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诚：大国兴衰背景下的“财政国家”概念

摘要：英国是西欧最早的财政国家之一。它不仅能保卫自己国家的安全，并且能在长期的战事中维持经济增长和发展。英国之所以能够维持巨大的军事开支是因为英国国家税收逐渐由依赖间接税转变为越来越频繁地征收直接税。

早期近代欧洲各国的财政一直是财政史学家和社会史学家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财政史不仅沿袭了熊彼特的财政社会学观点－－即国家发展与财政体系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沿袭了熊彼特的学术传统－－即把财政置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综合研究国家财政行为产生及其历史影响。

一、

英国与财政－军事国家

1967年，英国历史学家P.G.M.狄金森出版《英格兰财政革命：对于公共借贷发展的研究》。他认为18世纪的英国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是由于国家借贷体系的完善和议会提供保障的国家公共财政的支持。在英法长期对抗中，英国的国家财政体系明显优于法国。以强大的国家财政能力作为基础，英国得以建立强大的海军和陆军以及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建立联盟与法国对抗。而庞大的军事开支不仅仅是英国每年的税收能够支持的，为了支持英国的军事行动，国家借贷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如此，英国还确立了“能够确保商业与金融行业进行安全稳定的投资和减资的一系列机制”，这些机制促进了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发展，并且为工业革命奠定了不可或缺的资金基础。

约翰·布鲁尔《大国的肌腱：战争、财富与英格兰国家，1688-1783年》（图片来自网络）

受迪金森著作的影响，1989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教授约翰·布鲁尔出版《大国的肌腱：战争、财富与英格兰国家，1688-1783年》。受到迪金森的影响，但布鲁尔不同意迪金森所主张的18世纪英国的成功是建立在国债基础之上的观点。他认为18世纪英国对外战争开支中只有30－40%是由公债支付的，税收在军事开支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作为一部标志性的著作，布鲁尔在《大国的肌腱：战争、财政与英格兰国家，1688－1783年》里首次提出了“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state）这个概念。

布鲁尔所谓“财政－军事国家”，是指处于长期或剧烈军事冲突时期、为了维持强大的武装力量而迫使公民交纳高额税收的国家。他认为“财政军事国家”是英国从都铎王朝的改革到19世纪最重要的转型，他称这个时期为英国反对法国的“第二次百年战争”，英国由一个小国变成一个全球大国。布鲁尔的英国“财政－军事国家”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常备军（特别是海军）的发展，海陆军作战军队的总数从“九年战争”（1688－1697年）中的每年超过11.6万上升到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每年超过19万；

第二，战争开支急剧增长，从九年战争期间平均每年近550万英镑增加到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平均每年2000多万英镑，并且和平时期还维持着这支被扩大的军队；

第三，政府借贷规模急剧扩大，国家公债从1697年的1670万英镑上升到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的近2亿4300万；

第四，税收的扩大，从九年战争的360万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1200多万，以弥补其他越来越不能支付的战争开支不足；

第五，税收（起初是直接税）负担被政府转移为间接税（特别是消费税，因此收入服务在布鲁尔的研究著作中隐约可见），直到18世纪80、90年代，威廉·皮特的第一届联合政府加强了财政制度并实行收入税；

第六，相当有效的行政结构的精细化，以便管理不断扩大的常备军和财政机构，财政机构的全职雇员的数量从1690年的2524名增加到1782－1783年的8292名；

第七，这些发展主要依靠政治稳定（从1688年起）和新型的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出现而取得的，这种新型政治与社会关系确保正在发展的财政和国家机构得到全体人口的承认。

布鲁尔的“财政军事国家”概念一经提出，历史学家们立即把它广泛应用于描述18世纪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国历史，虽然有人称之为“财政－军事国家”，但是也有人称之为“军事－财政国家”。

为了支持英国的军事行动，国家借贷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图片来自网络）

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著名学者帕特里克·卡尔·奥布莱恩（Patrick Karl O’Brien）则更倾向于使用“财政国家”（fiscal state）来描述早期近代英国。他认为布鲁尔过于集中地关注英格兰而忽略了苏格兰在英国发展中的影响，尤其是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使英国将更多的视线转移到与欧洲大陆国家的关系。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对于当时英国的发展具有战略重要性，它使英国免除了最接近英格兰本土的威胁，从而使英国能够在欧洲和海外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在理查德·邦尼主编的《欧洲财政国家的兴起：1200-1815》一书中，帕特里克·奥布莱恩与菲利普·A·亨特（Philip A Hunt）撰写了“英格兰”一章。他们指出，截止到19世纪，英国是欧洲唯一的财政国家，因为只有英国才能保卫自己国家的安全，并且能在长期的战事中维持经济增长和发展。英国之所以能够维持巨大的军事开支是因为英国国家税收逐渐由依赖间接税转变为越来越频繁地征收直接税。

1803 年的英国漫画：英国人会在多佛尔海岸边挑落拿破仑

二、

欧洲大陆的财政－军事国家

简·格列特《早期近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作为财政－军事国家的西班牙、荷兰共和国和瑞典，1500－1660年》

200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历史学教授简·格列特出版《早期近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作为财政－军事国家的西班牙、荷兰共和国和瑞典，1500－1660年》一书。他认为，“作为复杂组织的财政－军事国家的出现是欧洲历史上的一次决定性变化……作为一种新型社会结构，财政－军事国家的兴起改变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国家从政治互动和社会经济力量的合法性源泉的舞台发展成一个人为的、中央集权的、拥有征税机构和摆脱地方权力而使用武力的组织……16、17世纪，财政－军事国家的力量在于它能够集中和再分配资源给职业集团，从而控制了武力的使用，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决策者的权力。”

在格列特看来，“欧洲财政－军事国家可以当做一种新的人类合作形式加以分析，其根本特点之一是它以统治者与社会之间、统治者与军队之间的双重契约关系为基础。统治者以保护国家、控制暴力、稳定社会为条件来换取社会各界的税收收入。”格列特进一步认为，“从14世纪后期到17世纪后期，西欧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而决定性的变化，国家取得了有效的‘暴力垄断权’”。该书“主要分析西班牙君主国、荷兰共和国和瑞典这三个率先发展出强大常备陆军和海军的国家的转变过程，解释这三个地理位置不同、政治和宪政传统差异很大、社会经济结构迥异的国家为什么变成了欧洲财政－军事国家的先驱。”

2006年，西班牙历史学家拉斐尔·托雷斯·桑切斯（Rafael Torres Sánchez）发表论文《18世纪西班牙财政国家与公债的发行》，探讨为什么西班牙面临财政紧急需要时没有顺其自然地转向公债市场。桑切斯认为18世纪的西班牙与英国一样具有财政－军事国家的性质，具备了“财政－军事国家”的特征：像英国一样，18世纪西班牙能够建立直接控制国家大部分财政收入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间接税，而且其大部分收入用于战争。18世纪西班牙与英国的真正区别是公债：英国越来越倚重公债市场筹措战争和其他紧急情况的经费；而西班牙国库则更喜欢收支平衡，回避公债。后来，桑切斯把这种观点进一步在《18世纪西班牙建立财政－军事国家》一书中。

克里斯托弗·斯托尔主编《18世纪欧洲的财政－军事国家－－纪念P.G.M.迪金森论文集》

2009年，英国邓迪大学历史学教授克里斯托弗·斯托尔主编了《18世纪欧洲的财政－军事国家－－纪念P.G.M.迪金森论文集》一书。斯托尔在本书的“导言”里说，虽然并非18世纪所有欧洲国家都是财政－军事国家，但是所有大国都是，因此本书将讨论18世纪欧洲大多数财政－军事国家。

在“18世纪的财政－军事国家与国际竞争”一章中，哈米什·司各特（Hamish Scott）在18世纪欧洲背景下讨论了财政－军事国家。

在“哈布斯堡君主国：从财政－军事国家到‘军事化’”一章中，迈克·霍切林格（Michael Hochedlinger）认为，到18世纪末，奥地利已经变成了一支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看似矛盾的“普鲁士化”其实是它采取的各种18世纪财政－军事国家措施。

在“作为财政－军事国家的普鲁士：1640－1806年”一章中，彼得·H·威尔逊（Peter H. Wilson）通过与英国进行比较而得出了一个貌似悖论的结论：作为一个财政－军事国家，普鲁士的成功不是相当专制或者强大到能够强加军事义务和税收于它的臣民，而偏偏是由于它成功地避免了战争。

在第四章“作为财政－军事国家的俄罗斯”中，简内特·哈特利认为，俄罗斯是否是财政－军事国家还值得争论。

在第五章“法国经历：1661－1815年”中，约珥·菲利克斯和弗兰克·塔利特考察了法国从路易十四统治下建立独特而高效的财政－军事国家到18世纪后期它的终结、以及1789年后在新的外衣掩盖下法国财政－军事国家的重新兴起。

在第六章“英国财政国家的胜利和终结：反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战争中的税收：1793－1815年”中，帕特里克·卡尔·奥布莱恩仔细考察了英国在反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的财政收支情况。他认为在此期间英国的财政－军事国家基础从战争借款转向征税。

在本书最后一章“18世纪萨伏伊财政－军事国家”中，斯托尔认为，直到1748年，萨伏伊公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财政－军事结构精细化。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像其他类似小国一样，萨福依公国得到了其他许多财政－军事国家提供的补贴。对这种国家来说，有效的外交政策也许是其财政－军事结构的关键。

彼得大帝  （图片来自网络）   

近代东欧大国俄罗斯的财政－军事国家问题也是西方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在英语世界的历史学中，切斯特·邓宁（Chester Dunning）是第一个把“财政－军事国家”应用于莫斯科公国的历史学家，在他的《俄国的第一次内战：动荡时代和罗曼罗夫王朝的建立》（2001年）：“17世纪初出现的统一的俄国是一种简单但高效的、适合战争和生存的财政－军事国家。”2006年，邓宁发表论文《早期近代俄罗斯是一个财政－军事国家吗？》他认为“财政－军事国家”概念是在早期近代欧洲背景下研究俄罗斯国家建设的一种可行方法。

匈牙利佩奇大学历史学教授安德烈·萨夏尔密在《作为财政－军事和复合王朝国家的俄罗斯：1654－1725年》一文中，把“财政－军事国家”定义为：

第一，大型而永久武装力量（陆军和海军）的建立；

第二，行政人员的增加；

第三，税收和政府活动的增加以负担这些开支－－不仅通过增加直接税，而且通过借贷、甚至通过榨取教会财富等方式。

根据这些标准，萨夏尔密认为，从17世纪中期到彼得大帝去世是俄罗斯财政－军事国家出现的重要时期，1700年俄罗斯在纳尔瓦战役中被瑞典打败之后的几十年是决定性时期。

受瑞典学者格列特的影响，在《俄罗斯文化背景中的彼得大帝改革》（2004年）一书中，詹姆斯·克拉克莱弗特也认为，常备陆军和海军的存在是财政－军事国家出现的标志，俄罗斯财政－军事国家出现于18世纪初，它与彼得大帝的军事和行政改革紧密相连。（本文作者施诚，编辑：吴珊莹、王星星。图片为编者所加，图片源于网络，合作、转载请留言。）

本文相关文献援引列表如下：

1，J. Brewer, The Sinews of the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and State, 1688—178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xvii.

2， Christopher Storrs,The Fiscal-Military State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9, p.4

3，C. Jones, The Great Nation. France from Louis XIV to Napoleon (London, 2003), p. xxi; J. Swann,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W. Doyle, ed., Old Regime France (Oxford, 2001), p. 151; Richard Bonney, Rise of the Fiscal State, p.10.

4，For the most part, the precise formulation is not important, not indicating any fundamental divergence: Braddick, State Formation, p. 7, refers to the military-fiscal, and elsewhere to the fiscal-military state. Similarly, C.A. Bayly, ‘The British Military-Fiscal State and Indigenous Resistance: India 1750–1820’, in L. Stone, ed., An Imperial State at War. Britain from 1689 to 1815 (London), p. 32, clearly has in view the fiscal-military state.

5， P. K .O’Brien, ‘Finance and Taxation’, in H.T.Dickinson edited, A Companion to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6，Richard Bonney edited, The Rise of the Fiscal State in Europe, c1200—181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53—100.

7，Jan Glete, War and the Stat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Spain, the Dutch Republic and Sweden as Fiscal—Military States, 1500—166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2, p.2.

8，Ibid, p.4.

9，Ibid, p.6.

10， Ibid,p.6.

11，Rafael Torres Sánchez, “The Spanish Fiscal State and the Creation of Public Deb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XXVI Encontro de Associaçao Portuguesa de História Económica e Social. Universidade dos Açores, Ponta Delgada, 17 and 18 November, 2006.

12，Rafael Torres Sánchez,Constructing a Fiscal-Military State in Eighteenth Century Spain,Palgrave Macmillan Pubilisher, 2015.

13，Christopher Storrs, The Fiscal-Military State in Eighteenth Century Europ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9, pp.9—10.

 14，Chester. L. Dunning, Russia’s First Civil War. The Time of Troubles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Romanov Dynasty,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01, p.19.

 15，Endre Sashalmi, Russia as a Fiscal-Military and a Composite-Dynastic State, 1654–1725.

 16，James. Cracraft, 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Russian Cul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嘉宾介绍

施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承担本科生、研究生多种课程（含双语）教学，2012年，获得“首都师范大学优秀主讲教师”称号；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等国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个人专著2部、参著3部；独译1部、主译1部、参译2部； 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项、北京市哲学社科重点项目1项、教育部重大攻关招标项目子课题1项、北京市委组织部优秀人才资助项目1项，参与省部级科研项目2项；获得过国家级、省部级、校级科研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