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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南曾经在第68届年会前，要求摄影师挑选一张代表自己职业生涯转折点，或者对自己意义深远的一张照片，后来从中评选挑出了51张作品，摄友王小蛮收藏了全套，并翻译、整理出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摄影师的选择，当然还有他们的理由。 01 Alessandra_Sanguinetti 亚历山德拉·桑吉内蒂 玛格南图片社成员。1968年出生在纽约，从1970年到2003年住在阿根廷。先后获得多个奖项和资助，包括古根海姆奖学金。她的照片包括在公共和私人收藏，如现代艺术博物馆，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休斯敦美术博物馆，美术博物馆，波士顿。有大量作品发表于纽约时报杂志，生活杂志，新闻周刊，纽约杂志。
我遇到Belinda和Guillermina时她们五岁。当我在为项目《第六日》拍摄她们祖母的动物时，她们常常来骚扰我。我总是把她们驱赶出我的画面，直到有一天，我转而注意她们。就是那时我拍下了这个画面—照片标志着她们漫长旅程的开端 —alessandrasanguinetti
02 PaulFusco 保罗·福斯科 保罗·福斯科出生于1930年马萨诸塞州，十五岁的时候开始摄影。在 1951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期间，担任美国陆军摄影师。战争结束后，他在俄亥俄大学学习了新闻摄影，于1957获得艺术学士学位，并成为专业摄影师。
1968年，作为《LOOK》杂志的专职摄影师，我被委派登上将罗伯特F肯尼迪的遗体从纽约运往华盛顿的火车。由于肯尼迪家族的私人专列禁止拍照，我注意到铁路两边排着的人们向总统致以最后的敬意，于是我决定拍摄他们。我很奇怪火车上的其他摄影师是没有注意到他们还是选择不拍。在肯尼迪去世30多年后，这些照片和我拍摄的其他最重要的照片一起首次刊登在《George》杂志。--Paul Fusco 03 MartinParr 马丁·帕尔 出生于1952年的英国，童年时代在祖父的启发下对摄影产生兴趣，后来在曼彻斯特大学专攻摄影，马丁·帕尔的作品剑走偏锋，不走常规老路，引领了近年来兴起的'概念摄影'的先潮。目前是马格南图片社的主席。
1982年，我买了新发布的Makina Plaubel55mm固定镜头相机。这使我从35mm相机转换到了6*7，同时也从黑白变成了彩色。之后的几年我在新布莱顿开始我的项目《最后的胜地》。但是我用彩色拍的第一个项目是由利物浦的城市街景构成的。这张照片在第二个胶卷上，这是在我新工作阶段中拍的第一张好照片。--Martin Parr 04 SohrabHura 苏赫·拉布 1981年10月出生于印度西孟加拉邦，他长大以后成为了兽医，后来慢慢成为一个野生生物电影制作者。在完成了他的经济学硕士学业后。他成为了Anjali House儿童摄影工作室的协调员，该工作室每年在柬埔寨吴哥照片节期间举行。
我好像只能考虑用一组一组的专题来呈现我的照片，而不是单张。但这张特殊的照片是我在科索沃期间的代表作，在某种意义上，大量的工作已经改变了我的生活。1999年我第一次去科索沃的时候，我已经从业15年，但是在拍这个项目的三年时间，让我感到真正成长为一个摄影师。我一直对能引起多重意义的照片感兴趣，那些照片在描述的同时超越本身，变得更具有号召力和隐喻性。对我来说，这样的照片就是试图达到多重性。这些在科索沃创作的大量照片也是我2001年申请加入马格南时提交的一部分。--Paolo Pellegrin 05
HirojiKubota 久保田博二 日本人，1961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之后他搬到美国，在芝加哥定居，在日本餐饮企业工作的同时继续拍照。1965年他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1968年，久保田回到日本生活，1970年成为一个马格南助理。1979年至1984年期间，久保田进行了为期1000天的旅游，期间他拍摄了超过20万张照片。后来他编辑出版了《中国》，这本书在1985年正式公开展出。
1961年，当我还是个东京的政治学学生时，我知道了Elliott Erwitt、Burt Glinn和Rene Burri。我被他们的工作方式深深吸引，也让我在想是不是能成为和他们一样的摄影师。1962年毕业后，我带着仅仅500美金以及一个徕卡相机和几个镜头来到了纽约。我没有摄影背景，怎么开始这个职业也毫无头绪。所以有一天当有人告诉我应该去华盛顿拍照时，我在一个酷热的夏日早上6点就到了，那时已经有很多人聚集在国家纪念碑了。我用徕卡开始拍照，人来得越多，我就更频繁地按下快门。当我听到演讲中说“我有个梦想……”时，我马上意识到我正意外地见证了一段历史。不久我就知道那是马丁路德金在演讲。我的所学经验让我对美国政治的复杂性更为了解，并指引我以我的职业来记录民权运动、越南战争和1968年的总统竞选等等。总之，华盛顿的那次集会游行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也因此改变了我的人生。--HirojiKubota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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