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三十年前的年味
沿袭了几千年的民族传统节日——春节转眼间又将过去。尽管如今真正的“年味”越来越淡，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依然是挥之不去的情结。是啊！从刚刚记事起，就天天盼着“过年”，要不怎么会有“比过年还快乐”这句口头禅呐？。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首民谣：“新年到，新年到，敲锣鼓，放鞭炮。穿新衣，戴新帽。走亲访友好热闹。”这是儿时最快乐的时光。
很早就离开家乡，外出谋生，从那时起对“年味”便逐渐淡忘。虽然我在许多地方都过过年，不管是上海、北京，南方、北方，各地有各地的“过年”习俗，但对于我这个异乡人来说，都没有太多感觉。直到自己成了家，回到故乡，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园”，才回到儿时过年的感觉。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家属在农村，虽然物质条件较差，但这十几年的春节，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
有人说，中国人的春节根在农村，我认为确实如此。只有在农村，才把春节当做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一进腊月，人们就开始为过年忙碌起来。以我的家乡为例，苏南地区几乎家家都要做团子（也叫元宵），为此，农家人早早就淘米，轧粉、上山砍柴为蒸团子做好准备。过了腊月二十，便进入忙年的高潮。掸尘（大扫除）是第一桩大事，要干干净净过新年。接着就是四桩必不可少的忙活，做豆腐，几家邻居合伙，磨的磨，烧火的烧火，上灶的是大师傅（技术性强）他还要负责“点浆”这是豆腐做得好不好的关键，……总之，要五六个人一直忙到天黑，每人把属于自家的一份拿走才告结束。做炒米糖，也是一忙，别看很简单，却也要掌握要领，关键是火候、速度，操作要熟练，才能“水到渠成”，这也要邻居们互相协作。接下来就是杀年猪，平时农家人，很少上街割肉。但过年不管大小总要杀一头猪，这样不仅年里需要的肉、下水（什么猪头、猪爪、心、肠、肚、肺）全有了，同时把余下肉的腌起来，半年的肉就不愁了。最后一忙就是做一大批团子，这也最热闹的一刻，大人、小孩、亲戚、邻居一齐动手，做的做、烧火的专门烧火，上笼、下笼拣团子，真是热气腾腾，大呼小叫，忙的不亦乐乎。这个时候才真正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高潮的“顶峰”当然是年三十，我们这里叫“大年夜”，实际上真正的过年，就是过年三十。即使如今年味已很淡，但远方的游子吃尽千辛万苦赶回家，为的也就是这一年一度最“神圣”的一天。有诗为证：“大雪寒梅迎风狂，冬至瑞雪兆丰年；小寒游子思乡归，大寒岁底庆团圆。”这一天从早到晚，人们都沉浸在忙碌与欢快之中，家家户户房顶上终日炊烟袅袅，空气里弥漫着溢满喜气的“腊味”，这是蒸煮咸货（腌鸡、腌鸭……）和猪、牛肉飘散出的味道。女人们忙着烧年菜、准备年饭；男人们忙着贴春联、祭祖宗的事情（原先我们这里的习俗，是除夕先祭祖，再吃年饭守岁，现在大都改在立春前了）。而最起劲的要数小孩，手里捧着母亲偷偷给的肉骨头，满村跑着一边啃，一边与别的孩子比谁家的年货丰富。一到下午，鞭炮声此起彼伏，一直持续到半夜。人们翘首以待的团圆年饭，吃出了难以割舍的亲情，吃出对来年的期盼。
进入80年代，原来的习俗外逐渐淡化，中国百姓进入了这样一种独特的过节方式。1983年，第一届现场直播的春节晚会一炮打响，当年给观众留下印象最深的节目，当属王景愚绕着桌子“吃鸡”，而李谷一一口气唱了《乡恋》等7首歌曲。1984年是陈佩斯和朱时茂第一次参加春节晚会，“吃面条”的成功使小品成了气候，一曲《我的中国心》全国传唱，《难忘今宵》几乎成了后来每届晚会的结束曲。大年三十儿，一家人一吃完年饭，就忙着看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与荧屏上的影、视、歌、曲艺明星同喜同乐。80年代，中国百姓渐渐约定俗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过节方式，学者称之为“新民俗”。一台晚会，不仅把一家人聚在一块儿，而且造就了小品等一些文艺形式，更为像姜昆、黄宏、刘丽蓉、巩汉林、蔡明、郭达等一大批笑星的茁壮成长提供了土壤。
历史虽不能重复，记忆却难以忘怀。过去的“年味”已经成为人们永生难忘的情节，恐怕要在我们这一代人脑海中存留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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