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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在普鲁士议会上的演讲为俾斯麦赢得了“铁血宰相”的称号，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更多依靠金钱与煤铁，而不是铁血。弗里茨·斯特恩的《金与铁》（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采取独特的视角，选择俾斯麦与其普鲁士犹太银行家布莱希罗德的关系为主线，描绘了德国政界与金融界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及德国的两个世界：资本主义的新世界和古老封建精神的旧世界。身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的成功及社会流动带来的利益冲突，不但揭示了新德意志帝国及其统治阶层的脆弱，更展现了财富的两面性——既威胁到传统，又提供了社会流动的希望。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第九章：政治和经济上的帝国风格。 表面上，新帝国是一块权力的磐石：快速扩张的工业和庞大的军队让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统治者。但新的权力带来新的矛盾：每座新开的工厂都会增强无产阶级异议者的力量，工业财富的每一次增长都会削弱老地主贵族精英对国家政府的控制。磐石上的裂缝越来越宽，裂缝被掩饰和否认，但这导致变化迅猛的社会与相对僵化的政治秩序产生冲突。 新帝国经历不完全的现代化过程：它的经济发生改变，但前工业化时期的阶级仍然掌握着权力，试图通过拉拢和威逼新的工业阶级来延续自己的超群地位。和所有近代社会一样，德国也是一个转型中的社会。那里的转型比其他地方更快，但也更不完全，特别是德国社会对自身的理解不如其他社会。回头来看，帝国的历史进程似乎很清晰——事实上，它清晰到让一些历史学家忘记，对于新帝国的大部分公民而言，未来完全谈不上清晰，他们正为了某种新的稳定而苦苦摸索。 19世纪60年代末，俾斯麦曾表示，只要将德国抱上马鞍就够了，它会知道如何驾驭。新帝国时期，他发现德国不知道如何驾驭，至少不是他想要的方式或方向。统治新国家的困难超乎预期。俾斯麦曾试图为这个四不像社会准备四不像的宪法：新帝国无法被简单界定，既不完全专制，也不采用君主立宪。当时的批评者和现代的历史学家常常把俾斯麦的统治与拿破仑的统治或公民独裁相提并论。与具体名目相比，现实更加重要。俾斯麦是政策的制定者：他在帝国的对手中没有人拥有他那样的远见，像他一样为所有的国内外政策负责；但俾斯麦需要仰仗皇帝的支持和帝国中几个邦国的默许，他不得不应对宪法之外的压力和阴谋。最重要的是，他需要帝国议会批准自己的国内政策。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平衡游戏，不时传来他将辞职或重组帝国的威胁。 1871年后，俾斯麦成了大英雄，但过早被神化让俾斯麦和国家都没有对现代政治的固有矛盾做好准备。斗争的岁月，从致命危险中夺取戏剧性胜利的岁月，已经远去；矛盾的日常化被证明更令人难以忍受。19世纪60年代，他要对付的是敌人；1871年后，他不得不应对被官方划定为友好的个人或团体，他觉得后者更讨厌。1871年后，他对局势的掌控削弱了，耐心和精力也不如从前。他反复的辞职威胁只是策略，但也反映了真正的沮丧和绝望。出于个人和实质性原因，权力的快感减弱，职位的魅力也下降了。（1880年，他抱怨说，过去十年间，自己在履行职责时完全感受不到“个人的快感”，“只［感到］对上帝和人的职责，完成这种职责并非出于任何对工作的热爱，而是良心的强迫”。）不过，他仍然紧抓权力，摧毁对手，他的领导风格加剧了各种政治冲突。 俾斯麦 帝国时期的俾斯麦没有宏大战略，只是寻求自保。他的对内和对外策略大同小异，如果有所不同，那就是他在国内更加无情。对于欧洲大国，他怀有一些敬意，哪怕只是因为它们过去的历史角色。但对国内的敌人就完全没有尊敬可言：他们既没有历史根基，也没有正当理由；他们是试图阻挠他计划的小人。他把外交政策中的不道德手段搬到国内舞台，试图恐吓、操纵和打击对手，他在对付国内对手时的残忍和轻蔑在面对外国时很少敢使用。 帝国建立之初，俾斯麦与民族自由党协同执政，这是议会中最大的党派，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和理念。从1867年到1873年，政府和议会建立自由经济的框架。帝国的政策旨在促进资产阶级的经济诉求。俾斯麦还联合民族自由党向中央党所代表的天主教政治势力发难；他害怕德国政治中有组织的天主教势力，决心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在所谓的文化斗争过程中，他让天主教徒对自己的党派更加忠诚。与此同时，他紧密依靠民族自由党，将其视作暂时性的策略工具，这导致他与代表他的朋友和其他容克贵族的保守派的决裂。在回忆录中，他把与帝国国内史相关的章节命名为“文化斗争”、“与保守派的决裂”和“阴谋”。这些冲突中，与保守派的决裂对他伤害最深。他觉得受到背叛，如果没有他，那群人可能早就因为自己的固执而吃苦头了。他们的离弃令人愤恨，但又无法忽视，俾斯麦设想的社会和政治秩序需要老地主阶级保持显赫地位。 在19世纪70年代的斗争中，政治中的经济元素变得日益重要和明显。那个十年的核心事件是象征德国社会勃勃生机的大繁荣，以及1873年的大崩溃和其后的长期萧条。大崩溃过后，人们就其原因和可能的解决办法展开激烈辩论。俾斯麦用多年时间摸索新的经济政策，最终逐渐制定出全面的方案，并做了保守的新调整。这些变革如此激进，以至于许多人感觉帝国经历了重生。 在经济动荡时期，布莱希罗德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稳步提升。无论是对德国金融业和工业的了解，还是与国内外商界的联系，他都无人能及。他的专长是实用经济学，并与德国的主宰者关系密切：这些成了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基础。 掌权者喜欢聆听有用和渊博的人，根据所代表的支持者的特点，他们也许还喜欢聆听有影响和有权势的人。布莱希罗德符合所有条件，他继续享有随时见到俾斯麦的特权。在两人之间，公共和私人事务仍然纠缠在一起。布莱希罗德关于俾斯麦财务状况的私人书信常常也包括对政治和经济动态的评论。他们的对话还触及国内外政策的所有方面。他用这种非官方的方式对官方报告和备忘录做了补充，后者总是会处于众目睽睽之下。 布莱希罗德有很多权力渠道。他的手下、客户、朋友和门徒无处不在：包括政府和宫廷，议会和报界，以及除了社会党之外的所有党派。这些关系中有的是他业务的衍生品，有的则是他孜孜不倦培养的结果。他热衷于成为要人和名人。罗斯柴尔德家族喜欢搜集艺术品，他则喜欢搜集秘密，两者出于相同原因：让同时代的人惊异。 因此，他成了人们追逐的对象。对于柏林的权势者、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外国使节来说，他是消息的重要来源。1878年，英国大使致信本国外交部，表示“就像阁下所知道的，冯·布莱希罗德先生是俾斯麦亲王的银行家和秘密代理人，比柏林的任何人更受首相的信任”。霍亨索伦—齐格马林根家族的卡尔·安东亲王代表许多显贵的观点，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表示：“布莱希罗德消息异常灵通，尽管有外交式的含蓄，但他很好说话……这是一个出色的、在政治上非常敏捷的人。” 1882年，一位内阁部长记录道，布莱希罗德的联系人延伸到“陛下最核心的随员”。所有书信都由布莱希罗德亲自撰写，这本身就是一项令人惊叹的工作：既有每天写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大部分分支的信，还有写给世界各地的商业伙伴、顾客和官员的几十封信。布莱希罗德还要接见源源不断的访客，既有大臣和使节，也有经济精英。作为惯例，布莱希罗德只等候俾斯麦。布莱希罗德培养如此之多的关系，而且日进斗金，他的精力令人钦佩。他经营多重买卖，同时是利润和权力的掮客。 不消说，许多德国人不满布莱希罗德的地位，包括那些声称与他友谊深厚的显贵和官员。俾斯麦的专制风格赋予布莱希罗德要人的光环，俾斯麦的其他助手也对首相这位爱管闲事的犹太人感到不满。由于工作的不安稳和首相的喜怒无常，他们把布莱希罗德视作在主人面前说他们坏话的伊阿古。1885年，德国驻巴黎大使霍亨洛厄亲王对自己的职位感到担心，因为“布莱希罗德和亨克尔等人曾利用报纸反对我，而且会故技重施”。其他许多显贵也害怕布莱希罗德造就或摧毁他们事业的能力，并时常夸大他的影响。 帝国建立伊始，布莱希罗德推荐的政策与俾斯麦官方顾问们的提议存在分歧。19世纪70年代初的首要工作是创立帝国银行，取代统一前仍然存在的32家有货币发行权的银行。1872年5月，布莱希罗德致信俾斯麦，表示“很希望首相一直执掌［该行］，因为至少根据愚见，对金融问题而言，许多时候政治判断比物质判断更加重要”。俾斯麦听取他的意见，但政府将动议权留给帝国议会中的民族自由党。1874年末，该党在昔日的银行家路德维希·巴姆贝格的领导下准备合适的法律。其中一部分与布莱希罗德的观点一致，包括首相的保留权力，另一些方面则有出入。他致信俾斯麦：“在金融事务上，阁下常常纡尊听取我的意见，因此我将乘便对银行的棘手问题提出几点看法，因为我非常关心此事。”他特别指出，按照当前的法律草案，股东将没有足够的代表权，信贷供应也太容易被切断。 布莱希罗德 作为帝国银行的倡导者和俾斯麦最重要的阁僚，鲁道夫·冯·德尔布吕克和奥托·冯·坎普豪森支持金本位。布莱希罗德则不这么看。他担心实行金本位将危及货币的灵活供应。倡导者们对黄金的普世统治力着迷，而布莱希罗德则相信，金本位将导致利率波动，每当必须劝阻从帝国银行取出金条储备时，利率就会大幅甚至急剧上升。他担心出现商人不愿看到的一幕：周期性的货币和信贷政策将导致衰退时货币供应紧缩，扩张时货币供应增加。因此，他要求以数量尽可能多的贵金属为基础，与当时的主流观点不同，他始终是双本位的拥护者。 他知道如何在这个高度技术化的问题上打动俾斯麦。1874年，他警告首相，早早引入纯粹的金本位将导致德国依赖英国的黄金市场，而英国人会通过提高贴现率保护其市场。那样的话，德国就不得不如法炮制。但他指出：“与英国不同，支撑我国工业的并非巨额资本，而是对银行家和银行信贷的稳定需求，这点广为人知……”金本位将让资金变得更昂贵，从而威胁工业。“甚至现在，我国工业已经无法成功地与外国生产者竞争，因为工资和利率太高了……”布莱希罗德提醒俾斯麦，“帝国的务实者太少……以英国为模板调整我们情况的欲望主导着某些圈子”（俾斯麦也对某些教条主义议员的能力和爱国心感到怀疑）。布莱希罗德敦促俾斯麦咨询长期担任普鲁士银行行长的赫尔曼·冯·戴程德，后者将给出类似的建议：“阁下不应忽视我的请求，应该相信这是出于我对祖国的爱。” 布莱希罗德一直批评德国的货币政策。他没能成功，因为他的看法与传统观念背道而驰。他务实地得出远远早于自己时代的货币政策原则。现实证明他是对的，后来他还可以寄希望以更大的权威谈论更关键的问题。 帝国的最初三年见证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德国沉浸在兴奋中：似乎一个无限财富的时代开始了。银行为大扩张提供资金，这三年里兴建的钢铁厂、鼓风炉和机械制造厂的数量相当于之前七十年的总和。新成立的合资公司总资本达到28亿马克，几乎是之前四十四年间所有合资企业的总资本。繁荣是在统一之后到来的：德国似乎注定将在所有领域取得胜利和繁荣，“柏林成了德国经济的中心”。 繁荣标志着从1867年开始的经济加速上行。法国的50亿法郎赔款为其添柴加火，让公共债务得以提早还清，从而突然为德国提供大量流动资金。充裕的资金、振奋的民众和允许毫无困难建立合资公司的法律吊起人们的胃口，引发狂热的活动。 这是一个真正的扩张时代，充斥着各种不诚信的创立活动，在无所顾忌的灰色区域，利润的诱惑战胜正常的谨慎。这个时代被称为“奠基时代”，见证帝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奠基。各阶层的德国人都陷入投机热潮，德国的精英们突然从对经济的倦怠和缓慢的生活节奏中惊醒，前所未有地受到经济机会的教育。 著名的银行和谨慎的银行家们抵制快速创立的诱惑。早在1871年9月，布莱希罗德的一位助手就在给他的信中谈到“奠基幻想”滋生的所有公司，显然布莱希罗德从一开始就与创立者们保持距离。（蒸蒸日上但无所顾忌的新贵与日暮西山但保持尊严的旧贵族的斗争当然是19世纪耳熟能详的故事，也是《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关键主题。）布莱希罗德创立的最重要企业是哥尼斯舍和劳拉舍联合公司（通称劳拉舍），一家由亨克尔·冯·多内斯马克伯爵所拥有的私人煤矿和钢铁厂组建而成的股份制公司。该公司非常稳健，经受各种考验。布莱希罗德在1873年组建名为希波尼亚的大型西德煤矿综合体过程中也扮演了核心角色；他还帮助筹建帝国大陆铁路建设公司，后者组织修筑魏玛至格腊和波森至克洛伊茨堡的铁路。这些铁路运营糟糕，但总体而言，经济崩溃对布莱希罗德的影响不像对其他银行和企业家那么严重。 正直和谨慎让布莱希罗德和他的客户逃过最严重的经济倒退。因此，他的财富和名誉损失相对较小，虽然当时的煽动者们试图无中生有地诋毁他（在1877年的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柏林警方表扬了布莱希罗德的合伙人施瓦巴赫，因为他不参与任何可疑的创立活动）。布莱希罗德再次展现自己的精明。 他已经预见到崩溃，并警告俾斯麦，1873年5月维也纳市场的突然崩溃也可能影响柏林。1873年夏天和秋天，纽约和柏林股市遭遇灾难性的重创，信贷变得稀缺，企业开始倒闭。1874年初，61家银行、116家工业企业和4家铁路公司宣布破产。 令包括布莱希罗德在内的许多人吃惊的是，崩溃演变成19世纪持续时间最长和影响最广泛的萧条。物价、利润和分红暴跌，生产下滑，失业率上升。人们遭受灾难性的损失，对家庭产生的严重影响常常要持续几十年。关于这场灾难的作品少得令人吃惊，部分原因也许在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损失是早前投机的结果，道德准则仍然羞于公开承认这点。 崩溃和随后的萧条对德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它以前所未有的戏剧化方式表现出那个社会在性质上的改变：它表明德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思想仍然流行。普通公众中流行着从道德角度解读这次崩溃的强烈倾向，把它看作对过错的惩罚。（当托妮·布登勃洛克听说丈夫破产后，“这个词所包含的全部模糊和可怕的东西在她心中涌起，她还是小孩子时就感受过它们。‘破产’比死亡更可怕，意味着灾难、毁灭、侮辱、耻辱、痛苦和绝望”。）保守派和天主教批评者将这股道德化倾向转变成对曼彻斯特自由经济主义的全面攻击，指责自由派和犹太人应对国家的困境负责。资本主义当然活了下来，但成了深受怀疑或贬低的资本主义。在1873年后的德国，无论形势是好是坏，总是存在强大的反资本主义情感——左派和右派都不例外。与此同时，长期的危机推动各种经济利益团体的出现，提出改变政府自由政策的要求。 危机和不满对俾斯麦构成巨大的最初无法理解的挑战。他已经对帝国的财政状况，对帝国和成员邦（特别是普鲁士）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忧心忡忡。他本人的健康也极其糟糕，1875年5月的那次请辞可能是他职业生涯中最真心的一次。威廉拒绝他的辞呈，而俾斯麦也逐渐捏合出帝国财政和经济政策的新方案。他慢慢明白如何利用不满浪潮建立新的政治联盟，将地主与工业家、保守派与右翼自由派联合起来，让天主教中央党加入这个反自由主义色彩鲜明并将从此统治帝国的新联盟。俾斯麦用四年时间看清这条狭隘新道路的所有可能。经济危机提供变革的契机，但德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俾斯麦本人的倾向促成这个特定方案的诞生——在后来灾难性的几十年里，它将决定德国历史的进程。 俾斯麦的部长们（特别是德尔布吕克和坎普豪森）保持了对自由经济的信心，大部分民族自由党成员同样如此。自由经济的倡导者将萧条归咎于生产过剩，认为假以时日，国内外需求将恢复。他们觉得德国不必抛弃自由贸易道路，包括立法取消对铁制品的剩余关税。仍在出口粮食的农业代表们同样支持自由贸易，希望铁制品价格越低越好。简而言之，自由贸易得到的支持相当可观。 保护主义的大部分拥护者是俾斯麦的忠实支持者。他们希望改变政策，也许还想除掉一些最铁杆的自由贸易者。但1875年6月末，一场全然不同的攻击开始了：作为容克贵族和地主利益的权威喉舌（俾斯麦本人也曾为其撰文），《十字报》刊登一系列关于“布莱希罗德—德尔布吕克—坎普豪森时代与新奇的德国经济政策”的文章。这场论战指控俾斯麦将德国的利益出卖给犹太人的利益代表布莱希罗德，并从中牟利。《十字报》强烈抨击一个已经破产的自由体制的腐败，指责布莱希罗德是“新帝国财政和经济的‘家神’……整个经济政策的主笔人”。他被认为是《十字报》所称的犹太政治的谋划者，“德国公众对‘犹太政治’一词并不熟悉”，因为犹太人隐藏了自己的支配地位，但“事实上犹太人现在正统治着我们”。言外之意显然是：德国的统治者是犹太人的工具——除了俾斯麦，还有谁称得上德国的统治者？ 这篇文章犹如炸弹。作者弗朗茨·佩洛特博士自称金融专家，编辑纳图希乌斯又对其做了精心润色，让老保守派对俾斯麦和犹太人积蓄已久的憎恶公开化。《十字报》坚称，该文没有鼓吹任何经济方案或经济利益，仅仅希望揭露犹太人的大阴谋。在俾斯麦的纵容下，这个阴谋已经摧毁国家经济的健康。 在俾斯麦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没有什么比其他容克贵族的这次攻击更令他苦恼。他把这次攻击视作最大的忘恩负义，是嫉妒和愚蠢的结果。俾斯麦被指控为犹太人的奴仆，受到黄金锁链的束缚。这是他永远无法原谅的。 但在其后动荡的两年里，俾斯麦越来越多地听从布莱希罗德的意见，后者成了固定的、特别的经济政策顾问。当政府遭遇失败时，俾斯麦已经离开柏林。他离开一年多，首先在弗里德里希斯鲁，然后在伐尔岑，偶尔前往温泉。由于一直在超负荷运转，他的健康和神经崩溃了。他罹患一系列器质和心理疾病：风湿病、剧痛、面部痉挛和带状疱疹。一年前，他已经向朋友抱怨说：“今年我已经忍受了十二个月的病痛……整整一年，我的医生们都威胁我说，如果不放弃工作，我会死……我只在白天从8点睡到中午或下午1点，然后开始工作，特别是和别人一起？……我对所有人都粗鲁无礼，这大大增加我敌人的数量，不仅是那些因为政治和因为我为国尽责而自然产生的敌人。”在他著名的不眠之夜中，他把自己的智慧和强硬赋予敌人。他曾经宣称：“我整晚都在恨。” 他白天也在恨。他想象敌人无处不在。他把奥古斯塔皇后看作无法和解的强大敌人，随时准备通过对丈夫施压来推行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愿望。他对自己的部长们，对他们的无能和不忠感到绝望；他感到自己敬重的许多人（包括布莱希罗德）看不起那些部长。更糟的是，他知道政府的经济政策没能遏制萧条—经常有人向他提醒这点。最后，他还痛恨许多宵小之徒（有的还有头衔），他们诽谤他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声称其中沾染太多的利益和腐败。他曾与这些体面人对簿公堂，把其中一些送进监狱。但对于诋毁者本人和站在他们身后的少数沉默者—他的容克朋友们，他仍然无法平息怒火。 1877年秋，俾斯麦开始缓慢行动；就像他在政治生涯的关键时刻常常做的那样，他在确定明确路线前尝试多种选择。1878年改变了这一切。这是决定性的一年，俾斯麦展开对德国政治影响深远的变革同时，在他的控制之外也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事件，比如教皇利奥十三世登基和威廉两次遭遇暗杀企图。每次事件都被俾斯麦利用。 这场大变革意味着终结俾斯麦与民族自由党心照不宣的同盟，他试图建立一个以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右翼和中央党为基础的新联盟。对威廉的两次暗杀企图让俾斯麦有了对付民族自由党的完美武器。国王刚刚受伤，俾斯麦就命令阁僚们提交严厉的反社会党人法案，他本人则留在弗里德里希斯鲁（人们普遍相信暗杀者是社会党人——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但这种断言足以将整个党派描绘成颠覆阴谋者）。镇压迎合民意；就像布莱希罗德对俾斯麦所说的：“这次卑鄙的企图［引起了］无限的激动”，对皇室的拥护从未像现在这么强。布莱希罗德也认为，刺杀是社会党人所为]。俾斯麦找到不容错失的机会：如果反社会党人法案获得通过，民族自由党将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原则，而社会党则将失去自由煽动事端的机会；如果法案被否决，那么民族自由党将背上对社会主义心慈手软和不顾公共秩序的罪名，而社会党人得到的也仅仅是缓刑。布莱希罗德显然理解俾斯麦的政策；就在投票开始前，他在信中写道：“明天，针对社会党放肆行为的法案将不幸地被绝大多数议员否决。我担心这意味着与自由民主党彻底的决裂。”布莱希罗德的两点预计都是正确的。 6月2日的第二次暗杀企图帮助了俾斯麦对民族自由党的发难。这次，81岁的皇帝身受重伤，但俾斯麦的第一反应却是，“现在我们解散议会”，然后他才询问威廉的状况。国家被激怒了，爱德华·拉斯克记得，“整个德意志民族现在处于愤慨和恐惧的真正发作中”。九天后，俾斯麦解散议会，以便发起一场“法律与秩序”的选战，通过夸大红色恐怖来打败民族自由党。 与俾斯麦统治的其他任何时期相比，他与民族自由党的斗争最能反映了他愿意用国际冲突中的策略来对付国内的对手。他曾试图迫使民族自由党永远为自己效劳；失败后，他又决心寻找新的盟友，摧毁昔日的支持者。他为这场分歧严重的选战调动所有的力量；奥古斯特·倍倍尔记得，选战的“残酷史无前例”。选战过程中，贝尼格森抱怨“这种斯文扫地和令人作呕的形式……它似乎是与政治和党派体制不可分割的罪恶。现在，我们德国人要对这个欧洲世界最糟糕的东西负责，到目前为止至少我没有看见普选权的教育价值，除非其教导的是煽动人心和残酷暴虐”。 而在精神和实质上，新的经济方案标志着德国放弃短暂的自由主义道路。19世纪50和60年代，自由经济思想曾流行于商人和受过教育的阶层，但尊崇国家是更加古老和根深蒂固的习惯，德国人从未真正接受自由派对国家的怀疑。统一为专制政府做了辩护，19世纪70年代初的繁荣、破产和腐败很快被解读为对自由派的道德审判。利益集团嚷着要求“国家”保护；有影响力的学者组成社会改革联盟，要求终结曼彻斯特自由经济主义和新的激进主义国家。老自由主义开始式微（甚至在英格兰同样如此），俾斯麦开始相信，他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方案将先发制人，遏制革命性或民主性的社会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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