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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理会与西沽教堂 西沽，初中在这里读过，高中也是毕业在第五中学。对这个地方，即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它每一条街道；陌生的是它过去的历史。
西沽处在大清河与北运河口的交汇处，是一个古老的村落，这里有“三道浮桥两道关”的西沽浮桥，还有天津卫三宗宝中的西沽炮台。这里既有幡杆高挑的龙王庙，也还有钟声回荡的外国教堂，对于它们的历史，我们却知道的很少很少。
在西沽这个弹丸之地，曾经有过三、四个教堂，当属基督教福音堂历史最早，规模最大，影像甚远。所以，我们把目光集中在这里，至少目前它还在使用。
历史像一个花瓶，当它被打碎后，我们再把它拼起来，就不那么容易。有的我们还没找到，有的还不那么的准确，但毕竟我们还是开始了。
现在的西沽教堂，全称应该叫“基督教福音堂”，它建成于1906年，属于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也是天津较早的教堂之一。
早年外国宗教是随着坚船利炮打进来的，虽然清政府与外国订有条约，开放口岸、通商、允许外国人传教，但外国人到居住地以外游历、传教，也还要经过清政府批准。当时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下属，有很多不同的教派和修会，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传教方式和网络，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有时也联合行动。
第一个进入天津传教的是个美国人，他的名字叫柏亨利henry
在筹建联合教堂的同时，柏亨利在城里买了两处房产用来传教，一处是在西南角，一处是在仓门口，分别是在1861年和1863年，但这还不能称其为教堂，只是落脚点和为将来准备的。为了不引起官府的注意，他没有改变原有的建筑格局，也没招到几个人，只是利用庙会，在街角发些小册子和福音书。
总之，虽然柏亨利是个人行为，但毕竟是打开了局面。为此，美国公理会正式派人到北方传教。第一个派到天津的是山嘉利a.
关于山嘉利的情况，张翔先生有过介绍，我只是补充一点，就是在天津教案后期，他起到了一些在当时是不好的作用。尽管出事时他不在天津，但回津后积极帮助英国代领事搜集证据，企图证明天津教案是有官府支持和预谋的，并把矛头直接指向府台张光藻和总兵陈国瑞。所以，陈国瑞被杀，山嘉利是有责任的。为此，山嘉利仓促回国多年不敢回来，直到教案处理有了结果，公理会得到大笔赔偿，山嘉利才又回到天津，并重修了仓门口教堂。为安全起见，他将公理会总部设在大沽路老联合教堂院内，仓门口改作外堂，只进行一般活动。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仓门口教堂二次被毁，此后山嘉利没有重建，而是用清政府赔偿的这笔钱，在西沽买了96亩河滩地，公理会就是利用这块河滩地，在华北发展壮大起来的。
100年前的大清河还是有水的，虽然它的上游淤塞了，但水是由北运河倒灌进来的。河口附近的浮桥，正对着早先的西沽大街，桥口的龙王庙在当时是很有名，特别是前广场上那两棵幡杆，是当时的主要地标。西沽教堂这块河滩地，就在它的东边，虽然当时价格便宜，但不适合盖房子，特别是像外国教堂那样的建筑。
那时的西沽大街不是很宽，道路也不通畅，要是从城里到北洋大学，需经过大小13道桥，最后一道才是西沽浮桥，然后从村边绕过去。后来大红桥被洪水冲毁了，在它的上游易地重建，并打通了两边的道路，这样西沽大街才被打通、拓宽，并拆除了首当其冲的龙王庙。少部分西沽村，被切割在马路的对面，其中就有那个壬子兵变被抢的当铺。
最早的西沽教堂靠近大清河边，主建筑布局呈弯尺状，在转角处有个塔楼，一副乡村教堂的模样。周边稀拉还有些房子，作为学校和牧师用房。那是在1906年，是由当时教民的人数、资金以及建筑设计和技术所决定的。山嘉利之所以在这里建教堂，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吸收北洋大学的学生。在当时，学生是各教会争夺的主要对象。他们思想新潮，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再则学生通熟外语，学校里都有洋文课程，沟通起来方便容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这些人将来进入社会，有的或许还能执掌要害部门。
庚子之后，法国人扩充租界重新规划道路，老联合教堂正处在大沽路赤峰道口附近，为打通赤峰道，法国人征地拆迁，为此公理会又得到一笔拆迁款。藉此，山嘉利干脆将仓门口教堂地基卖给中华基督教会，把这两笔钱，用来扩建西沽教堂以及附属设施，在原有小学基础上又增建两所中学，男校叫究真，女校叫仰山。据说仰山是他夫人厄苏拉的爱称，这个女校建起来相应晚些。山嘉利将公理会总部搬到一座新建大楼里，负责整个华北地区的传教，并于天津、北京、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建立八个分会，到处建教堂，建学校，大量吸收教民，这一时期，公理会的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
就在公理会大肆扩张的时候，1908年，他的得力助手、夫人厄苏拉去世了，这对他是个不小的打击。从那时起，山嘉利逐渐的将权利转给助手和儿子，1912年回国后，死在大女儿的家中，终年77岁。
公理会总部1918年迁到冈纬路，西沽教堂也随之衰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1917年夏天的大洪水，西沽教堂被水围困，公理会的工作受到干扰。当时执掌实权的是山嘉利的儿子山理，他极力主张卖掉西沽教堂，和绝大部分土地、房产，另辟蹊径。山理出生在天津，是个中国通，善于广泛结交官府，串通军警各界。在他的鼓动下，董事会经过多次研究，最后决定在河北冈纬路和昆纬路一带购买几十亩地，用来建筑学校、教会和传教士住宅，随后公理会总部及工作，逐渐转移至河北新区。
公理会迁出后只留下育真小学，在地势较高的操场北部，用青砖重新盖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小教堂，并门楣上镶有红色徽记，式样简洁漂亮。据说公理会使用的都是这样的徽记，为此我特意请教90高龄宗教界人士，答案是种特殊徽记的含义只为艺术变形。
西沽教堂坐西朝东，玻璃窗采光，窗外装着鱼鳞百叶，大门口有几凳石头台阶。起脊的屋顶上建有一个凉亭式的钟楼，里边的大铜钟一响，周围的村子都能听到。进教堂后门厅上部是钟楼，两侧各有一个耳房，作为公事房使用。教堂内有成排的长椅，专为教民诵经祈祷之用，正面是个十字架，上有耶稣受难雕像，两侧挂有宗教故事图画。此外，圣像后边还有个后堂。
教堂周围保留了一个不大的院子，北面花墙后有三间平房，民国时期曾作为丁寿椿、卢守琴、张祝三牧师住房。教堂南边隔小篮球场是育真小学教室，俗称教堂小学，在院墙西边教堂前街，有个大门供学生出入。
小教堂建成后成为外堂，重要活动牧师由冈纬路总部派遣，日常活动由本地人打理。除了诵经祈祷外，还经常举办各种活动和新式婚礼，并配有乐队，洋鼓洋号好不热闹，成为当地一道风景线。大洪水后为了赈济灾民，这里还成立了一个裕民工厂，组织灾民妇女编织刺绣，产品由教会推销甚至组织出口。由于工厂存在时间很短，目前没有更多资料可查。后期教会因发赈与灾民引起纠纷，官府出面调解，文件现存天津档案馆。
短短12年间，先后在西沽教堂工作的美国人有：
玉嘉利夫妇
关佑安
戴卫斯
常德立夫妇
柏乐伍
黎普尔
还有山理夫妇，山理
解放后，教会工作更加萎缩，1958年教会合并，西沽教会停止活动，教堂改做校办厂，搞些印刷之类的业务。直至2003年落实宗教政策后退还，其间破坏严重，钟楼也被拆毁。学校被单独剥离出来，历经改建后成为今天的红桥小学。西沽教堂2004年复堂至今，一直靠教会自养维持。
目前西沽教堂资产除主体建筑外，还存有外国牧师留下的管风琴一架，经多年颠沛流离，终于回到了应属于它的地方，可惜其中部分器件遗失掉了。但它的历史，有可能比这个教堂还老，鉴于我市宗教史、音乐史来讲，也是亟需保护的和收藏的。
为弄清西沽教堂的历史和现状，除了查找资料外，我还多次走访西沽教堂，访问了多位健在的老人以及有关人员。据此整理出这份资料，以供大家参考。
改革开放以后，也曾有外国传教士的后人回访，但她们已经无法辨认当年的景象了。
人的记忆被历史无情的打成碎片，现在的西沽教堂，就是这些碎片之一。虽然并不华彩，但我们还能看到、抚摸，至少它现在还活着。但随着“三西改造”的尾声临近，它也可能寿终正寝。为此，我们呼吁有关部门，能否将它保护起来，这也是我们将来要做的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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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02 21:1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