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大佑推出那张名为《未来的主人翁》的1983年，乔布斯的苹果公司仍处于“草创未就”的阶段，故而当我们看到《现象七十二变》歌词中那句“苹果价钱卖得没以前高”的时候，不至于一下子误以为华语音乐教父在谈论智能手机的价格问题。现如今提到“苹果”，人们的第一反应是“iPhone”，而不是“蔷薇科苹果属果实”，这说明科技进步了，且成果已落入寻常百姓家。 时代确实是在变化，科技也确实是在发展，但“变化”与“发展”本身却不一定意味着好事将近。前一个概念充满着不确定性，后者则更容易被解释。一个佐证就在于《奇葩说》的马东和《吐槽大会》的李诞均对科技进步的可能性深信不疑，但他们仍旧不能扭转“底色悲凉”或者“烟消云散”的历史宿命。 所以，在喧嚣迅驰的时代最强音面前左右为难的真相很可能是——前现代社会的困境仍未缓解，新发的时代病又越积越重；快节奏生活的频率更与快乐的定义南辕北辙，让身在其中者无所适从；掩藏在花花世界幕布之下的，是人们普遍无力摆脱的焦虑症、抑郁症、拖延症、强迫症与选择困难症。 一句话总结：当代人的烦恼与忧虑越来越多，且不以任何形式上的“进步”为转移。 那么问题来了——“何以解忧？”21世纪了，再回答“唯有杜康”显然差点意思。 今人大多对“酒入愁肠”的叙事轻车熟路，却往往忽略了亘古纪事的某种真相。古人之所以能够“白日放歌”、“异乡醉客”、“斗酒诗百篇”乃至“面圣不叩首”，其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从来不是“粮食精”，而是一点精神。遗失“精神”的后果，便是遍地“神经”，便是诚惶诚恐、寝食难安、心神不宁。诸多流于表面的畅快，徒余麻痹神经之功效。 “解忧”不能只是走个形式，不能麻痹自己或者掩耳盗铃，不能转移矛盾或者回避问题，不能绕过禁区再告诉自己禁区根本不存在。处理问题的路径有两条，一条叫直面现实，一条叫埋头进沙堆。大多数人选择了第二条，于是问题越来越多、厄运周而复始、悲剧一再重演。 我不禁想起大众对于电影与网综的态度，一种通行的说法是：日常生活已经过得很辛苦，所以不想再看那些沉重的、有意义的东西，只想娱乐一下、笑一下。对于这个道理，我可以理解，但我想表达的是，这样做并不能使得“过得很辛苦”的生活变得“不那么辛苦”，哪怕一点点。 就好比一个人睡醒之后发现自己躺在垃圾山上，周遭恶臭难当，他应该做的事情是赶紧从垃圾堆里爬出来，而不是坐在上面吃点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的悲惨境遇。“娱乐万岁”的逻辑正像是坐在垃圾山上吃饱喝足了，妄图借此弥补被垃圾包围的无力感。那些真正能祛除无力与焦躁的存在，往往是一些平日里被世俗率先排除到九霄云外的“无用”事物。比如一本索然无味的书、一部晦涩难懂的电影、一首穿透时代壁垒的音乐，往往蕴含着可供直接解决现实麻烦的智慧。 而那些逗乐的、活跃气氛的、燃的、躁的、丧的符号，除了加深妄图从中汲取养料者的现实忧虑之外，更是牢牢地把世俗的剧本摁在消磨生命与浪费生命的悲情轨道上。 愈求其轻者，愈承其重，这就是生活的真相。 就像罗大佑在歌里唱的那样——“现实生活不能等待奇迹，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只要生存非常容易，只要你对人保持一点距离。但是生活不能像在演戏，你戴着面具如何面对自己。或许你将会真的发现一些奇迹，只要你抛开一些面子问题。” 什么叫“对人保持一点距离”，它的真意不是教我们练习冷漠与套路，而是告诉我们要同那些无关紧要的世俗划清界限，而是不要太顾及、太在乎那些动辄对我们指手画脚、“教育”我们如何攀爬才算达到人生巅峰的人的看法。 《解忧杂货店》有句台词说：“每个来咨询烦恼的人，其实心中都早有答案。”当代人的焦虑、拧巴、纠结，均是出于懦弱、愚昧、随波逐流后的自我设限。有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随俗，却又不愿意遵从诗书之训，于是便只得激烈抨击那些揭开他们面具的存在。 看《妖猫传》与《无问西东》的时候，听到电影院里有人在批判这些电影“故弄玄虚、一塌糊涂”云云。在我看来，他们的“抵抗态度”并非是在这样的艺术品面前失去了理解力，而是基于电影之外其自身价值观所处的立场。也就是说，这些人在现实中基本是无法认同电影所承载的某些价值观的，比如《妖猫传》讲到对爱情的忠诚，《无问西东》指出了对自身价值的坚守，这些内容的意义都很重，很烧脑、很费精神。 解决忧虑很难，但解决指出忧虑的人似乎很容易。如果他们不去对这样的电影愤怒，那就势必要在现实中改造自己及至达到电影对于价值的期许，而后者无疑是太累了。 生活的难度来自于你对它的期望，但这个难度应当是“抛开一切面子问题”之后所需要承担的代价，而非人云亦云般地把时间与精力都用来关心速食八卦与导向要闻，听流行歌、得流行病。所谓“逼自己一把”应当是逼自己抵御世俗规劝后面的完整逻辑与强大恶意，而不是把自己逼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死胡同。 这里需要认清的问题在于：既然“成为人上人而不得”是加深当代人忧虑感的罪魁祸首，那么为何人们还对前述命题具有如此深重的执念呢？ “百人会”组织在中美两国的年轻人群体中做过一系列民意调查，其中一项是提问受访者“你最重要的人生目标是什么”。美国将近50%的年轻人给出的答案是happy family，其它的选项占比都是很低的；中国年轻人给出最高的答案也是happy family，但紧接着的选项则是rich and famous，且rich and famous的占比只是略低于happy family，几可分庭抗礼。实际上，对于任何的社会而言，rich and famous的状况只有极少数人可以达到，一个社会近半的年轻人想去争名逐利、人前显贵，在社会学的范畴中这是非常值得忧虑和警惕的现象。 这个问题的成因当然与中国教育鼓吹的“成功学”是分不开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的现实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如果做不到rich and famous，将要承受的压力是不堪重负的。美国的贫富差距与失业现象也很严重，但美国的普通人即便不能名成利就，至少也不至于蜗居终日，不至于拆东墙补西墙，不至于动辄被贴上歧视性标签。对于美国社会和美国人而言，成功是特例，不成功是常态；但对于中国社会与中国人而言，“不成功”你可能就会遭受不平等待遇，这逼得人没有办法。 这种被迫性的“力争上游”使人忧虑，而“力争上游”却徒劳无功的结果更加重了忧虑，忧虑复忧虑，忧虑何其多？世俗也从了，时间也耽误了，无用功也做了，有功劳、有苦劳，也有疲劳，最终却仍旧羁绊于“成功”的幻梦中。疲于奔命是一个无底洞式的陷阱逻辑，这种紧绷之后的坍塌，正是滋生“佛系”与“养生系”的土壤。 不与人争、不与人较、不与时间抬杠，不在乎世俗的看法，不按照大多数人认为是对的方式划定自己的人生，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焦虑与烦恼。 窦文涛有次讲道，他认为现实中很多人之所以焦虑，是因为太“执着”——“就是所谓我要干一件事，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反正就是非干成不可，于是大家经常对撞。”这里的执着并非是认真，而是一种妄念，是贪大求全，是毫无自知之明。窦文涛的观点是：“为什么要闹到这样，可以不做嘛，你也没饿死，这笔钱也可以不挣嘛，谁让你一定要这么干呢？” 然而，最悲哀的不是浪费了精力去挣本可以不挣的钱，而是消耗了生命的同时却没有挣到什么钱，一切只是看上去很悠然自得。 生活在深圳的人类学家马立安如是形容：人类需要自发的空间进行创造，而那些每日在拥堵的地铁中往返、满脸愁容的年轻人，几乎不可能从城市中看到什么未来。时间就是生命，年轻人把时间消耗在交通工具上，消耗在整齐划一的手指动作上，社会变得高效、安全而无聊，人在其中说到底除了被愚化之外，几乎别无所获。 人应该如何放下这种导致自身焦虑的妄念，《无问西东》的电影旁白已经给了最好的回答：“如果有机会提前了解了你们的人生，知道青春也不过只有这些日子，不知你们是否还会在意那些世俗希望你们在意的事情，比如占有多少，才更荣耀，拥有什么，才能被爱。”本该心怀天下、快意恩仇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讨论的却都是买房买车、物质攀比、财富积累与投资规划，如此被世俗裹挟而不自知，何谈对自己生命的真实？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此言得之。 时过境迁，心病犹存。破解之法仍在于“念”：洞悉并坚守自己的价值，拒绝麻木庸碌构成的“充实”，摒弃野心、欲望造就的琳琅，不受主流观念所驱从，行己所爱，爱己所行，无愧于人，无愧于心，这才是正论。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罗大佑与林夕为许鞍华电影《黄金时代》合作完成的那首《只得一生》，歌词写得坦然而踏实，关于无忧无惧，关于此生无憾——“不懂你的为你忧愁，明白你的叹此生值得一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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