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到中年，情感就多波折，乃有“哀乐中年”之说。不过中文常以正反二字合用，来表达反义。例如“恩怨”往往指怨，“是非”往往指非，所以江湖恩怨、官场是非之类，往往是用反面的意思。也因此，所谓哀乐中年恐怕也没有多少乐可言吧。年轻的时候，大概可以躲在家庭的保护伞下，不容易受伤。 到了中年，你自己就是那把伞了，八方风雨都躲不掉。然则何以解忧？ 曹操说：“唯有杜康。” 杜康是周时人，善于造酒。曹操的意思是说，唯有一醉可以忘忧。其实就像他那样提得起放得下的枭雄，一手握着酒杯，仍然要叹“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也可见杜康发明的特效药不怎么有效。范仲淹说：“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反而触动柔情，帮起倒忙来了。 吾友刘绍铭乃刘伶之后，颇善饮酒，所饮的都是未入刘伶愁肠的什么行者尊尼之类，可是他不像一个无忧的人。朋友都知道，他常常对人诉穷；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赚美金的人要向赚台币的人诉穷。我独排众议，认为刘绍铭是花钱买醉，喝穷了的。世界上，大概没有比酒醒后的空酒瓶更空虚的心情了。豪斯曼的《惨绿少年》说： 要解释天道何以作弄人， 一杯老酒比弥尔顿胜任。
我的酒肠没有什么讲究：中国的花雕加饭和竹叶青，日本的清酒，韩国的法酒，都能陶然。晚饭的时候常饮一杯啤酒，什么牌子都可以，却最喜欢丹麦的嘉士伯和较浓的土波。杨牧以前嗜烈酒，现在约束酒肠，日落之后方进啤酒，至少五樽。所以凡他过处，空啤酒瓶一定排成行列，颇有去思。但是他显然也不是一个无忧之人。 不论是杜康还是狄俄尼索斯，果真能解忧吗？“举杯消愁愁更愁”，还是李白讲得对，而李白，是最有名最资深的酒徒。我虽然常游微醺之境，却总在用餐前后，或就枕之前，很少空肚子喝。楼高风寒之夜，读书到更深，有时饮半盅“可匿雅客”（cognac），是为祛寒，而不是为解忧。忧与愁，都在心底，所以字典里都归心部。酒落在胃里，只能烧起一片壮烈的幻觉，岂能到心？ 就我而言，读诗，不失为解忧的好办法。不是默读，而是读出声来，甚至纵情朗诵。年轻时读外文系，我几乎每天都要朗诵英文诗，少则半小时，多则两三小时。雪莱对诗下的定义是“声调造成的美”（ the rhythmical creation of beauty），说法虽与音乐太接近，倒也说明了诗的欣赏不能脱离朗诵。直到现在，有时忧从中来，我仍会朗诵雪莱的《啊世界，啊生命，啊光阴》，竟也有登高临远而向海雨天风划然长啸的气概。诵毕，胸口的压力真似乎减轻不少。
我译《梵高传》，是在三十年前；三十多万字的巨著，前后译了十一个月。那是我青年时代遭受重大挫折的一段日子。动手译书之初，我身心俱疲，自觉像一条起锚远征的破船，能不能抵达彼岸，毫无把握。不久，梵高附灵在我的身上，成了我的“第二自己”（alter ego）。我暂时抛开目前的烦恼，去担梵高之忧，去陪他下煤矿，割耳朵，住疯人院，自杀。梵高死了，我的“第二自己”不再附身，但是“第一自己”却解除了烦忧，恢复了宁静。那真是一大自涤，无比净化。 悲哀因分担而减轻，喜悦因共享而加强。
翻译是神游域外，天文学则更进一步，是神游天外。 读一点天文书，略窥宇宙之大，转笑此身之小，蝇头蚁足的些微得失，都变得毫无意义。从彗星知己的哈雷（Edmund Halley，1656— 1742）到守望变星（Variable star）的赫茨普龙（Kjnar Hertzsprung， 1873—1967），很多著名的天文学家都长寿：哈雷享年八十六，赫茨普龙九十四，连饱受压迫的伽利略也有七十八岁。我认为这都要归功于他们的神游星际，放眼太空。
旅人把习惯之茧咬破，飞到外面的世界去，大大小小的烦恼，一股脑儿都留在自己的城里。习惯造成的厌倦感，令人迟钝。一过海关，这种苔藓附身一般的感觉就摆脱了。旅行不但是空间之变，也是时间之变。一上了旅途，日常生活的秩序全都乱了，其实，旅人并没有“日常”生活。也因为如此，我们旅行的时候，常常会忘记今天是星期几，而遗忘时间也就是忘忧。何况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时间，你已经不用原来的时间了，怎么还会受制于原来的现实呢？ 当然，再长的旅途也会把行人带回家来，靴底黏着远方的尘土。世界上一切的桥，一切的路，无论是多少左转右弯，最后总是回到自己的门口。然则出门旅行，也不过像醉酒一样，解忧的时效终归有限，而宿醉醒来，是同样的惘惘。 写到这里，夜，已经深如古水，不如且斟半杯白兰地浇一下寒肠。然后便去睡吧，一枕如舟，解开了愁乡之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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