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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层次是博闻强记性的智慧
某些人可以做到博闻强记，可以把很多的具体知识记在脑子里。而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的智力只开发了很微小的一部分，就像一台电脑，它的硬盘可能有20G，但是你也许只用了其中不到1/20。而用得好的人，就会变得非常地博闻强记，知识非常丰富。比如说钱钟书:有一次在一个国际讨论会上，谈到意大利的一位古代诗人，钱钟书一开口就把那位诗人的许多作品背诵了出来；还有他上大学时，一次在图书馆和他的同学说，这个书架上的书我都会背，他的同学就随手抽出一本书，随口说“第245页的第4行”，钱钟书立刻就背诵出来了。
更早一点的辜鸿铭，那更是博闻强记，欧洲的一切主要语言他都会。他岁数大，胡适是后辈，第一次见胡适时，他问胡适在做什么，胡适说在北大教书。辜鸿铭就说大家是同事。又问胡适教什么，胡适回答说是教西洋哲学史。辜鸿铭就改用拉丁语和他说话，胡适说：“对不起，我不会拉丁语。”辜鸿铭就说：“你不懂拉丁语，怎么敢教西洋哲学史！”辜鸿铭在伦敦坐地铁时，拿着《泰晤士报》，倒着看。旁边的几个英国年轻人就嘲笑他，说他是猪尾巴，因为他留着一条辫子。辜鸿铭就用他标准的牛津音告诉他们说：“你们的英文太简单，正着看对我的智力是一个侮辱，倒着看还行。”这种博闻强记性的智慧很了不起，他的知识就比别人积累得多。
第二个层次是融会贯通，特别是触类旁通的智慧
“通”也是中国古代的话，庄子也写文讲过这个“通”。通是指你懂得自然科学的道理，也能用它来解决人文科学的一些问题；你懂了西方世界的许多事情，你也可以通过它来更好地理解东方世界发生的事情；能够融会
贯通于古今、中外、东西、文理之间，而且要触类旁通，因为有些道理有某些一致性。
这种融会贯通和触类旁通的智慧，有时候会牵强附会，但即使是牵强附会，也能让自己高兴得不得了。就好像本来在这个房间里头，我没有开这个门，门是锁着的，但是我从墙缝里看到了那边，就是这样一种快乐的感觉。我有一个朋友不知是否受苏曼殊的影响，他说他发现英语有很多地方都和山东话接近，比如“I”就是“俺”，“Ithink”就是“俺寻思”。这话把它说成幽默段子也可以，但是让我很佩服，我说这小子的脑子是怎么长的？从小道上，从山东话走到了英语里来，这很不简单。
第三个层次是了悟和选择的智慧，就是我们所说的悟性
和人说一样的话，有的时候很费劲，怎么说都不明白，而有的人就是一点即透，而且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西洋人谈论政治家的时候很喜欢提到政治家的直觉。比如说有几个方案，哪个方案能做，哪个方案不能做，如果让学者研究起来，研究十年也不见得研究得清楚，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害处，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风险。但政治家往往会有一种直觉，三个方案一听就知道了，只能采取这个方案。但是他道理不一定说得清楚，所以之后再弄个研究室，一帮子人，一帮子秀才，一帮子幕僚再帮助研究，最后找出25个理由来。其实没有这25个理由，真正的政治家也早明确了他的决定。这种了悟和选择也是一种智慧。
第四个层次，是一种多向思维和重组的智慧
所谓多向思维就是既有正面的考虑，也有逆向的思维。对每一个对象、每一个事物，如果大家都从正面说，我们就可以从反面说，但当然也不限于从反面说。老庄的很多东西就是故意地从反面说，名家也是这样的，都喜欢这种逆向思维。
像老子所说：“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人们都知道美是美的，美丽是美丽的，美好的东西是美好的，那么这个事可就糟了；人们都知道善是好的，这个事可就不好了，不善了。这个话他说得非常简单，一般都认为他就是一个相对主义，有了善就有不善，有了不善就有善，有了美就有了丑，没有美也就没有丑。钱钟书曾经特别提到，实际上，美人还是美，丑人还是丑，不能说有了丑了，所以美也不能称之为美了。我接触这一段话的时候很早，才二十几岁，那时正做青年团的工作（那时还不叫共青团，而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立刻就理解了，虽然我的这个解释不一定是正解。
第五个层次是最高级智慧的享受，就是创造，就是创新，就是创意
通过思维，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前所未有的、新的论点，或者写出了与众不同的、前所未有的、带有开创性的作品。这种所谓创造的享受，可以说是人类智慧里最大的享受。创造的享受包括了个性的享受，包括纠错，包括与众不同的立论等等。
还有道德理想主义的享受。人的思想当中必然会有道德理想主义，会有一种对于最高级的世界、最高级的人生、最高级的人格的享受，全世界都如此。中国早在几千年以前，在《礼记·礼运篇》里，就提出了对大同世界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种说法对人的感染力非常强。我为什么从少年时代就接受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就愿意阅读这类书籍？说起来，我上初中时就已经开始偷着读《社会发展史》、《论联合政府》等书和文章了，这和我从小对大同世界的理想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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