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五代时期的文化

五代虽是乱世，文化的发展，仍有颇为可观之处。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五代时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不平衡性。江南（吴、 南唐、吴越）和巴蜀（前后蜀）两个地区富庶安定，对文化的发展非 常有利。中原是文化传统最深的地区，虽屡经丧乱，也不乏短期的小 康时光，因此在文化上不致完全黯然失色。

第二，五代时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完全中断。不仅是各地割 据政权和中原政府常有政治上的联系，各地经济上也有联系。南北往 来，虽因运河中断，受到影响，通过荆州的陆地交通，却一直畅通。 因此，各地区的文化上的联系并没有断绝，仍可相互影响，从而促进 文化的发展。

第三，唐末的许多文人学士，在丧乱之际，或隐遁山谷，或流亡 到比较安定的地方。他们保存并散布了文化的种子，继续从事创造性 的活动。在暴君、军阀横行无忌的时代里，这些人没有失掉信心，始 终坚持着自己的工作。他们是中华民族忠贞的儿子。回顾我们的全部 历史，我们应该高兴地说：在任何一个艰难困苦的时代里，我们都可 以找到一批这样的人物。

第四，我们还应该肯定五代时一部分对文化发展有功的统治者。 他们或保护和任用了一些文人学士，或自己对文学艺术有深厚的兴趣， 热心提倡文化活动，前者如吴越钱镠，后者如南唐中主、后主。

第五，五代是旧的士族门阀残余势力彻底崩溃的时期。这使文化 发展多少摆脱一些旧传统的束缚，也是一个有利的因素。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混战割据对文化发展的阻碍作用，这也是客 观存在的事实。

一、雕版印书的盛行

唐朝末年，雕版印书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据当时的记载，至少 蜀中已有人印书出售。这些书多半是民间流通较广的佛经、历书、字 书以及占梦、相宅一类书籍。五代时，印书的事业继续发展，江南和 巴蜀两个地区印刷的书，种类繁多，最为突出。

这股潮流从民间开始，逐渐影响到社会上层。民间书肆开头印的都是佛经和日用图书。知识分子读的儒家经籍，主要还要亲自或请人 抄写。这种情形，对于文化的流传和书籍的保存，都有很大的不利。

五代时候，这种情形有了改变。冯道和后蜀宰相毋昭裔对印行经 籍的事业都有贡献。

后唐长兴三年（932)，冯道请求根据唐朝石刻《九经》（唐以 《三礼》、《三传》、《易》、《书》、《诗》合称《九经》，开成元年 (836)完成的石经，实有十二经，除《九经》外，还有《孝经》、 《论语》、《尔雅》，比后来所说《十三经》只少一部《孟子》），雕版 印行。后周广顺三年 (953 )，全书刻成，因由_子监负责雕印，后来就叫做“监本”。这件事历时20年以上方始完成，似乎太慢，但是我们只 要想想这20年间发生过多少次重大的兵祸，就不仅可以原谅古人，而且对他们终于能够坚持完成这项工作，应该加以赞许了。

后蜀宰相毋昭裔刻的书比冯道要多，而且用的是私人的财力，他 的功劳自然比冯道大。相传毋昭裔少年贫寒，向人借《文选》、《初学记》®，人家面有难色。他长叹道：“他年若能显达，愿刻板印此两书， 以便学子。”后来他做了蜀相，果然不忘早年的心愿，出资雇用工匠， 刻成两书，又续刻《九经》等书。他还主持了刻蜀石经的工作，根据唐开成石经，命张德钊写字，孙逢吉、句中正校正，刻成十部(《孝经》、《论语》、《尔雅》、《周易》、《尚书》、《周礼》、《毛诗》、《礼记》、《仪礼》、《左传》)，放在成都学宫里面。他对刻书可谓全力以赴，是有志气的人:。据说他刻书的时候，很多人笑他做傻事。后来宋人灭蜀，查明仔板是毋氏私人所刻，承认了他家的产权，子孙靠印书卖钱，生活很富裕。照这一点来看，印行的数量应该不小。

毋、冯二人都是刻书的倡导者，真正刻书的是无名的.工匠。五代蜀中的刻本，今天尚有留存。我们对着这些千载以上的先民手迹，遥想他们怎样一笔一划地在木板上雕成大部头的典籍，谁也不能不敬佩赞叹。

当时刻书的事情自然不止这两件。后晋宰相、大诗人和凝曾把自己的集子刻了几百部送人.;前蜀以诗画闻名的和尚贯休，他的诗集《禅月集》也有刻本、.。

    但是，印书还不过是个开端，刻本完全代替抄本，那是北宋中叶的事情:)我们看苏轼写的《李氏山房藏记》就可以知道了。

二、火药在战场上出现

路振《九国志》卷二有一段文字:“天佑(三年)……从攻豫章，(郑）墦以所部飞机发火，烧龙沙门，率壮士突火先登入城。”

这是全世界最早的使用火炮的记载。天祐三年相当于公元906年， 其时唐昭宣帝在位，即朱温篡位的前一年。这炮不是有炮筒的炮，还 是利用杠杆作用拋射重物（一般是石块）的发石机，但是这次发射的 是用上了火药的燃烧物。它是火炮的萌芽。

石油可以燃烧，《汉书·地理志》的“上郡高奴县”条已有记载。 高奴在今陕西延安附近，汉朝人已经在陕北发现了石油。它在军事上 的应用，则始于五代。

后梁贞明三年（917)，吴越使者航海到契丹，送猛火油给阿保 机，说攻城时用这油去烧楼橹，敌人如果用水去浇，越浇越是烧得厉 害。阿保机大喜，立刻准备出兵攻打幽州，想试试这个宝物。他的妻 子述律后是个大有识见的人物，她批评阿保机说：“哪有为了试油而 发动战争的道理?”阿保机因而中止。以后北宋政府有“猛火油作” 的机构，可见当时人很重视在战争中使用石油。只是吴越人从哪儿得 到猛火油，不见记载，是个疑问。

宋元是中国火器发明史的重要阶段，五代可以说是大发展时期的 先驱阶段。

三、饱经沧桑的文人

在唐末五代的丧乱中，许多文人学士流散四方，寻觅一片容身之 地。他们有的生年较早，但卒年已在公元900年以后，在这个大动荡 的时期里生活了 20年以上，应该可以算是五代的文人。有的生年稍 晚，更绝无疑问是这个时期的人物。他们历尽沧桑，饱经忧患，因而 从立身处世到吟诗作文，无不透露沉痛的气息。这实在是五代文化史 上的一个特点。

中原战乱最烈，但是幽谷之中，也并非绝对没有才人栖身之地。 中条山王官谷（在今山西永济以东虞乡镇东南）就是这样的地方。它 是名诗人司空图（837-908)隐居的所在。司空图字表圣，做过唐朝 的知制诰、中书舍人，他原是虞乡人，见天下大乱，隐居山中，自号 知非子、耐辱居士。这两个别号看起来充满消极逃避的气息，实质上 却是愤惋不平。他不接受征召，拒绝与朱温合作。一个无拳无勇的书生，能这样做，也就很不容易了。后来他听到唐哀帝被朱温所杀，气 愤绝食，呕血而死。

他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写了 24首四言诗，说明24种诗的境界， 总称《诗品》。其中《含蓄》一首的头四句说：“不着一字，尽得风 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从来论者多注意头两句，其实第三、四 句却透露了作者的真实感情，不要被恬淡空灵的表面迷惑了，他的内 心实在是痛苦得很！他的《南北史感遇》于叙南朝梁陈之亡后，感慨 万分地说：“奸佞岂能惭误国，空令怀古更徘徊。”也透露了这种 心情。

罗隐（833409)的五七言诗，特别是七言诗，在五代是比较优 秀的。罗隐字昭谏，余杭（今浙江杭州西和杭州东的临平镇）人，在 钱镠手下做节度判官、给事中。他也不受朱温的征召，还劝钱镠讨朱， 钱镠限于实力，不听，但对他是敬重的。鲁迅称赞他的《谗书》，“几 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我们翻 开他的诗集《甲乙集》，可以看到许多感慨伤时的作品，如《筹笔驿》 的中间两联，“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 两朝冠剑恨進周”，说的是三国蜀汉的亡国恨，意思实指唐朝。又如 《甘露寺火后》有句，“六朝胜事已尘埃，犹有闲人怅望来”，甘露寺 在镇江，这里反映的大约是孙儒匪军焚掠以后的情况。至于《登夏州 城楼》的“万里山川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一联，气魄雄浑，艺 术上颇有可取，作者对唐朝一统时的强盛，眷念之情，溢于言表。

与罗隐同时齐名的杜荀鹤（846—907)，为人却与罗隐不同。他 字彦之，号九华山人，池州石埭（今安徽太平西北）人。他原来做杨 行密部将田顋的幕僚，在宣州任职，因奉使到大梁，就做了后梁的翰 林学士，相传做了5天官便死了。他的诗也以语言通俗著名，有《唐 风集》。

吴越虽小，环境很安定，罗隐又本是浙人，他的后半生是生活得 很愉快的。有许多人却不是这样子。在唐昭宗时做过兵部侍郎等官的 韩惺（844^914以后），字致尧，小字冬郎，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 东南）人，因被朱温贬斥，流亡福建，依靠王审知，度过了寂寞的晚 年。他是个诗人，向来说他多写艳情，以一卷《香奁集》被称为“香 奁体”的专家，这并不符合他的内心世界，也与他的作品的全貌不符合，在《韩内翰别集》中，自有感时伤事的诗。

在异乡避乱的文学之士中，孙光宪是很值得称道的一位。孙光宪 (约900—968)字孟文，贵平（今四川仁寿东北）人。他避居荆南， 历仕高氏三世，最后劝高继 冲归宋。他自号德光子，显 然是在乱世不宜太露锋芒的 意思，与司空图的別号用意 相似。他搜集大量图书，校 勘抄写，到老不止；又集所 知士大夫轶事和社会风俗，写成《北梦琐言》一书，所 作的词，意境高远，大部分 见于《花间集》。综观他的生平，政治上拥护一统，文化上毕生努力 不懈，两个方面都很突出。

唐末从关中流亡入蜀的人最多，文学家韦庄是其中名望最高的人 (详见下节《词的发展和〈花间集〉》）。道士杜光庭（850433)字 圣宾，他的籍贯有疑问，一说是长安（今西安）人，一说是处州缙云 (今属浙江）人。但他从关中避乱人蜀，则是不成问题的事实。他在 前蜀做过官，得到广成先生、传真天师的封号，后来隐居春城山。他 写了不少道书，又作了一篇传奇小说《虬髯客传》。著名的“风尘三 侠”（李靖、红拂、虬髯客）故事就出于这篇传奇。故事说唐初军事 家李靖早年谒见隋朝权臣杨素，杨家侍女红拂看出他是英雄，与他私 奔，遇到侠士虬髯客。虬髯客原来想起兵夺隋朝天下，后见李世民， 认为“天命有属”，乃厚赠李靖夫妇，自己远走海外，另立新国。传 奇宣扬李世民是“真命天子”，似乎没有什么可取，然而在唐末五代 写这样的作品，用意显然在于怀念强盛统一的唐朝，自有它的积极 意义。

唐末流亡四方、饱经沧桑的文人学士，为数极多，上面所说，只 在诗文上成就较著名的人士中，略举数人而已。

四、词的发展和《花间集》

五代是词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唐朝中叶的诗人白居易、刘禹锡 等已经开始写词，然而至多只好算是“副业”。晚唐温庭筠并擅诗词， 是很个别的情形。到了五代，词的作家纷纷出现，词才能同古近体诗 分庭抗礼。

词本来叫做曲子词，在民间早已有了。敦煌发现的一批民间作品 叫做《云谣集杂曲子》的是最好的证明。这些作品语言质朴，感情真 挚，可惜中间也不乏庸俗的东西。曲子词原是供歌妓乐工吟唱之用， 内容瑕瑜互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同时被发现的民闾杂曲还有《叹 五更》、《孟姜女》等，这些内容的民歌至今在部分农村里还流传。词 最初和民歌本来没有截然的区别。

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使歌妓乐工越来越活跃。封建官 僚也往往蓄有歌妓侍女，命她们唱曲子取乐。这样，曲子词的创作逐 渐繁荣起来，文人学士开头不过写来玩玩，后来才把它当作一种新的 文学体裁。

中原的词人，可以举一个皇帝和一个宰相。皇帝就是后唐庄宗李 存勖。前面提到过他爱唱曲演戏，他做的曲子词，当时在河东一带很 流行，他的作品绝大部分已经散失，但从残存的一二首，如“长记别 伊时，和泪出门相送。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如梦令》），写 得清俊可喜，是很优秀的作品。宰相是和凝。前面提到过他刻集子送 人的事情。他刻的是诗文集。和凝（898—^55)字成绩，郓州须昌 (今山东东平西北）人，在唐、晋、汉、周都做过大官。他自印的诗 文有HX)卷之多，后世不见流传。曲子词是他年轻时写的，流传很广。 他做了宰相，托人收拾烧毁，但蜀人编《花间集》，对中原词人，只 取他一人，收了 20首，流传至今；契丹人进开封，也知道他的名气， 叫他“曲子相公”。

和凝的故事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看有两条。第一，中原传统的看法，对写词有成见，把词看作 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宰相而为词人，似乎不成体统。第二，受人欢 迎的曲子词流传很广，中原的作品会传到契丹和巴蜀。

所谓传统的看法，实际上就是旧日的士族和守旧的士大夫的看法。 这种看法在中原还有影响，江南和巴蜀的人就不大理会它了。这两个 地区正是五代词人大量出现的地方。

巴蜀是词发达得最早最快的地区。蜀人赵崇柞编了一部《花间 集》，收18家词500首。这18家，除温庭筠、皇甫松两位前辈及中原 和凝、荆南孙光宪外，都是蜀人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重要 的地位。它不仅使蜀中作者的词得以流传，而且形成了一个“花间 派”，影响至为深远。

《花间集》以唐人温庭筠为首。温氏的词多写偎红倚翠之景，离 愁别恨之情，文字迷离，辞藻华丽。全集所收五代人作品，绝大部分 都同具这个倾向。后来两宋词人，如柳永、秦观、周邦彦以至姜夔、 张炎等，几乎都师法《花间集》，可见它的影响之大。近人常常批评 《花间集》的内容不太健康，对词风带来消极影响。但平心而论，《花 间集》中的词，艺术上颇多特色，内容也不是全部不健康，不失为文

学遗产中的一件珍宝。

《花间集》所收五代词人，韦庄是第一个大作家，从时间先后和 文学成就来说，可称第一。韦庄（836—910)®字端己，长安杜陵 (今西安东南）人，诗和词都有较高的成就，著有《浣花集》。他在唐 昭宗乾宁元年（894)中进士，天复元年（901)到蜀中，先做王建的 掌书记，后来做了他的宰相。

韦庄的词比温庭筠清新明白，写情也更真挚深切。他平生流离漂 泊，晚年虽安居成都，但乡愁不断，《菩萨蛮》四章中“未老莫还乡， 还乡须断肠”、“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等句，写的都是乡 愁。他写的离情，郑振铎先生说在《花间集》中，“别有风格……非复 如无病呻吟，而以为身亲躬历的遭遇”（《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3篇 上》，1930年商务版）。《荷叶杯》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其中一首为：

936〗4人中有一个张泌，是南唐常州人。《花间集》不收南唐人作品，为什么独收张 泌，因此有人认为这是另一个蜀人张泌。但两个张泌都是中书舍人（《花间集》：“张舍人 泌”），未免过于巧合。泌词涉成都景物，一定曾在蜀中住过，所以赵崇祚认为可收。

937夏承焘《韦端己年谱》所考。此说未必正确，所定生年，可能太早。

“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水堂西面画帘垂，

携手暗相期。惆怅晓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如今倶是

异乡人，相见更无因。”

相传他的一个才貌双全的侍姬，被王建以教宫人为借口，夺去不 还。《荷叶杯》等词即为姬人而作。这个传说大概不是事实，或者另 有所思的人。我国五七言诗歌名家所作，爱情诗是个薄弱环节。词的 兴起，正好填补了这一环节，韦庄所作，又极出色，论者说他能“状 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皆一本自然，以深入浅出法写之”（白迪 琮校订《韦庄集·后记》1958年人民文学 出版社版）。这是很确当的评论。

两个蜀后主都很有才华。《花间集》不 收君主的作品，亡国之后，两人的作品大多 散佚，存者极少。后蜀孟昶的《玉楼春》，

宋苏轼7岁时从一老尼姑处听到，只记得两 句，“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

他中年后写了首《洞仙歌》，开头用这两句，

而把“清无汗”改为“自清凉无汗”。后人 又把苏词略加改动，写成一首《玉楼春》，

说是孟昶原作，其实痕迹甚显，是瞒不过 人的。

在蜀中的许多才人中，有祖籍波斯的李 珣和两个花蕊夫人，都值得提一下。

李珣在《花间集》中叫“李秀才”。他 的妹子是前蜀王衍的昭仪，前蜀亡后，李珣 隐居不仕，他在文学之外，兼通医理，著有 《海药本草》。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 所引用。

第一个花蕊夫人是前蜀王建的妃子、王 前蜀贯休《罗汉图》

衍的母亲，姓徐，后与王衍同被后唐所杀。她写过《宫词》百首（其 中杂有別人的作品），写宫中游乐之事。后蜀后主孟昶也有一个花蕊 夫人，姓徐，有人说姓费。前人常把她当做《宫词》的作者，是不可

信的。宋人记载说花蕊夫人到开封后，被召人宫，孟昶即被害死。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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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宋太宗（当时是晋王）不赞成太祖宠爱花蕊夫人，在打猎时把她射 死。相传她初见太祖时，奉命赋国亡诗云：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 更无一个是男儿。”

有人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是蜀臣王承旨。这个说法恐怕是有道理的。 至于后人对花蕊夫人之事传说不绝，原因当在于对赵匡胤兄弟欺人太 甚，表示愤慨不满之情。

五、南唐二主和冯延已等词人

南唐是与西蜀并驾齐驱的五代时期的两个文化中心，从词这一方 面看，西蜀由于有《花间集》一书，所以名传后世的作者较多；南唐 没有人做结集的工作，后人知道的作者就少了。但从具体的作家来看， 南唐李后主（煜）的成就实在当代诸家之上，中主（璟）和冯延已也 可与韦庄具有同等的地位。

中主（916^961)和冯延已（903-^960)同时。冯延已一作延

嗣，字正中，广陵（今江苏扬州）人，著有《阳春集》。他的为人， 《资治通鉴》根据敌对者写的野史，说成是个误国的奸臣。文学评论 家对他多表示赞赏。近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冯正中词虽 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这个说法颇为公允。他的一首《谒金 门》，开头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中主见了，对他说：“吹皱 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延已也引中主的词句答道：“未若陛下小楼吹 彻玉笙寒也，南唐君臣以词语相戏，关系很融洽，宋以后的君臣之 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形。

中主词传世的只有4首，写的都是苦闷愁恨的心情，语言明快， 意境阔大，历代论者的评价都相当高。

后主词传世而且可信的也不过30多首。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 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我们知道， 词本来是供歌唱用的歌词，作者往往是一写出来就交给伶工歌姬去唱，

因而内容多以相思、享乐为主。优秀的词人逐渐增人抒情的成分，词 的格局才有了提高。李后主的词是第一流的抒情诗，他就成为历史上 最杰出的词人之一。

李煜（937-^978)字重光，有钟隐居 士等别号。他成年时，五代已近尾声，他25 岁作南唐国主时，中原已是宋太祖建隆二 年。他对宋朝处处委曲求全，最后仍逃不脱 亡国当俘虏的命运。开宝九年（976)，他到 汴京。不久，宋太祖死去，太宗即位，改元 太平兴国。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初七，

被太宗用药毒杀。他的一生是很不幸的，而 他写悲哀痛苦的感情的词恰恰是最好的

作品。 李炫像

他早期的作品或写嬉笑欢乐，或写密约私情，描绘情景，使读者 似可目睹，对人物的心理状态，也刻画得丝丝入扣。后期的愁苦之作 未必完全是南唐国亡后的作品，有的可能是在国势危急之时写的。现 在举国亡后所作两首为例。

春花秋叶（一本作“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 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依然在，只是 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一本作“许多”）愁？恰似一江春 水向东流。

虞美人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 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阑！无限关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一一-浪淘沙令

这类作品的好处在哪里呢？詹安泰先生在《李璟李煜词》（1958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前言里说：“……蕴藏着对不合理生活的抗愤的 情绪，对美好生活的殷切的眷恋，表明了这是在横遭压抑的情势之下所

产生出来的愁苦”（原书第28页）。又说：这是“大胆地、真切地、毫 无掩饰地用直抒胸臆的表现手法写出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的作品”。

李煜的高明就在于能使他的作品富有感染力

二主统治时的南唐，文化气息十分浓厚。

中主15岁时曾在庐山读书，后来在读书处建开化寺。烈祖升元四 年（940)，南唐政府在庐山白鹿洞建学馆，叫做庐山国学，以李善道 为洞主，教授生徒。这就是宋朝四大书院®之一的白鹿洞书院的前身。

南唐二主用的文具纸张都极考究，为了造纸，曾聘请蜀中纸工， 在六合（今属江苏）找到与蜀中性质相同的水，造出高质量的纸。后 主用的“澄心堂纸”，宋朝人把它当作宝贝。北宋中叶，欧阳修曾经 得到这种纸，一纸可值百钱。宋人陈师道又说看见过杨行密做淮南节 度使任命将校的牒纸，光滑如玉，比士大夫家的澄心堂纸更好。大概 宋时有人造了纸张，冒充澄心堂纸，同现代的假古董一样，有利可图。

南唐造砚的有砚官，造墨的有墨官。李廷珪是造墨名家。他本姓 奚，易县（今属河北）人，世代造墨。父亲奚超南迁歙州（今安徽歙 县），南唐赐姓李。廷珪造的墨号为“廷珪墨”。歙州又是砚的产地， 李少微以造砚被中主封为砚官。皖南盛产文具纸张的历史就是从此开 始的。

六、人才辈出的画坛

从唐末经五代十国到宋初，在绘画史上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时期。 前后蜀和南唐的画院是高手云集的地方；一些不求闻达的艺术家，专 心从事艺术创造，也有很高的造诣。几十年中间，人物、花鸟、山水 都出现了许多名家，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先谈人物画家。

贯休和尚，俗姓姜，字德隐，号禅月大师，婺州兰溪（今属浙 江）人，在唐昭宗天复年间（901—903)到蜀中，受到王建的礼待。

①四大书院的另外三所是长沙的岳麓书院、商丘的应天府书院和西京嵩阳书院

他工于诗画，诗有《禅月集》。他画的十六罗汉®骨相都突兀古怪，流 露出玩世不恭的气息。现存的纸本即使不是真迹，至少是相当高明的 摹本。

南唐画院中人才最多，人物画家有顾闳中、周文矩等。

顾闳中传世的作品有《韩熙载夜宴图卷》，这是一件不朽之作。

韩熙载这个人，已见第四章第一节“外强中干的南唐”。这个图 卷把他晚年置酒高会、观赏舞乐的生活，写得极为生动。这时的韩熙 载早已丢掉了北定中原的空想，而且因后主对北方籍人士心存猜疑， 于是纵情声色，蓄伎乐数十人，常和宾客作长夜之饮。后主听说此事， 便命顾闳中到他家里偷看，回来画成这个卷子。画卷把韩氏本人和宾 客、女奴，一举一动以至神情态度，都精妙地刻画出来。韩熙载戴的 轻纱制的高帽子，是当时有名的“韩启轻格”。杯盘的颜色和形状， 都是越窑青瓷。但是这里有个问题，传世此卷向来认为是摹本，内容 与原作相同。近来有人研究的结果，说是宋人拟作，所绘服饰，实系 宋制。不过它仍不失为有高度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的杰作。

契丹人（一说范阳人）胡瓌 画契丹人马和塞外沙碛的景色，

替北方兄弟的生活留下了出色的 图卷

其次，谈两位花鸟画家。

徐熙在南唐声名很大，他没 有做过官，也没有进画院，画的 花果鱼鸟，都能独树一^只。宋人 推崇他的画为神品，可惜作品不 传，后人看不到了。

黄筌是成都人，在画院里做

卜六罗汉和五百罗汉两说，佛经上都有根据。卜八罗汉之说起于唐末，我同佛教徒 在十六罗汉的基础上增加二人，始有此说。

徐邦达：《中国绘_史图录》（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收有胡氏的 《卓歇图卷》（“卓歇”，立帐歇息的意思）。

和它们站在一起。他又在壁上画野鸡，猎鹰见了，也当作活物，要飞 扑上去。他在蜀亡后到汴京，不久去世。他的画风对宋代画院影响很 大，持续100多年之久。

山水画的成就比人物、花鸟都大，对宋代画风的影响也最突出。

山水画到盛唐时才摆脱附庸地位，大李将军和小李将军是那时候 的代表人物。唐末五代时，荆浩、关同、董源、巨然、李成等名家相 继出现，是山水画历史上带有关键性的一个阶段，宋代画家都沿着他 们的足迹前进。

荆浩是唐末、后梁时人，他字浩然，沁水（今属山西）人，隐居 太行山洪谷，号洪谷子。据说他曾写生数万本，可见下的工夫极深。 他的笔法圆熟丰厚，继承盛唐以来画家的长处而有所发展，是继往开 来的人物。他著有《笔法记》，阐述他的艺术见解，很有见地。他认 为绘画不能满足于“似”，即形式上的相似，要追求“真”，也就是形 神俱备。他还有对“笔”和“墨”的看法，所谓“笔”，指的是线条 勾勒，所谓“墨”，指的是明暗深淡。画山水必须两者配合，才能画 出好的作品。这些都是前人没有谈到的见解。关同是他的学生，“同” 一作“仝”，长安人，学画时废寝忘食。他在画史上与他的老师有同 等的地位。荆、关都是北方人，他们作画，师法的是黄河流域的自 然界。

董源和巨然与荆、关不同，画的是江南山水。董源（一作元）字 叔达，钟陵（今 江西南昌）人，

在南唐做过北苑 副使，人称董北 苑。他画的溪桥 渔浦，洲渚掩 映，一望可知是 江南风物。巨然 是个和尚，江宁 人。他师法董 源，又摆脱董氏 富丽的色彩，走

向平淡的一路。巨然在南唐亡后到过汴京，不久去世。南唐山水画家 有作品传世的还有赵幹。他是江宁人，南唐画院的学生。附图《江行 初雪图》（局部）画渔民在飘着小雪的天气里，冒着严寒，张网捕鱼。 附图限于印刷条件，没有把环境表现出来，但就此局部来看，他把劳 动人民的工作情况，刻画得很生动，是很明显的。

李成（919一967)字咸熙，是唐朝宗室，隐居在山东的营丘。他 常被认为是宋初画家，其实他人宋不过7年有佘，应该算做五代时人。 北宋末年的《宣和画谱》推他的山水画为古今第一。有人说夏天看他 的寒林图，身上会感到寒意。

总的说来，这是一个山水画大有进展的时期。中国山水画以浑厚 苍老、气韵生动为特色，这种特色是在五代时期形成的。山水画家以 生活的地区不同，所见的真山真水有异，从而风格亦有区别，这也是 从五代时开始的。

七、思想界的火花

五代十国时期的思想界，并没有可观的成就，但是也闪烁过耀眼 的火花。

后唐明宗时的大理少卿康澄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在笔者见闻 所及的范围内，似乎还没有哪一家把他写进思想史去过。但是他实在 是一个敢于不相信天意与人事有关的人。如果我们注意到在鸦片战争 以后几十年的时候，清朝的钦天监还把自然现象当作天意示警提出报 告，那么就不能不承认：康澄在公元932年说“阴阳不调、三辰不行、 小人讹言、山崩川涸、蟊贼伤稼”都不值得害怕，是件了不起的事 情了。

很可惜，康澄的生平，史籍仅见这一件事情，字、号、籍贯、经 历都不得而知。当时在明宗晚年，麻烦不少，但是局势还不算太糟， 康澄却毅然上书，说“国家有不足惧者五，有深可畏者六”，不足惧 的名目已见上文，深可畏都是人事，即贤人藏匿、四民迁业、上下相 徇、廉耻道消、毁誉乱真、直言蔑闻。我们现在只讨论他说的不足惧 部分。

古人认为：灾异是上天给统治者的警告。阴阳失调指的范围很广，

如异常的气候之类。三辰即日、月、星辰，历来都认为天象异常是了 不得的大事，如日食表示将有君死国灭的大祸。山崩川涸表示国脉将 绝。害虫吃庄稼，古人也常常以为天意，不敢捕杀。讹言指童谣，是 老天爷借儿童之口，预示祸福，我们看《三国演义》，就可以见到不 少例子。

康澄不相信这一套。宋元之际的胡三省是一个大学者，但是在这 个问题上却不如康澄，他在注《资治通鉴》时写道：“康澄所谓不足 惧，非果不足惧也，直言人事之不得，其可畏有甚于可惧者。然其词 气之间抑扬太过，将使人君忽于变异灾伤而不知警省，非笃论也。” 他的意思是：康澄并不真的以为灾异不足惧，只是认为人事更值得警 惕。胡三省的说法其实很牵强，因为康澄在列举五不足惧、六深可畏 之前，还有一段话。他说：“臣闻童谣非祸福之本，妖祥岂隆替（兴 废）之源！故雊雉升鼎而桑谷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殷商武丁祭汤 时，有一只野鸡飞到鼎耳上啼叫。太戊时，桑和谷长在朝堂上。两事 都不是好兆，但是当时的殷商很兴旺）；神马长撕而玉龟告兆，不能 延晋祚之长[晋怀帝永嘉六年（312)二月，有神马在南城门长撕。 魏明帝时，张掖山谷中水涌出现石马、石牛、石龟、当时人认为是晋 将代魏的预兆。西晋是有这些好兆，国祚却极短促]。”康澄举这四个 例子，证明童谣、妖祥被认为是坏兆和好兆的自然现象都和国家兴亡 无关，然后再列举不足惧和深可畏各事。他显然是不信这一套，而不 是故意抑扬其辞。

在10世纪讲这话，不但要有过人的见识，而且要有足够的勇气。

《化书》的作者谭峭也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人物。他谴责统治者的 罪恶，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说话，希望出现“无亲、无疏、无 爱、无恶”的“太和”社会。这不是很有点乌托邦的味道吗？

、 谭峭字景昇，泉州人，原来是官家子弟，慕道求仙，做了个道士， 隐居嵩山、衡山，也到过金陵等地。古人把他写得颇有仙风道骨，他 爱好炼丹，大概也是事实，不过他主要是一个对五代十国乱世的批 判家。

他猛烈地抨击统治者，把他们比作偷吃粮食的雀鼠，而在描述统 治者的罪行时，说他们把老百姓的肉剜来吃；扼住老百姓的喉咙，抢 他们口里的食物，使老百姓不能不哭，不能不怒。那么他心目中的统

治者，其罪恶决不止于偷窃，实是强夺；不仅是雀鼠之辈，实是虎狼 之俦。

他肯定人民的反抗，认为是被统治者逼出来的。他说人民知道反 抗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但是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如火将烧身而自投水 中，猛虎临前而跳崖逃避，都是为求万一的生路而不得不冒险的举动。

他把天下之乱归结到老百姓没有饭吃，而老百姓之所以没有饭吃， 原因在于统治者的巧取豪夺。他列举7种抢掉老百姓的饭的人和事， 他们是：王者、卿士（官吏）、兵吏、战伐、工艺（当指制造奢华的 消费品）、商贾、和尚道士。他在这里完全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讲话， 几乎把农民以外的人都看作寄生者了。他由此进一步推论，认为“能 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这是小农的平均主义观点，而且谭峭把 “均”的着重点，只放在 “食”的上面。他还得出一 个结论，说是“自天子至于 庶人，暨乎万族，皆可以食 而通之”。

哲学史家任继愈先生说 谭峭的观点可以说是“唯食 史观”，在肯定他批判五代 统治者的罪恶的同时，指出 了他的片面性。任先生说：

“如果仅仅把食看作决定一 切的因素，那就无法理解那

些为了民众民族利益，杀身 敦炫35窟壁画（五代：天王·菩萨）

成仁的革命志士。那些投敌、叛国的败类，为了乞求一点嗟来之食的 无耻之徒反而有了借口。”（《中国哲学史》第3册，第147—148页， 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这个论断是很对的。

谭峭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片面的观点呢？我们读五代十国的历史， 常见“食尽，人相食”的记载，本书所记扬州一例，甚至把人尸挂在 肉店里卖，人生至此，谭峭“唯食史观”的形成，就不足怪了。

谭峭理想中的“太和”社会，实际上就是老子“小国寡民，……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翻版，只是不可

能实现的美好愿望而已。

以上说的是五代文化的几个主要方面，此外如史学领域中，后晋 政府曾修了一部《唐书》（现称《旧唐书》，以与宋欧阳修等所撰《新 唐书》区别），先后由赵莹、刘煦等监修，因成于刘煦监修的时候， 就题为“刘煦撰”。在《二十四史》中，这部书不算上乘之作，但保 存唐代史料之功，绝不可以抹煞。在乱离之世，后晋政府能够担当起 为前代修史的责任，终究是值得赞许的。南唐，吴越属宋后，南士北 上，对北宋初年文化卓有贡献的，尤不乏人。其中如广陵人徐铉 (917492)入宋后校订《说文解字》。后世传习，多据此本。他字鼎 臣，与弟徐锴（921475)在南唐称“大小徐”。锴字楚金，也精于 《说文》之学，有《说文解字系传》。通常称徐铉订定之本为“大徐 本”。徐锴之本为小徐本。二徐都是江南才人，徐锴死时，南唐还没 有灭亡，可见江南文化兴盛的一斑。

五代十国是乱世，但乱世中也有光明面，也有透露出希望的地方。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是永远有活力的，能够战胜任何困难，克服一切 障碍，开创崭新的光明的前途。五代史与其他任何时期的历史一样， 以事实向我们提供了证明。

附录一五代各国兴亡情况与疆域形势表

(续表)

 

后梁

太祖朱温1 末帝朱友贞2

后麿

庄宗李存勖1——明宗李嗣源2 —[

一潞王李从珂4 一闵帝李从厚3

后晋

高祖石敬瑭,——出帝石重贵2

后汉

高祖刘知远1——隐帝刘承祐2

后周

太祖郭威1——世宗柴荣2—-恭帝柴宗训3

前蜀

高祖王建,一后主王衍2

后蜀

高祖孟知祥1——后主孟昶2

天

太祖杨行密（唐封吴王）■

一烈祖杨渥2 一高祖杨隆演（称吴王 一#帝杨溥（称皇帝)4

南唐

烈祖李舁1——元宗李璟2——后主李煜3

闽

P■王潮（唐授节度使V 一王审知（梁封闽王”

一王延翰3

一惠宗王延钧（称帝)4—康宗王昶5 —景宗王延羲6 一天德帝王延政7

楚

武穆王马殷（梁封楚王）马希声2

——马希范3 ——马希广4 ——马希萼5 ——马希崇6

南汉

[-烈祖刘隐（梁封南平王V 一高祖刘龚(称帝)2~~^殇帝刘玢3

一中宗刘晟4 一

一后主刘帐5

荆南

武信王高季兴（梁授节度使、吴封秦王）]—

一文献王髙从诲（吴封南平王）2 一贞懿王髙保融（周封南平王尸

I-高继冲5

一高保勖4

吴越

武肃王钱镠（唐授节度使、梁封吴越王Y - 文穆王钱元璀2

一忠献王钱弘佐3 一忠逊王钱弘棕4 一忠懿王钱弘俶5

北汉

世祖刘崇1——睿宗刘承钧少主刘（薛)

继恩3 一刘（何）

继元4

 

契丹灭渤海。

契丹太祖阿保机死。

后唐内乱，庄宗为变兵所杀，养子明宗李嗣 源即位，改元天成。

前蜀降主王衍为唐人所杀。

王延翰称大闽国王。

唐封马殷为楚国王。

吴王杨溥称帝。

契丹太宗德光即位。

唐封王延钧为闽王。

930 东川董璋、西川孟知祥拒命，唐攻蜀无功。

唐国子监雕印《九经》发售。

孟知祥兼并东川。

吴越王钱镠死。

明宗死，子闵帝从厚即位。

闽王王延钧称帝。

唐潞王李从珂夺取帝位，闵帝被杀。

孟知祥称帝，建立后蜀。

同年孟知祥死，子后主昶即位。

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结契丹，割幽云十六州。

契丹太宗立石敬瑭为“儿皇帝”，灭后唐。

徐诰（知诘）废吴帝，在金陵称帝，国号唐

(南唐）。

、 段氏大理建国。

契丹名都城为上京临潢府，以幽州为南京。

吴权夺取交州，败南汉兵，是为越南吴朝的 起源。

南唐烈祖徐浩复姓李，改名算。

940 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约于本年完成。

晋高祖石敬瑭死，兄子齐王重贵即位，对契

丹称孙不称臣。

张遇贤在南汉境起义。

南唐烈祖死，子元宗璟即位。

张遇贤军在南唐境失败。

契丹攻晋。

南唐主去帝号，称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