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编 许嘉芩 刘愈
◆ ◆ ◆ ◆ ◆ 1979年，中国翻译出版了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也译做蕾切尔·卡逊，台湾译作瑞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虽然英文原著于1962年在美国就问世了，但在“文革”刚结束的年代，能推出其中译本，已经相当不容易，也可以说不算晚。非常遗憾的是，中译本影响不大，重要的原因有两条：（1）中外学术交流中断了许久，学术界对环境、生态议题不敏感。（2）当时中国的生态环境还不错，举国上下环境保护意识非常弱，中国人并没有预感到自己的国家即将出现资本主义“特有的”环境问题。
1979年之后，过了十年，形势变化不大；过了二十年，有识之士意识到了中国的环境危机（1997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在“绿色经典文库”中已经重新出版吕瑞兰、李长生的译本），但多数人不以为然；三十年过去，时间已是2009年，形势大变，人们真的感觉到卡森的重要，但已经晚了！中国完全重复了西方工业化加污染的老路，深陷其中，不知如何是好。
我得知卡森，相当晚。已经忘记了开始时是从哪儿道听途说卡森是一名了不起的“科学家”“生物学家”。其实很好核对，上网搜索一下就能找到过去人们习惯上是如何给其定位的。她是科学家？我对此也曾经产生过疑问：毕竟现在不似从前了，科学家不会受欺负啊，她的观点何以很久以后才被认可？读了《寂静的春天》及相关的研究，我更关注她的身份：科学家？作家？编辑？公务员？科普作家？我开始怀疑她的科学家身份。如果她是科学家，为何那个时代一大堆比她地位高、影响大的科学家没能提出类似的想法？为何一些科学家反对她？如果她是科普作家，她普及的是什么科学？
卡森的观点一开始是非主流的，不受科技界和政府“待见”，中外都一样。这很好理解，因为她的观点非同寻常，也会引出对某些人、某些集团不利的看法、建议、政策，挡了人家的发达之路。
《剑桥科学史》中曾这样描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物理学家的威信因一系列事情而开始削弱。其一是人们日益意识到大气核武器试验所造成的核辐射尘的危险。此外，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证明了这一事实：救星杀虫剂和除草剂在许多情况下是‘死亡之药’。其二，越战报告表明，物理学家应该对发明杀伤性武器和电子战负责。”（参考《剑桥科学史》第五卷，大象出版社2014年，第 513页）卡森预见了科学家群体未能看到或者不愿意看到的东西。
时至今日，科学家也不能心悦诚服地接受卡森对某些科技行为的批评。说到底卡森的确有点另类，她坚定地认为：“‘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的产物。”（《寂静的春天》，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295页）我们从中学开始就一直背诵“生产力”的这般定义：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后来还流行一个句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果科技真的是生产力，那么若不加约束这种力量也可能成为破坏大自然的力量。我糊涂了，要做出选择。1994年我在《中国科协报》上刊出一篇小文“生产力概念需要重新界定”，做出了我的一次重要选择。后来，随着我由唯科学主义向反科学主义转变，我确认了当初的选择。
曾有一段时间，我忘记思考卡森的身份了。直到从学术角度关注博物学史、博物学文化（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才重拾这个问题。偶然间，接触到卡森1941年的著作《在海风下：一名博物学家眼中的海洋生物》，恍然大悟，卡森的最主要身份应当是博物学家！书的副题点出了要害。
博物学或者科学家，这种区分重要吗？在19世纪及以前可能不重要，也难以区分，但在“二战”之后，这种区分很重要。目前，博物学家与科学家只有很小的交集，少量专业性的、职业博物学家可能同时是科学家，其他人则不算。E. O. 威尔逊和劳伦兹既是科学家也是博物学家。而卡森是典型的博物学家，算科学家有点勉强，但可以算作“保护生物学家”。此外，我也不大认同她的科普作家身份。中国人习惯上把专业科技论文、报告写作之外的赞美科学的科学写作都笼统地称为“科普”。在这种意义上，萨根、道金斯、卡森、劳伦兹、马古利斯、E. O. 威尔逊的许多著作都成了“科普作品”。其实，这种分类是有问题的，这些大人物的许多重要思想是首次在相关作品中阐发的，属于原创，其他学者也经常把它们当作标准的学术著作引用。另外，原创新的东西，未必一定属于科学，也可以是文学、艺术或者其他。很难直接说《寂静的春天》就是科学作品或者科普作品。当然，我不反对也无法阻止人们事后把好的东西化归为自己的领域所有。
安德森撰写的博物学史著作《彰显奥义：博物学史》（Deep Things out of Darkness: A History of Natural History【中译本将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把卡森算在博物学家之列，此书第十五章的标题就是“从缪尔和亚历山大到利奥波德和卡森”。这四人均是著名博物学家。卡森也警惕着不把自己混同于科技队伍。她曾给一名小女孩回信，提醒她“深入的科研工作可能使你变成一个乏味的作者”（布鲁克斯，《生命之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页）。她提醒家长不要轻信现成的科学结论，要把知识与情感结合起来，情感比知识还重要：“把自然世界中那么多陌生的生命简化成逻辑和知识，看起来简直没有希望。”“一旦唤起某种情感（美感、对新事物的未知的兴奋、同情、痛苦、尊敬和爱），他们就获得了相应的知识。如此一来，也就有了更长远的意义。为孩子铺路引发他们的求知欲，比培养他们掌握知识更重要。”（所引文献同上，第197—198页）
科学教育“新课标”强调三个维度：知识、情感和价值观，但当下主流的教育特别是科技教育，十分重视其中的知识维度，蔑视情感维度和价值观维度。可以设想，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成为科幻影片中描述的恶魔，也并不奇怪。
卡森共写了五部书，按首次出版时间，先后为：
● Under the Sea Wind: A Naturalist's Picture of Ocean Life，1941，
● The Sea Around Us，1951，
● The Edge of the Sea，1955，
● The Silent Spring，1962，
● The Sense of Wonder，1965【北京大学出版将推出中译本《万物皆奇迹》】。
长期以来，中译本只出版了第四种《寂静的春天》，后来有了第二种，书名译作《海洋传》。最近一两年，许多出版社都在考虑卡森还有哪些书值得翻译，为此找过我的社就有好几家。北京大学出版社这次推出第三种和第五种的中译本，这是好事！更多的著作翻译过来，普通百姓对卡森的理解也就会更全面一点。
理解卡森有一个过程，需要时间、耐心、契机。
理解其他思想家，其实也如此。
二○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此文为卡森所著《海滨的生灵》中译本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