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生生】当我打开书

本文原载于哲学系刊物《生生》第31期，作者为哲学系16级本科生张丁。

开学之际，将此文与君共享，祝愿大家在新学期能勤于开卷，有所收获！

当我打开书

文 | 张丁

 

一

 

“当我打开书，我在找寻什么？”

每当我翻开书页，回荡在脑海中的总是这样的问题。

依稀记得高中时有幸来到哲学系参加了哲学夏令营，杨子亲自讲授第一场讲座——“张载与气本论”，碍于高中灌输的“朴素唯物主义”立场，学术的知识已经记不清了，到是记得一些段子，“‘上帝说，要有光。’这分明要有两个上帝——一个上帝在说，一个上帝在记。”

印象最为深刻的，倒是杨子对我们人生的劝导。“如果一个国家最优秀的头脑都以华尔街为目标，那么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

与张载著名的“横渠四句”相较，听上去奥林匹亚赛会上卖货的生活似乎是要更为“低贱”一些——虽然根本不明白什么是低贱，为何低贱。当我回到高中重新开始备战的生活，恍惚间看到门外贴的个人理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不禁唏嘘不已。

或许是上天的安排——令人幸福的安排——我最终来到了哲学系，也便是彻底告别了卖货的生活——虽然并不一定出于我的意愿。在各个院校自招考试时，曾经向考官倾诉自己骨子里是一个儒者：有些许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而填报志愿时又是抓耳挠腮，面对着铺天盖地的“经济类”学科的建议，便被金元符号勾引去了。情怀、志业，面对着现世的“幸福”都软弱无力，内心燥热的激情不断冲击着曾经的理想。时常劝慰自己：做一个有操守的经济学家也能匡世济民，时至今日想来，也不知这是真情流露还是假以文辞为自己“辩护”。

最终也由不得自己在众多的机遇中选择，北大哲学门收留了我。自此，生命中多了一项任务：要为现如今学术的生活辩护。不知为何在校园中颇有些自卑感，自以为人文学科比起经济学科总是“低贱”了些——当年不还认为卖货的生活更为“低贱”么！

为如今的生活辩护，我却根本分不清这是真正要为这种生活辩护，还是在维护自己被践踏的——自我践踏的——自尊呢？

我跟随着苏格拉底“逼视太阳”，艰难地在朝着洞外爬去。说来惭愧，在哲学系一年的学习，摆脱锁链的努力都差得远，更别提走出那个永恒黑暗的世界。洞穴之外究竟是什么样的？尽管屡屡在阳光下眩晕，但老师们的教导似乎打开了窗，放进了一丝一缕的阳光。自然、天性、政体、存在……从未思考过的问题，散发着难以让人摆脱的魅力。人生中的第一次，对书本的背后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期望穷尽自己的能力跟随作者一番徜徉。

什么是人性？社会种种现象原因在何？想起自己曾经还有一个记者梦，刚入大学时，自以为读过几本书便对社会现象有了批判的能力，种种可笑至极的“还原论”被当做是解释世界的法宝。我追随着先贤沉潜在人性、伦理的世界中，每读一行，便是一次惭愧：惭愧于自己的无知与可笑。

 

二

 

寒假乘火车回家时，身边坐着两位在北京工作回乡过年的男子。同行过于无聊，三人斗起了地主。

“你是上学回家么？”

“是的。”

“你在哪上学？”

“我在北京。”谈起学校，颇有些谨慎与胆怯。

“北京的什么学校？”男子的提问紧追不舍。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哎厉害厉害。我还特别想和你们这样的学生聊聊天。”说罢，两位开始询问我关于社会事件的看法。在最高学府学习了半年，学来的知识（不如说还是“意见”吧！）有什么“功用”呢？至少在谈天侃地时，嘴上跑的火车想必会更长一些吧？

此时我才知道，没有“用”。

面对着他们的追问，我三缄其口。并非不想说，而是不敢说：当我仔细考量自己的说法，似乎每一个说法都有舛漏。这一场谈论变成他们二人聊天——我只能在旁边静听。说来二人的观点也有些可笑，一位是怀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之情，批判国人的封建余绪；另一位是“辩证地”看待问题，用庸俗化了的“存在即合理”为国人辩护。

恍惚间有些许为“北大”二字抹黑之感：我到底学了些什么？面对着两种可笑的观点，竟然连自己的主张都不敢提。话留在嘴边又吞了回去，每当我想用一种思路解决问题时，自己经历过的另一种理论便轻易的反驳了自己。说起来，“高谈阔论”并不难，完全选择一个立场，之后再在相互冲突的观点中择取对自己有利的说法——好像自己上大学之前正是这么做的。对自己的忠诚让我放弃了这一想法，默默地过起了“静观的生活”。

李康老师讲授国外社会学学说时，特别喜欢用的词是ambiguous（暧昧），春季学期听李康老师授课，正中自己在火车上的经历。当我们满怀期待地想在知识中收获确定性，最后呈现的却是各种各样的暧昧与模棱两可。

这暧昧却让人着迷。虽然没有确定性，但是却为我理解他人提供了范本。时至今日，面对观点的冲突再也不会拍案而起与其理论，而是能站在他的观点上理解他背后的应然。曾经在哲学和社会学中希望找到解释世界的钥匙，将世界公式化，现在想来却是一大谬。

 

三

大学至今，大概在读书中有两次让我心惊肉跳，毛骨悚然的遭遇。第一次是《理想国》第十卷，苏格拉底讲述“轮回”的神话。重担压在了身上，我们必须为自己来世的抉择负责。生活的选择来自于对生活的考察，我背上了十字架行走在朝向真理的道路上。

第二次是阅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之时，煌煌上下二卷，每一个字都让人头皮发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并立不悖的“民主、平等、自由”之间竟有如此的张力。启蒙以来，我们拥有了的自由，却又像是烫手的山芋想将它扔掉，人们放弃自由，异化出一架温情的“利维坦”；人们走上了工商业的道路，崇高也就消失了。1992年之后，我们不也见到这样一股热情激荡么？

托克维尔始终怀念一个贵族的时代，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读罢托克维尔，便与之有些共鸣：心中有着精神贵族的梦想。曾经认为学术的生活是最不值得过的，知识不能变现，日复一日的生活在重复中，把自己全部牺牲在“未来人们的幸福”中去了；现在想来，又是可笑至极：将自己关在象牙塔中，享受国家提供的便利，而追求个人最大的幸福，岂不反而是最为自私的生活么？当我渐渐开始品尝到知识的甘饴时，才开始痛惜这样的现实：学术的生活竟被大众如此贬斥。哀其不幸之时，却也极力想为自己辩护：这样的生活是最值得过的。

突然记起，刚刚进入大学之时也要为自己的生活辩护。但是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我是要为这种生活辩护，而非找补自己脆弱的自尊了。

前些时日一位高中的师弟打算放弃高考，直接到大学旁听课程。他认为高三的重复已经没有意义，不如提前进入大学的生活。况且他的未来也不需要其他选择：家中的企业由他接手，提前学习些经营上的技巧便可提前担起家中的责任。我支持他的选择，也遗憾于他的选择。经过托克维尔洗礼的头脑中，认定他最接近托克维尔所言的精神贵族：不需要为生计担忧，便可徜徉于精神世界的海洋中。我苦口劝告他，既然拥有这样的家庭环境，不是更应当选择自己热爱的知识么？人文学科中的“崇高”岂不更令人向往？

“不，我对这根本没兴趣，我就是要学金融。”

一句丝毫不需要道理的话让我无奈之时，也对自己热爱的知识再次陷入了怀疑。《理想国》第一卷揭示的困境，直到如今方才有了切身的体会。

想要辩护这样的生活，我始终想要寻找一套公理化的证明，能够直接演绎出学术生活的优越性。

但是始终找不到。当柏拉图用诡怪的“幸福算数”进行演绎时，他究竟是在严肃计算，赋予论证以数学的美感，还是调侃这种演绎并不可能呢？

初稿于2017年5月

二改于201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