦永福牧师(Rev.Philip Winnes)一起商议，并取得差会的同意后，最终确立了专向客家人传教的方针。1851年，他们在香港西营盘正式创立教会，召聚客家信徒敬拜上帝。罗香林在《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一书中写道：“韩牧师则于学习客家语后，首至今日新界沙头角与宝安布吉等地传教。一八五一年，首于香港大道中掘断龙，购旧屋二间，创立巴色会教堂，是为香港有客语教会之始。”“此客家教会的建立，不但为巴色会首创的客家教会，亦为世界第一间客家教会，更是广东客家教会之发祥地。”[11]245
香港教会设立后，他们通过建立学校、编修客语教材、设立医院、建立各种社会服务机构等方式 ， 渐渐融人香港社会 。据香港教会资料统计 ，自西盘营教会设立后 ， 先后建立 了旺角崇 真堂、深水崇真堂、粉岭崇真堂、葵涌崇真堂 、元朗崇 真堂等 1 7个堂所 ，开办中学5所，小学5所，幼儿园4所，幼儿中心、老人中心、青年中心等各1所。巴色会在香港设立的教会，专门向客家聚居地区传教，内陆初来香港的客家信徒也大多投靠客家教会。成为客家人的重要集散地。如客家研究奠基人罗香林就曾于1951年在粉岭的崇谦堂受洗，足见巴色会在客家人当中的影响力。
(二) 巴色会在广东的发展
巴色会在香港建立会址后，瑞士巴色会总部不断派遣牧师前往中国传教。他们早期的传教地区是临近香港的新安县(今深圳宝安区)。1855年，巴色会在新安李朗建立基地，并积极向临近的珠 江流域地区发展。不久后，在信徒的协助下，于长乐县(今五华县)樟村建立了另一个重要的传教基地，并于1858年成立教会。从此，巴色会在中国形成了以香港、李朗为中心的南区(1 o w—coun—tnr )，和以樟村及元坑 (1866年建立教堂 )为中心的北区( up—country)两个中心。南区集中在新安、东莞、惠阳等平原地区传教，北区则沿东江一直上溯至嘉应州(今梅县)，包括紫金、和平、龙川、五华、兴宁、梅县、蕉岭等地。“据不完全统计，到19世纪末，巴色会共派遣52名传教土来华。巴色会是进入中国最早而且向中国派出传教士最多的德国新教传教会。相对而言，它在中国建立的传教站也最多，主要分布在新安、东莞、紫金、五华、兴宁、梅县、蕉岭、龙川、河源、惠阳、宝安等县区，到1 9世纪末共建传教站13处，集结中国教徒6197人。” [12]
巴色会不仅在广东客家地区从事传教活动，他们还积极建立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等，如在广东一度享有盛名的梅县乐育中学、德济医院就由巴色会传教士建立。通过这些社会福利事业的投入，巴色会在广东客家人中获得了较高的声誉，发展十分迅速。1924年，中国的巴色会改名为“中华基督教崇真会”。据 1948年教会资料统计，广东崇真会下设25个区会，共有堂所1 67间，占广东客家教会90％，1 947年有信徒共1 9，678人。[11]246-247
2.西方传教士在东南亚华人社区中的传教活动
从1 6世纪开始，西方传教士就跟随殖民者一道进入东南亚地区。根据朱峰的研究，西方传教士在东南亚华人社区中的传教活动，自始至终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鸦片战争爆发前，因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许多来华的传教士无法进入中国内陆传教，他们只得转而前往东南亚的华人社区传教，新加坡、马六甲、巴达维亚(今雅加达) 等地的华人信徒渐成规模。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国门洞开，传教士准许进入中国，于是南洋各地的传教士纷纷再次前往中国传教。“1 843年8月，散处南洋各地的伦敦会传教士在香港开会，讨论战后部署，决定分别在香港、厦门、福州、上海等地建立传道站。”[13]虽然不少传教士离开了东南亚，前往中国内陆传教，但西方各教派并没有完全放弃在东南亚华人社区中的传教活动，英国圣公会、美以美会、英国长老会等仍在继续传教活动。
正是在这一时期，巴色会也开始了在东南亚的传教活动。与其他教派不同，巴色会之所 以会 进入东南亚，完全是因为客家信徒移 民进人东南 亚的缘故 。
北婆罗洲英国殖民政府为开荒地，于一八八二年派官员来港联络黎力基牧师，素知客族勤俭耐劳，请求代招客家华工前往开垦。因此黎力基牧师前往 五华、龙川、紫金、宝安 、花县各地与客家信徒商洽招募工作，是次招募即有 罗泰丰、杨宗毓、杨宗炳、邬家驹、杨官昌、邬官龙、巫辉兰、张荣耀、张维新、彭维熙等十余家应招，大小九十余人前往北婆罗洲，其时客族称之为‘般鸟’，亦有称之为‘班乌’。各户人家到达北婆罗洲后，随即向英国政府领地耕作开垦。赴北婆罗洲巴色会教徒笃信耶稣，虔守教理，各人六日勤劳工作，第七日则停工守礼拜。起始家庭中举行聚会，至一八八六年罗泰丰在所属山地建筑一所礼拜堂，英政府捐银十元以表支持，此乃巴色会在北婆罗洲建设教会的开始。[11]248
北婆罗洲，即今马来西亚沙巴州，逐渐成为巴色会在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基地，因其实际由香港的巴色会传教士一手建立，所以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隶属于香港教会的管理，这也为巴色会利用香港这一支点将内陆客家信徒引入东南亚提供了条件。
3.巴色会与广东客家人下南洋
西方工业革命兴起后，随着对原材料需求的急剧增长，西方殖民者加强了在东南亚的经济掠夺。矿产的开发、经济作物的种植、铁路的修建等，都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当时的中国正好满足了他们的这一需求。从l 9世纪中叶起，客家人下南洋进入高潮。客家人下南洋既有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 ， 也有着政治、经济、地理、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在客家人下南洋的过程中，外国传教士特别是巴色会传教士，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媒介作用，特别是客家人进人北婆罗洲地区，可以说与巴色会有着直接的和最为重要的关系。
从1 9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有成规模的客家人进入北婆罗洲地区。1881年，英属北婆罗洲渣打公司开始统治沙巴，亟需大量劳工进行开发，其第一任总督特察 (w．H．Treaeher)非常赏识华族劳工，他曾写道：“从海峡殖民地、马来半岛以及沙捞越的经验来看，正是那些刻苦耐劳的华人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这种华人正是我们皇家公司耍想办法争取进来沙巴的。一旦他们能自愿地移人，我们皇家公司的经济成功将会获得保障。”㈣因此，他特委任麦哈斯特(Med—hurst)为移民官负责招募中国劳工。因为中国与东南亚教会组织之间的密切联系，麦哈斯特 于1882年前往香港与黎力基牧师商议招募劳工事宜，即前文所述 巴色会在北婆罗洲的设立经过。这批巴色会信徒劳工共9 6人，在黎力基牧师的带领下于1883年4月4日抵达沙巴。“这批劳工清一色是龙川人，他们在古达老山垦殖开荒，种植稻米、蔬菜、橡胶和椰子等作物，为今天客家人在沙巴华族中占最多数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 4 ] 由巴色会招募的这批客家人，是进入沙巴地区的第一批移民，可以说在客家人进入东南亚的移民史 上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因为它既开拓了一个新的移民据点，也开发了一种全新的移民方式。从此，广东客家人下南洋有了一种全新的途径，他们不再仅仅是依赖投靠亲友或水客的中介。
自1886年巴色会北婆罗洲教会成立之后，北婆罗洲教会与香港教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两地教会组织积极响应殖民政府的请求，不断招募广东客家人移入沙巴。1 886年，北婆罗洲殖民政府再次派人到香港，委托巴色会组织在内陆招募劳工，“西盘营巴色会传教士李祥光即邀黄旭明、邬荣华、黄庚泰、刘罗发等人进行招募，有数百人应征，乘搭金山帆船抵北婆罗洲古达，每户均领有椰子园、咖啡园开垦。”[ 1 1 p．4 8此后，又有多批次客家人经 由巴色会引荐，进入东南亚地区。
1886年至1889年间，大约有40户客家人移入古达垦殖⋯⋯1896年，一批为数81名客家人，学习先辈榜样，定居东海岸之山打根⋯⋯2O世纪初期，沙巴政府因修筑铁路，再次招募1500名华工，其中881人为客家人⋯⋯到了1 906年，又有一批约150名的客家人抵达沙巴西海岸，另一批190人则到古达谋生。直到1912年，当时的教会组织(Basel Mission)因和广东省的客家人有密切的联系，大力鼓励客家人进入沙巴。1913—1914年间，在政府的资助下，63家共244人抵达古达，其中大部分是客家人。[14]
据日本客家研究学者河合洋尚在沙巴地区的实地考察，他同样认为沙巴客家人的移民史与巴色会的关 系十分密切，因为据他调查 ，绝大部 分沙 巴客家人的祖籍地正是巴色会在广东的传教范围，即从宝安、东莞、花县到惠东、紫金、龙川、五华一带。“可以说，巴色会成为了为英国渣打公司介绍客家劳动者的中介机构。” [ 1 5 ]
由此可见，客家人进入沙巴地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和东南亚以及香港三地的巴色会组织从中牵线搭桥。“巴色会不仅负责输入移民，安顿移民生活，还引入西方先进生产机器，组织种植经济作物，开办各类教会学校和医疗设施，兴建教会墓园等，帮助移民尽快适应侨居地的生活。” [ 1 3]随着客家信徒的不断涌人，北婆罗洲巴色会不断设立新的支堂和自立会。“1 925年，北婆罗洲分有古达埠，有自立会一所另二支堂；亚庇埠，设三支堂，会友500余人；山打根埠，会友100余人；自1963年马来西亚尚未独立之前，北婆罗洲巴色会有自立堂会共 l9问”[11]，巴色会在当地获得了十分迅速的发展。客家人的移入，不仅使当地巴色会组织获得发展，也使得北婆罗洲的经济社会获得了快速发展，“马来西亚有今天之繁荣，客家信徒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11]
总之，巴色会进入中国，以香港为基地，一方面向内陆客家人传教，成功吸引了大量客家信徒；再借由殖民政府与传教组织之间的联系，大量招募客家信徒，赴南洋开垦，从而建立起了一条完整的移民和传教链条，提供了一个跨国的横向流动网络。在这个移民网络中，香港是一个中间支点，广东客家地区是出发地，东南亚是目的地，巴色会则是其中的一根链条。当然，据现有的资料，这个网络只适用于马来西亚沙巴地区的客家移民，至于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客家移民是否也曾受到西方传教士的影响，还有待资料的进一步挖掘和研究的深入予以揭示。巴色会传教士以传教为目的，却客观上促成了一部分广东客家人向东南亚的移民，对广东客家人的海外移民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众所周知，广东是近代以来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前沿阵地，与传教士等外国人的较早接触，使广东人较中国内陆的人们更能获知外面的世界；再加上客家人本来就具有的迁徙性格，以及西方传教士传教网络的世界性，使得广东客家人很容易借由传教士的媒介作用而移居海外。
梅州是我国的著名侨乡，历史上有大量客家人前赴后继地移居海外。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客家人移民海外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不管以何种方式移居海外，他们都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立下了功劳，为祖国与侨居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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