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芬村之变

        　　解放日报首席记者　孔令君　记者　杨书源
　　 

　　前不久，深圳大芬村起了风波，画商李永革等人召集一批画师，联名投诉日本东京电视台——该电视台一综艺节目在网上流传，将深圳大芬村描绘成仿制名画“山寨村”，将中国描述为“怪兽国家”。其中逻辑，难免嘲讽与偏见。
　　投诉暂无回应。
　　有人忿忿不平，大芬村曾经“山寨”过，可早变了。一位画商说，自己每年申请专利的画作有几百幅，怎容如此“妖魔化”？但是，采访中也有画师告诉记者，在圈子里只敢说“来自广东”，生怕说“来自大芬村”招人闲话。
　　被称为“中国油画第一村”的大芬村及周边社区，约有2万名油画从业人员；2005年前后，欧美市场70%的油画来自中国，其中80%来自大芬村；村中还曾有千人油画创作活动被收入吉尼斯纪录；2014年大芬村的全年总产值42亿元人民币——这一度是人们熟悉并引以为傲的：你瞧，这就是“世界工厂”。
　　记者走进这风波，一探究竟。

　　村中的“毕加索”与“梵高”

　　深圳大芬村的“发迹”，与深圳乃至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各地，有异曲同工之处。
　　上世纪80年代，香港画商黄江等人带着商业油画订单，到福建、广东等地招人培训，利用相对便宜的人工成本，在农宅里开设油画厂。虽然有人被尊称为“画师”，不过大多数时候被称为“画工”或“画匠”，因为画画时穿得又脏又烂，更像是泥水匠，地上到处都是烟头。
　　当时的大芬村不过300人，仍见农田、鸡鸭与牛，但房租便宜，地段不错，去附近的布吉镇能买颜料和画笔，往来罗湖口岸去香港拿订单也方便。黄江早期的订单，也大多是简单的小画，比如树荫和土房子、天空与树。一人画天，一人画树，一人画水，3人1小时能画20张，流水作业。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几百位画工和画商又引来了出售画布、画笔、颜料的商人，大芬村初具规模。
　　李永革入行晚，没赶上大芬村草创的年代。他1995年从湖南师范大学毕业时，虽然是科班学了绘画，可除了当美术老师，并没有其他靠画画为生的出路。他在衡阳做了两年手套生意，难以为继时，有在衡阳当美术老师的同学指点，可以到当地一位香港老板那里画画，收入不低。
　　李永革便去寻。距他手套工厂不过1公里，郊区农民房里，几个人摆开架势画油画，流水线生产，内容无非大海、蓝天、船帆。这是李永革第一次真正见到所谓“行画”（即商业油画）。“行画”的由来，一种说法是最初欧洲的商业油画订单下到韩国，后传入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再由香港画商带入广东、福建时，“韩画”被误称为“行画”。李永革带着最得意的代表作，三顾农舍，才见到老板。毕竟这几年李永革还在家里开美术班带学生，手艺没荒废，老板一见，便留下了。
　　李永革隐隐有些看不上这里的农村画工，他们所画最复杂的不过是纽约或巴黎的街景，如同只会复制的机器人，没有思想。而画工们也觉得，这做过生意的美术老师有点傻，竟然选择临摹毕加索等名家的画作，虽然值钱些，可耗时很长，每月最多10来幅，只能挣1000多元。而“行画”一天就能“生产”好多幅，每月能有2000多元，这在1997年的衡阳，可不得了。
　　同是1997年，一头扎进大芬村的湖南人赵小勇什么都想画，风景画好看，人物画有趣，可都画不好。经人指点，他把自己关在月租300元的小房子里专门临摹梵高。梵高的订单多，他发现《向日葵》和《咖啡馆》最好卖，于是他一个星期画上两三幅，然后背到深圳市区的各画廊去卖，没想到卖不出去。他尝试过找黄江拿订单，可对方说梵高的画“是有门槛的”，他还达不到“出货”水平。曾几何时，赵小勇有些动摇。有人劝他干脆开文具店，不过他总会想起自己1996年底被湖南工友带到大芬村“开眼界”的情景，自己爱画画，画画还能赚钱，于是坚持至今。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李永革、赵小勇们第一次知道画画可以卖钱，可究竟是“搞艺术”还是“混口饭吃”，他们都没想通。

　　画画竟能如此赚钱

　　1997年，在衡阳的农宅里画了3个月的毕加索之后，李永革的“事业”有了转机。
　　老板从香港带来一批反映中东地区风光的照片，让李永革用油画形式表现。他试画了一幅黄沙与土坯房，老板看了觉得不错，李永革也有了感觉——这与他在外写生差不多，可以融入自己的想法和艺术语言，而且工钱提高，一幅画400多元。忙时，他从早上画到半夜，越画越有味，总觉得作品不完美，似乎忘了自己在打工。
　　照片几乎从不重样，这种半原创的创作让李永革挺有成就感；与他为邻的画匠们也不再笑他傻，因为李永革的月收入提高到了4000多元。而“行画”的工钱一直没涨，月收入依旧是2000多元。
　　赵小勇的“事业”也逐渐迎来春天。他有了闲钱就买关于梵高的书和画册，曾攒了500多元买过一本高价画册，认真琢磨梵高，思考“为什么他要这样画”。
　　1999年，他向一位香港画商自荐，终于有了数十张梵高订单，单价180元。他在出租屋的窗户外打出“专画梵高”的招牌，生意越来越好。最大的订单是仿制数千张梵高的　《鸢尾花》，赵小勇教会了妻子画梵高，叫了弟弟和小舅子来帮忙，还招徒弟，可依旧忙不过来。他干脆省去用铅笔画底稿的步骤，直接买来设备印刷底稿，之后再人工上色。他收到了一笔六位数的定金，生平第一次发现，画画竟能如此赚钱。
　　上世纪90年代末，陕西人吕彦也来了，他毕业于西安美院，本在深圳打工，一日听到收音机里播新闻提及大芬村，触动了他想以画画为生的心弦。他刚来时，大芬村还是典型的城中村模样，一下雨村巷间就流满污水、臭味难闻，甚至有人叫它“大粪村”。1998年起当地政府开始改造环境，村里经营油画的门店增加了100多家，产业氛围浓郁不少：村中多是画画之人，虽然并不熟悉，也会交流画技，有香港画商直接来村里下单，订单多到做不完，不少人喜欢边听收音机边画画，直到凌晨，满村静谧中，只有电台声。

　　知识产权的“味道”

　　在衡阳的李永革，也从那时起不断听人提起“去深圳”，说那边是境外来的“一手单”，画价高，更让他心动的是，深圳有更好的机会——当时的订单，大头来自国外家具公司，它们会要与家具风格配套的油画。若能创作这类油画，便能成为原创稿，不仅画价高，而且能随着配套家具的销量提成，别人复制得越多，收入越高。李永革觉得，这其中有知识产权的“味道”，他明白这是大势所趋。环顾同衡阳农宅里画画的同事们，到2006年，李永革每月“照片临摹”最多已能赚到7000多元，而画工们依旧是2000多元。
　　2006年5月，李永革去了深圳，经人介绍，通过测试，进了一家距离大芬村5公里、较大规模的油画厂。很快，他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他一直没有得到原创的机会。老板新设立部门负责开发原稿，他向进了设计部的老乡打听，对方说并没有那么美好，提成虽有，但仅限于第一笔订单，之后那原创稿究竟被复制多少份，画师难追踪更难统计。
　　李永革很郁闷。尽管，与早期的大海风帆画不同，此画已有“中国创造”的因素，可创作时考虑的是西方人的审美、流行与市场，比如说美国市场未必喜欢紫色，还比如欧洲曾流行简约抽象。对李永革来说，眼前的大多是一些看似随意组合搭配的抽象画，据说这种风格简单干脆，更方便大规模复制。于是，他闷头画画，几乎不与任何人聊天，同事们给他取了绰号“铁头”。唯一让他欣慰的是，赚钱确实比以前多了，一件50元，一天20件，一月能画20天，就有2万元。这油画厂收入与当年遍布深圳的电子厂、玩具厂天差地别，可画师们也自称“进厂”，规章制度确实与工厂类似，画布、画笔、颜料以及成本品均不能带出厂，在厂里也不能画“产品”之外的画。
　　“梵高”和“毕加索”们依旧困在工厂与小作坊里，但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村里开出了第一家拍卖行，画工们业余时间的画作有了出路。
　　趁着厂里没订单的休息空隙，李永革去大芬村转悠，发现有外国人直接来画廊和拍卖行买画，村里一幅火车头画作在他眼前卖出十几万元。这么好的市场，他闻所未闻。
　　2006年第一次进村，他便从画廊接了几幅原创订单。虽然画价不高，销路如何也未可知，可毕竟是“为自己画画”，于是他白天厂里画，夜里家里画，常要忙到凌晨。不过他愿意，他要靠自己画画的本事，闯一闯。

　　“自己的画卖出去了”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推了李永革一把。从那时起，厂里的订单明显减少，2009年4月他从工厂辞工，躲在出租屋里一门心思创作，为创业做准备。
　　2010年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上，李永革第一次成了画商。他租下展位用货车拉了自己的100多幅画去，还不敢告诉在湖南老家的妻子，生怕生意做亏了难交差。
　　展会上来看画的几乎全是老外。因为李永革是没有油画厂的“个体户”，老外们即便看中了某幅画也就先下5幅的订单，买下原创权，要签合同、付定金，两个月后若该画在欧美市场有销路，则会发来电子邮件。订单来了之后，李永革作为原创者和接单老板再组织大芬村等地的画工们干活，200元左右价位的画，每件能赚数十元到上百元的差价，“不能画太复杂的，否则别人抄不来，复制不了”。
　　等七八成的画都有了订单，他才有勇气给妻子打电话：“我自己的画卖出去了。”那一年起，李永革有了文化自觉。同年，大芬油画村作为“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案例，代表深圳参加上海世博会，带去了由507名画工集体创作的“大芬丽莎”艺术装置。从某种程度上，大芬村在全世界面前，开始展露文化自觉。
　　不过，大芬村仍有不自信的一面，比如诚信问题。2010年李永革曾在大芬村租了工作室，有一位来村里转悠的老外要求将他带来的摄影作品用大幅油画表现，是一两百万元的大生意。李永革赶忙画了50张样品，质量过硬，老外认可。可李永革不懂英语，那日请了村里一家画廊的员工帮忙，想不到这员工与另一家画廊老板合伙把单子截了，可他俩并不懂画，又想着多赚钱，于是以低成本约50元左右的工钱让画工们复制，质量不达标，老外认为被坑，订单黄了。

　　原创是无价的

　　从那时起，大芬村里给50元钱就干的画工越来越少。
　　这与市场相关。境外“行画”的订单少了，加剧了同行互相杀价。李永革2011年接过一单，单价95元，刨去画工工资、画框、薄膜等材料成本，每幅只赚1元。于是电脑喷绘大行其道。
　　另一方面，李永革与赵小勇“出道”那会儿，中国家庭很少在家里挂油画，而今为了满足审美、收藏投资的大有人在——李永革2011年开始转战国内电商平台，发现急剧增长的国内市场填补了出口的锐减。国内设计师们通过互联网对画商、画师们提出构想，而后大芬村出画作，不少是量身定制，原创性更高。据不完全统计，大芬画商中，开通互联网营销平台的达到60%以上。
　　2015年，海南人符巨谟搬到大芬村。他是海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拿过不少奖项，所以按当地政府的规定，他可以在大芬村附近的“画家楼”以每月数百元低廉租金，申请一套一居室的房子。他从申请到入住，只花了3个月。他给各油画大赛投稿，都特地标注投稿地址：深圳大芬村。符巨谟很喜欢这里——这么小的地方有这么多人在画画，人们谈论绘画的技艺和情绪，津津乐道于办更高规格的展览，入更有影响力的油画大赛。大芬已聚集原创画家200多人，其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约24人。
　　自称“画行者”的郑泰钧游历过不少地方，最终选择在大芬村扎根，租店卖画。他在法国展览时，有艺术家开口就问：你是日本人吗？他回答：中国人。对方有些惊讶，因为认为只有日本画家才擅长于融合东西方艺术，而中国画家大多在“盗版”。郑泰钧则泰然处之，他更不讳言自己身在深圳大芬村。他觉得大芬村很“接地气”，画价不高，市场不小，虽有商业的铜臭味，可纯粹的艺术也有生存空间。前不久有来自北京的一教授，买了他部分作品的使用权，用于设计服装。
　　当地政府已邀请专业规划公司编制大芬油画产业基地综合发展规划，提出建设“大芬国际艺术社区”的构想，计划用5到8年，将大芬村打造成比肩伦敦南岸、纽约苏荷区的世界级城市艺术区。
　　约30年来，大芬村从被动地形成油画村到主动成为艺术产业园区，从复制油画到原创油画，今天又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
　　2014年，赵小勇终于有机会去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在梵高博物馆见到真迹。在此之前，他在大芬村临摹了17年梵高，制造了逾万幅高仿作品。在纪念品商店，他遇到合作多年的荷兰画商，看到大芬村画工200元人民币就能“生产”的临摹作品在那里售价1000多欧元，百感交集；进了博物馆，他在梵高真迹前落泪，喃喃自语：“还是不一样。”他第一次意识到，原创是无价的。
　　回国后不久，他开始尝试创作，模仿梵高的笔法与色彩，画了自画像与故乡风物，售价超过5000元。大约是同一年，画商李永革亲自操刀，为一位国内客户量身定做了一幅简练的抽象画。对方开玩笑说，这1000多元的画一共才5笔，折合一笔200元。
　　“那是我的多年积累，画的是我的思想。”李永革争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