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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性:一个过程概念——从形式主义和伊格尔顿的观点说起

 冬天惠铃 2018-02-26

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罗曼·雅各布森提出了“文学性”这个术语,想借此指出文学的特殊性。从此,关于“文学性”的讨论经久不衰。时至今日,“文学性”依然是文学理论界的常新话题。从形式主义到新批评,再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关于“文学性”的说法层出不穷。在持久的论争中,有人认为“文学性”早已从文学的范畴脱离出来,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比如乔纳森·卡勒在《理论的文学性成分》中说道:“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值得注意的是,解构主义在泛化“文学性”的同时,也提出了“文学终结论”。当关于文学性的争论走到这里,让人不免感到对这一术语的讨论已经到了尽头,从而让我想起“文学性”的提出者罗曼·雅各布森,想到他为文学找出特殊性的初衷。不禁觉得,还是将对文学性的探讨限定在文学范围内较好。虽然这是一种狭隘的“文学性”,但如果搞清楚这种狭隘的“文学性”,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学的特殊性,提升文学阅读和鉴赏能力,何乐而不为?

基于此,本文将从形式主义学派关于“文学性”的见解切入,结合伊格尔顿的《如何读诗》中对形式主义学派的评价及关于文学性的思考,提出本文的中心论点:“文学性”是一个过程性概念,存在于从语言出发抵达内容的过程中,文学性”是言、象、意的融合统一。

一、形式主义:文学性存在于语言中

按照罗曼·雅各布森的意思,他是想借用“文学性”这个术语来标榜文学的特性,借此区分文学与非文学,并使文学性成为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雅各布森有言:“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说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但对于形式主义批评家来说,文学性只存在于文学作品的语言层面。比如,雅各布森认为诗的语言是对普通语言的系统化变形、歪曲,什克洛夫斯基在《艺术作为手法》一文中提出了“陌生化”手法的概念。大体上,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区分了“诗的语言”和“标准语言”、“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等,他们的观点解释了很多问题,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之处。

根据形式主义学派的理论,文学性突出或强调语言,使语言摆脱自动化的牢笼而变得陌生,使语言重新被人们感知。例如,有两句话同时出现在人们眼前,我们已经知道其中有一句是诗:“你知道铁路工人罢工了吗?”“你委身寂静的、完美的处子。”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信息提示人们哪一句是诗。但是,仅凭字面就可以判断,第二句是诗而第一句不是。这是因为第二句话对于人们来说是陌生的、不常用的,它的抑扬顿挫、美妙的修辞、话语的质感都造成了“陌生”的效果。

但是,“文学性存在于语言的突出”这一理论的困境四处可见——很多我们以为是诗的作品,并没有做到语言的突出。因而,形式主义学派定义的“文学性”未免过于片面。

伊格尔顿在《如何读诗》中这样评价形式主义学派:“他们以语言的物质性,或所谓的‘文学性’作为探究的对象。‘文学性’意指特别注重自身的语言,或换句话说,是已经‘变得陌生’,以便可以为读者或听众重新感知的语言。”同时,伊格尔顿指出:“‘使语言陌生’意味着偏离语言规范”,因此,“文学性是一个关系概念,因为你只有在识别出规范时才可以辨认出间离。而且,语言规范随处可见。‘间离’只在面对想当然的语言背景时才起作用,但是,某个人想当然的背景也有可能是另一个人的间离。······依据某种观点看起来像是诗的东西,也许在另一个人那儿又只是普通言语。我们现在听起来是诗的古老的语言,但对他最早的使用者来说,可能并非如此。”由此可见,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划分不是绝对的,时代在发展,语言也在发展,不同时期的语言规范不同,语言的突出也变得难以定义,故而“文学性”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我们不能单纯地依靠一时的标准语言、普通语言来界定文学语言,更无法判定自己读来是诗的语言是否在他人读来也是诗。要想找到文学语言的特性,还应该将其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

除此之外,伊格尔顿更是指出,“形式主义者并没有宣称,这种对符号的突出只限于文学”。这一点雅各布森自己也承认。也就是说,形式主义所标榜的“语言的突出”在很多非文学文本中有着明显的表征,比如绕口令、广告语、谜语都以语言的突出为特性,但很明显——它们不是文学。

如果说,因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关系,“文学语言”与“普通语言”“日常语言”的界限并不明朗;如果说,“语言的突出”并不是文学特有的属性,那么要想达到雅各布森原来的目的——为文学寻找特殊性,片面强调“语言的突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意识到,一部文学作品,除了语言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

二、伊格尔顿:文学性不存在于内容,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

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说,除了形式主义学派所执着的语言(形式)之外,还有内容。

但是文学性存在于内容中吗?

在《如何读诗》中,伊格尔顿提到这样一种状况:“大多数学生,面对一篇小说或一首诗,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通常所谓的‘内容分析’。他们解释文学作品描述了什么,或许在当中夹杂着少量议论。”对此,伊格尔顿评价说:“仅通过阅读大多数这样的内容分析,我们难以弄清它们到底是与诗或小说有关,还是与真实生活中发生的某些事有关。这当中所遗漏的即是作品的文学性。”这说明,伊格尔顿认为,作品的文学性并非存在于内容中。稍加思考,我们便可以做出判断,伊格尔顿的见解是正确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无边无际,可谓包罗万象。试想,文学作品可以表达与历史著作、哲学著作相同的内容,如果单单从内容一方面来判定文学性,那么文学作品似乎无法与历史著作、哲学著作区分开,也没有区分的必要。如此,“文学性”也就不应称之为“文学性”了。

这样说来,不论是形式主义学派的“文学性存在于语言的突出”的主张,还是与之相反的“文学性存在于内容”的主张,都显得无比脆弱,不堪一击。关于何为形式何为内容,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大致说来,我们称为内容的东西,指的是诗说了什么,而形式则是指诗如何说它”。听起来,形式与内容的分界模糊不清。伊格尔顿顺理成章地强调:“形式与内容在经验上或许并不可分,而恰是我们在此使用两个术语的这一事实,表明了它们并不是同一的。”也许正是形式与内容在经验上的不可分割性,导致我们在讨论中单独提到的“形式”和“内容”这两个术语都单薄得摇摇欲坠,更导致了“文学性存在于语言的突出”的主张和“文学性存在于内容”的主张都必将经历惨痛的失败。

也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想问题:既然“文学批评通常根据怎么说来把握说了什么,或者,用稍微专业一点的话来阐释,即从非语义方面(声音、节奏、结构、版面样式等)来把握语义(意义)”,既然在经验的意义上“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割的”,那么是否可以将文学性看作一个过程性概念,即是说,文学性存在于由形式抵达内容的过程中。

三、文学性:一个过程概念,言、象、意的融合统一

可以注意到,形式主义学派一再强调“语言”,而《如何读诗》中伊格尔顿重视“形式”。纵观《如何读诗》全书,会看到伊格尔顿以细读的方式深入诗歌内部,谨慎地对待形式问题,通过剖析诗歌语言的语调、情调、句法、语法、标点、节奏、格律等特征来解读诗歌。因而,他们谈论的实际上是同一种事物,那就是诗的语言,即文学语言。

伊格尔顿论及读诗时说:“人们有时谈到挖掘诗歌语言‘背后’的思想,但这一空间隐喻是一种误导。因为语言并不像是一种用后即可扔掉的玻璃纸,有现成的思想包裹于其中。相反,一首诗的语言就是其思想的构形。”联系上面谈到的形式与内容密不可分、但二者并不同一的观点,注意到“文学性存在于形式(语言的突出)”和“文学性存在于内容”这两种主张的缺点,可以尝试使用文学批评所做的工作——经由形式可以抵达内容——来作为文学性的注解。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由语言写成,语言是内容的载体,读者和批评家从文本获得的一切意义都从语言生发而来。“文学性”作为一个为文学确立特质的大概念,它不仅应该包括形式主义学派所注意到的语言层面的突出,还应包括非语言层面(如人性、美学性、哲学性)的内涵。通过将文学性确立为一个过程性概念,便可同时覆盖形式与内容、语言层面与非语言层面了。虽然形式主义学派的主张有失偏颇,可他们选择语言作为出发点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文学性和语言的突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我们大可以试着从语言角度入手,来探究文学性。

我认为,文学语言具有三个层面:言、象、意。这三个层面也是文学文本的三个层面,其中言属于语言层面,象、意属于内容层面,分析文学语言的言、象、意的过程即是从语言抵达内容的过程,文学性就存在于这个过程中,是言、象、意的融合统一。下面分述之。

言。

文学语言与其他学科著作的语言最大的不同在于文学语言会巧妙运用各种修辞来完成表述,更为丰富和饱满。除了平日所说的比喻、互文等,上文提到的“陌生化”手法和伊格尔顿读诗时所强调的诗歌语言的语调、情调、句法、语法、标点、节奏、格律,甚至语言风格都属于修辞。确切来说,文学语言是语言结构和修辞结构的融合,比之其他学科语言更富质感。

象。

“象”即艺术形象,借以寓意。文学作品离不开“象”,诗歌中的意象、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都属于“象”的范畴。想一想“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样的诗,就可以知道,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象”的存在,文学语言才变得丰富和饱满。“象”还使得文学语言具有了复义性,不同的人对于同一部文学作品的理解是不同的,“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指出的正是这种复义性,提出的根据则是哈姆雷特这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再比如,李商隐的诗歌因意象繁复而导致朦胧多义,至今仍无定论。

意。

意即意境,是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客观图景与所表达的思想感情融合而成的一种境界,具有虚实相生、意与境偕、深邃悠远的特点,使得读者能够产生想象和联想,引起共鸣。比如我们读柳宗元的《江雪》时会感到一种悲凉,这种悲凉就是意境。意境由语言、意象或形象综合作用而成的,代表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虽然飘渺但真实存在。

应该声明的是,除了言可以归于勉强语言层面,象和意都已经脱离了单纯的语言意义,与作品的内容密不可分。这种矛盾性也再次证明形式和内容的不可分割。通过把文学性视为过程性概念,弥补了形式主义学派的缺憾,覆盖了文学作品的非语言层面内涵。其实,形式主义学派除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抵达文学性的出发点——语言——之外,还指出了文学的本质,那就是创新。“陌生化”手法是对普通语言的歪曲变形,强调的是文学语言的丰富性、创新性,纵观文学史,创新可谓文学发展的不竭动力。文学永远在求新求变,永远不满足于现状,这与形式主义学派强调的“陌生化”殊途同归。形式主义学派提出语言的“陌生化”,将“文学性”聚焦于语言层面,即使他们的探索未能取得很大成功,但就机锋的敏锐来说,形式主义学派依然是令人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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