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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称《易经》为“伟大典籍 ”、“中国的思想巨著” 。 荣格在自己的心理学著作中感叹：
因为《易经》的中国式思维模式和西方的思维模式有天壤之别的差距。 西方的科学来自实验室，往往建立在以往被视为公理的因果法则 。西方所说的自然律，只是统计的真理。因此必然会有例外发生。需要极严格的限制其状况后，才能得到不变而可靠的自然律。 假如我们让事物顺其自然发展，会看到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每一历程或偏或全都要受到机率的干扰，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因此在自然的情况下，能完全符合规则的事件反倒是例外。 尉礼贤：来自西方的中国文化传教士
荣格称故友理查德·尉礼贤（Richard Wilhelm）深切体会到翻译《易经》 ，对西方文化上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卫礼贤居留中国长达20年之久，浸润中国风土人情甚深，师从清末大学者劳乃萱，对中国经典用力极勤，深通中国古代哲学，翻译的《易经》当时被认为是最好的德文译本。 与卫礼贤相遇之后的荣格，深受中国古典哲学的熏陶，中国思想逐渐介入荣格的理论体系，终其一生，毫无改变。 同时性原理：来自《易经》的洞察荣格称他在《易经》里看到的是，中国人的心灵被事件的机率层面吸引住了，西方人认为巧合的，却似乎成了中国人特殊心灵的主要关怀。而西方所推崇的因果律，却几乎完全受到漠视。 荣格坦诚的写道：
对中国人来说，同时性则处理了事件的契合。 偶然的一致之意义——同时性它是种作用性的臆说，假设事件如何从彼衍化到此。然而同时性原理却认为事件在时空中的契合，并不只是机率而已，它蕴含更多的意义，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客观的诸事件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观察者主观的心理状态间，有一特殊的互相依存的关系。 因果的观点告诉我们一个戏剧性的故事：D是如何呈现的？它是从存于其前的C衍生而来，而C又是从其前的B而来，如此等等。 相形之下，同时性的观点则尝试塑造出平等且具有意义的契合之图像。 ABCD等如何在同一情境以及同一地点中一齐呈现。首先，因为物理事件AB与心理事件CD具备同样的性质；其次，它们都是同一情境中的组成因素，此情境显示了一合理可解的图像。 易经六十四卦是种象征性的工具，它们决定了六十四种不同而各有代表性的情境，这种诠释与因果的解释可以互相比埒。 因果的联结可经由统计决定，而且可经由实验控制，但情境却是独一无二，不能重复的，所以在正常状况下，要用同时性来实验，似乎不可能。 《易经》认为要使同时性原理有效的唯一法门，乃在于观察者要认定卦爻辞确实可以呈显他心灵的状态，因此，当他投掷硬币或者区分蓍草时，要想定它一定会存在于某一现成的情境当中。 而且，发生在此情境里的任何事情，都统属于此情境，成为图像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一把火柴扔到地板上后，可以形成符合那个情境的图式。但如此明显的真理如真要透露它的涵意，只有读出图式以及证实了它的诠释以后，才有可能。 这一方面要依赖观察者对主观与客观情境具有足够的知识，一方面要依赖后续事件的性质而定。 古代中国人心灵沉思宇宙的态度，在某点上可以和现代的物理学家比美，他不能否认他的世界模型确确实实是心理——物理的架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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