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英国赢得了这一系列战争大赛的总决赛即拿破仑战争，而这是英国真正成为头号世界性强国的加冕礼，同时也是法国的退位礼：随着战争的结束，法国长期拥有的欧洲大陆头号强国的位子让给了俄国。
英法百年大战：加冕与退位
在17世纪后期，首个“日不落帝国”西班牙已是日薄西山(参见学术剧4.14)。与此同时，两个新兴强国的比拼正拉开序幕。这是隔海对望的两个国家，英国和法国。
这场比拼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战争方式，而且一打就断断续续一百来年。从1689～1815年，英法进行或卷入了多次战争，主要是：
1688年～1697年的“九年战争”
1701年～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1740年～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56年～1763年的“七年战争”
1775年～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
1792年～1815年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战争”。
在前三次战争中，英法都非大赢或大输，七年战争则以英国大胜收场，美国独立战争则是法国小胜的复仇之战。但是，英国赢得了这一系列战争大赛的总决赛即拿破仑战争，而这是英国真正成为头号世界性强国的加冕礼，同时也是法国的退位礼：随着战争的结束，法国长期拥有的欧洲大陆头号强国的位子让给了俄国。不久，英俄竞争这场新的大戏又开场了，这是后话。
总之，英国是踩着法国肩膀登上了世界之巅。本文将回答：
1.英法为何大打出手？
2.英国为何是最后的赢家？
3.对法战争对英国的崛起有何意义？
1815年滑铁卢之战中以密集防御队形迎击法国骑兵的英国步兵。
为何而战？宽过海峡的心灵距离
英法打仗的原因很多，各次战争的具体缘由也不尽相同，这里只从英国这边说说重点原因。
先要强调的是，英国人对法国有意识形态上的恐惧；在他们看来，法国有着“坏思想和坏制度”、并会将这些病菌传播给他国。可以说，英吉利海峡两岸在心灵上的距离远宽过海峡。
这可从1688年说起。此时，英国早已是新教国家，也有悠久的议会传统，但国王詹姆斯二世被广泛怀疑为是天主教徒，更让英国人担心的是，这位国王的种种“倒行逆施”看似是为了恢复天主教的统治地位和建立君主专制。于是，在英国国内反对派的秘密邀请下，詹姆斯二世的外甥兼女婿、荷兰的执政者、身为新教徒的威廉带兵来到英国“捍卫宗教、自由和财产”。詹姆斯二世见形势不妙，没怎么打就逃跑了，威廉和太太兼表妹、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共同成为了英国国王。这夫妻俩还接受了一个限制王权和强化议会权威的《权利法案》。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由此初步确立。
威廉和玛丽
英国人几乎是兵不血刃就保卫了“宗教和自由”，并将此自豪地称为“光荣革命”。但在海峡对岸，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形势正相反：首先，属于少数派的新教徒原本享有的某些权利在1685年被路易十四给废了，天主教的统治地位被大大强化；其次，法国的“绝对主义”专制王权正走向巅峰：路易十四及其继承者信奉的是“朕即国家”（l’etat, c’est moi），英国人强调的则是“王在议会”（king in parliament（），双方的政治哲学显然不在一条道上。
而且，以16世纪以来新教势力与天主教势力的激烈争斗为背景，当时的英国新教徒有两个在今天看带有对天主教“妖魔化”的认识。
第一，天主教会是曲解或亵渎上帝和圣经的，是大搞权威崇拜和偶像崇拜的，是害怕信徒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是要靠阴谋和暴力去维持自身地位的，因此，天主教必然有专制基因，天主教统治必然等于专制。第二，为了巩固天主教和专制，天主教强国的专制君主必然或很可能追求“普世君主制”（universal monarchy），即把自己的统治扩张到国外去，昔日的西班牙是这样，今天的法国也会如此。对“邪恶帝国”的忧惧，一直是英美对外政策的基本心理背景，尤其在受激进新教或清教影响更大的美国身上。
于是，在当时的很多英国人看来，天主教的法国搞政治专制是必然，天主教和专制并存的法国想搞扩张也是必然。
Walter Mead的著作《上帝与金子：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该书也强调了英国人对天主教强国的意识形态敌视。
还有一点助长了上述担心。詹姆斯二世逃到了法国，得到了法国王室的庇佑，后者声称他才是英国的合法君主，并承认其后代对英国王位的继承权。在法国人支持下，依托英国国内的天主教徒和亲詹姆斯分子，詹姆斯二世及其子孙在英国策划了多次暴动。这也让英国人觉得，法国人在英国建立天主教专政的亡我之心不死。
1745年，詹姆斯二世的孙子在苏格兰发动了最大规模的一次暴动。
英国作家和议员约瑟夫·埃迪森（Joseph Addison）在1707年写道：“法国人必然是不列颠国家最乖戾和最危险的敌人，他们的政府形式、他们的宗教、他们对英国力量的嫉妒、他们对商业的开展、他们对普世君主制的追求，将使他们对我们永远持有敌意和厌恶，并使他们不放过任何机会去颠覆我们的制度、破坏我们的宗教、毁灭我们的贸易和损害我们在欧洲国家中树立的形象。”几十年前很多美国人对苏联的论断与此异曲同工。
但到了1760年后，英国人上述的对法国的意识形态忧惧有所缓解，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英国在1756～1763年“七年战争”中的辉煌大胜，以及长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大体稳定，让英国人对本国的实力和制度更自信了；在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熏染下，他们对天主教、对信仰多元也多了点宽容；在折腾多年无果后，詹姆斯二世的后人杀回英国的梦想也变得像中国夺得足球世界杯冠军那么遥远，法国政府也懒得理他们了。
“七年战争”的胜利确立了英国的头号殖民和海军强国地位，图为1759年明登战役(battle of Minden)中的英国部队。
随着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的发生，波旁王朝被推翻，法国成为了共和国，新政府也推行了促进政教分离等限制天主教会权威的措施。但在英国精英眼中，宣扬激进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将国王推上断头台、打压贵族和传统精英、传播无神论、蔑视国际法和条约、鼓动他国民众造反的法国共和国政府（尤其雅各宾派政府）更加离经叛道，更像是“思想瘟疫”的温床。拿破仑称帝后的法兰西帝国在意识形态上虽然增加了保守性，但在英国人眼中，它仍有太多共和国时代的危险革命元素，而且依仗军事强权对“普世君主制”的追求比先前任何法国君主都咄咄逼人。
此时的英国虽然已实行议会制和初步的君主立宪制，但君主仍是有实权的行政首长，贵族仍是统治精英的主干，有权在议会(下院)选举中投票的是只占人口零头的有财产有身份的人(还必须是男人)，而且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受贵族或世家的操纵，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无助的贫民仍占绝大多数，英国社会仍有浓厚的等级制和不平等色彩。与波旁王朝时代法国相比，如果说英国人享有更多自由，这首先指有产者们更有能力去制衡国王和塑造官方政策。
这样，当大革命发生后的法国人在宣扬更激进的自由时，将此贬为“暴民政治”的英国精英们就很不淡定了，尤其是，英国国内本就存在政治变革呼声（谈得最多的是改革议会选举），而法国革命看似在鼓舞英国人民去效仿法国人民的抗争。于是，在法国革命发生后，英国变得更像警察国家，若干压制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法案也出台了，这常被贴切地统称为“禁言法”（gaging acts）。说一句“国王去他×”“军队是国王的狗腿子”都可能有牢狱之灾，1792年～1793年间属于煽动罪的案件比先前87年的总和还多。而对外，在当权者看来，对“传染病”的源头法国必须搞“防疫”。
在24岁就出任英国首相的小威廉·皮特，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法国的死对头
总之，从路易十四时代到拿破仑时代，意识形态恐惧促使英国人要限制法国的权势。在英国身上，还有如下三个刺激英法对抗的重要因素，而它们也会由于意识形态恐惧而被放大。
第一，英国与法国太近，英吉利海峡也不宽，而法国又是欧洲大陆的头号强国，人口和陆军规模都远比英国强，待人接物也比较傲娇，英国人对法国能没有担心么？
第二，英国对欧洲大陆奉行的是“均势政策”，即英国不追求在欧洲大陆扩张领土，而是要保持欧洲大陆的均势，不容许某国独霸欧陆首先是独霸西欧。某国如果获此地位，就更有能力去对付英国和谋求海外扩张，这样英国的本土安全和海外利益就更可能遭到双杀。而法国作为欧陆头号强国，自然地被英国人视为欧陆霸权的最可能觊觎者。法国人在有些时候（主要是在路易十四时代和法国大革命发生后）也的确流露了要主导欧陆或西欧的念头，但在更多时候，尤其在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代，他们的这种想法并不明显。
第三，英法之间有经济和殖民竞争。比如，在这一时期，双方互为在海外进行殖民和商业竞争的主要对手，主要是在北美、加勒比和印度。在对法国有前述恐惧的背景下，在英国人眼中，经济和殖民竞争的成败关系到英法间力量对比，进而关系到法国威胁的强弱。
英国为何笑到最后？
英国为何笑到最后？暂列如下几个最重要的原因。
第一，海峡。英吉利海峡不算宽，但至少宽到了令法国人不易逾越。假如没有海峡，没几个人敢赌英国能在英法大战中挺到最后，世界历史也会是另外模样。这道海峡是规定近现代世界走向的地理枢纽，无论在波旁王朝、拿破仑还是希特勒的时代。
1803年的英国漫画：英国人会在多佛尔海岸边挑落拿破仑！
第二，均势政策。如前所述，英国在欧洲大陆上并不追求领土扩张，而是要防止某个霸权国家出现，这对于对法战争的最大好处就是：英国容易在欧陆找到反法伙伴，而且很可能不止一个，因为没有多少国家乐意让法国主宰欧陆。除了在欧陆之外进行的美国独立战争，英国在其他对法大战中都有多个盟国相助。如果没有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三大强力外援，英国能赢得拿破仑战争这场总决赛么？滑铁卢之战标志着拿破仑的覆灭，并让英国统帅威灵顿公爵扬名立万。但在参战的11万多反法盟军中，属于英国的部队只有三万出头（还包括五千德意志雇佣军）。
滑铁卢之战中的敌对双方：拿破仑以及威灵顿公爵和普鲁士元帅布吕歇尔，后者所率大军在最后关头的到场是对法军的致命一击。
第三，“英国战争方式”(English way of war)。这主要指如下的英国战略(主要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
1.在欧洲大陆，尽力避免投入大规模陆军，而让欧陆盟国承担主要的陆上作战任务并向其提供财政支持；
2.在海洋和海外，依靠海军对法国搞海上封锁，打击其海外贸易和夺取其殖民地。
这种侧重于海洋的战略也时被称为“蓝水战略”。其主要好处是：
1.便于节省用于陆军的军费，也便于防止军队挤占太多的国内劳动力；
2.便于英国发挥海军优势在商业和殖民上削弱敌人和壮大自己。
与此相关，在大多数对法战争过后，英国不仅在军事上是赢家或不是输家，在生产和贸易上也更壮实了。
只是，这种战略像温水煮青蛙，不会一下子将法国撂倒。英国人对此不太计较，只要这既有利于英国的经济健康，同时对法国也是小刀子割肉。但是，如果英国对欧陆战场投入不足，而其盟友又挡不住法国大军，或战败或求和，英国人的日子就会很不好过甚至艰难，他们也必须向欧陆投入更多陆军，拿破仑战争中就曾如此。
20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战略思想家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对“英国战争方式”多有推崇，并著有《The British Way in Warfare》。
第四，英国海军。既然要搞“蓝水战略”，海军的强大就至关重要。在17世纪末，英国海军还赶不上法国海军，以至于法国人险些在英国登陆（比如1690年的 Beachy Head海战）。但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英国海军已是最好的。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海战中，英国舰队大破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世界第一把第二和第三的舰队主力全给灭了，这常被视作英国全球海上霸权确立的标志。
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英军统帅纳尔逊勋爵及其旗舰“胜利”号。他因这次辉煌胜利和自己在战斗中的殉国而成为英国最著名的民族英雄。
第五，公共信贷。如何筹措军费？英国建立起了公共信贷制度或国债制度，就是政府以发行债券、从民间获得贷款等方式向老百姓融资。英国不是该做法的发明者，却是第一个大规模和长期这样做并做得风生水起的。对此，君主立宪制扮演了关键角色：议会握有大权尤其财税大权，所以，国债是得到议会同意和担保的，不像早先国王借钱时往往只是用个人的“小金库”或“私房钱”做担保，甚至根本没有担保。很多议员和官员也买国债，这也等于给国债做广告。这样，老百姓对国债就有信心，购买也比较踊跃，即便利息不那么高，还款期比较长。
国债制度对于对法战争的价值主要有二：
1.英国拥有了世上最强大的财政动员力，能源源不断地从民间汲取资金；
2.老百姓买了那么多国债，就等于将自己绑在国家的战车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会更积极地支持赢得战争：法国人如果占领了英国，有多大可能替被打倒的英国政府还债？
关于英国国债制度的两部重要著作：《权力的肌腱:战争、金钱与英格兰国家》、《信用帝国》。
第六，君主立宪制，或者说议会内阁制。相比于这一时期的法国，英国大体拥有政治制度上的某种优势。无论就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比如在国债问题上)而言，还是就加强来自议员、舆论和反对派的对政府的监督而言，还是就让官方政策更为理性务实、更体现经济与军事绩效的相互平衡而言，英国的制度看似胜出法国一筹。
关于英方在拿破仑战争中的政治领导，参见：《英国与拿破仑的失败》、《英国对付拿破仑：对胜利的筹划》。
第七，敌人。胜利者获胜，通常是由于敌人犯错更多。法国人的缺陷确实不少，比如，路易十四的法国未能依靠一度拥有的海军优势对英国施加足够的海上压力，波旁王朝长期未能建立合理的财政体制，拿破仑的对俄政策过于盛气凌人。
路易十五在位后期的重臣舒瓦瑟尔公爵(Ducde Choiseul)。在“七年战争”结束后，他为对英复仇进行了一系列军事和外交准备，这些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发挥了作用。
但法国最大的问题或是：在大多数时间中，它在欧陆和海外都要分别投入大量资源，在海陆两方面都遭遇强敌。如果法国在欧陆像温顺的母鸡，谨慎内敛，在海外则像好斗的高卢公鸡，将战略重点放在与英国进行海军和海外竞争上，英国很可能就不得不单打独斗，其他欧陆国家则可能只是看客，甚至对英国幸灾乐祸并成为法国的反英伙伴。他们时常抱怨，英国让欧陆国家与法国相互厮杀和消耗，自己则乘机在海外攻城略地，赚个盆满钵满。在海外进行的美国独立战争就是成功案例，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国此时是在不同程度上与英国作对，这也是英国输掉的唯一一场英法战争。若没有法国的参战，能否出现一个独立的美国也是疑问。但是，“轻陆重海”并未成为法国人自觉的长期战略抉择。
战火如何锻造了英国？
对法战争对英国至少有如下重大意义：
第一，保住了英国的独立。在英法战争中，法国人曾不止一次想打过海峡去。如果法国人干成了，那就 game is over。
第二，促成了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合并。英格兰和苏格兰本是各过各的两个国家，相互还常吵架或打仗。对此，梅尔·吉布森的史诗大片《勇敢的心》就多有渲染。1603年，英格兰的绝代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她一辈子没结婚，也就无子女得以即位。于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姓氏是斯图亚特)由于是英格兰王室的近亲而来到伦敦登基，成了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但他仍是苏格兰的国王。英格兰和苏格兰仍各是独立国家，只不过国王从此起是来自斯图亚特家族的同一人，而两国也因此结成了政治联盟。双方也曾商议过合并，但一直没谈拢。
《勇敢的心》在苏格兰的上映被认为激发了苏格兰人的民族情绪和独立运动。
在18世纪初，是安妮女王在同时统治着英格兰和苏格兰。但由于她也没有子女，未来的王位继承就成了大问题。英格兰方面决定从与斯图亚特家族有亲戚关系的德意志新教诸侯“汉诺威选帝侯国”选择继承人，苏格兰人则想另选他人。这让英格兰人心里慌慌的，其中就有法国人的阴影：如果英格兰和苏格兰各选其主，这意味着两国政治联盟的解体，进而意味着苏格兰可能被法国拉拢过去，而一旦如此，英格兰势必遭到南北夹击；更可怕的是，如果法国大军在苏格兰登陆，不就从北往南平趟英格兰么？于是，在英格兰人的威逼利诱下，双方达成了协议，在1707年合并为“大不列颠王国”，新英国由此诞生。在安妮女王于1714年驾崩后，汉诺威家族也得以入主英国。
也与法国有关，爱尔兰后来也被并入英国。爱尔兰在中世纪就已被英格兰征服。1541年，一个“爱尔兰王国”被炮制出来，它以英格兰国王为国王，其实是英格兰的附庸。在这个多数民众信奉天主教的地区，反英活动也一直存在。在法国大革命发生后，为了加强对爱尔兰的管控，消除爱尔兰将来走向独立并与法国联手的危险，英国当局在1800-1801年将爱尔兰并入了“大不列颠王国”，并将后者改名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
今天的英国国旗“米字旗”就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旗帜叠加而成。
第三，促进了英国人的国家或民族认同。在对法战争中，英国官方和精英们不断强调英国相对于法国在宗教和政体上的独特性和进步性，强调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英国的伟大，强调对法斗争的正义性，强调国民在对法斗争中的团结，渲染英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切都强化了英国人的国家或民族认同，包括强化了苏格兰人对不列颠国家的认同。
第四，促进了英国海军的崛起和英国海上霸权的形成。
第五，促进了英国的经济进步乃至工业革命。比如，对法战争通过打压法国的商业和殖民空间而扩展了英国的商业和殖民空间，通过大规模军备采购而刺激了英国制造业的发展，通过公共信贷制度而刺激了英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国债是可以上市交易的），这些也都是工业革命的重要铺垫。
第六，促进了英国的政治现代化。比如，虽然英国官方在法国大革命发生后推出了“禁言法”，但法国革命思想的感染、普通英国人在对法战争中作出的重大贡献、和平在1815年的到来，仍让广大民众在战后更坚定地认为，他们理应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首先应该变革不合理的议会选举制度。这样，随着战后英国的议会改革呼声的愈发强烈，重大的议会改革终于在1830年代启动，英国由此迈向了现代民主制，迈向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空前繁荣。
昔日英国的世界地位就是这样在对法的战火中锻造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