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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哥从知青农场回城工作那年，我却从城里来到了乡下的103地质队农场。与当初“上山下乡”不同，那是1980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召开了两年，知识青年返城基本结束。那时的103地质队待业青年很多，大约有200人。当时，地质队归中央地矿部直属，从子弟学校初中毕业、高中毕业的落榜生，只能靠单位自行消化，因此这200多人就浩浩荡荡地到了地质队农场。1984年年底，我成为一名地质队员。不过那时，103地质队并不富裕，职工住的都是老旧低矮的泥墙平房。 1990年我离开时，103地质队的业务已跨出了地域限制，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海外。职工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泥墙平房逐渐消失了。2000年，我回访103地质队，看到一排排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当年的队友，有的人业务强，靠技术就能年收入百万；有的人则下海经商，不仅自己致富，还增加了地方的就业机会。 近日再次回访103地质队，立于新建的震旦广场之上，我看到一幢幢高楼大厦取代了当年的楼房。广场上老老少少，有人跳舞，有人打拳。目睹此情此景，我不禁向一旁的103地质队队长感慨：“103地质队能有今天，既不容易又了不起！”队长深以为然。总之，这几十年来，103地质队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也在改变，但永远不变的是留存在人们内心深处的那份改革记忆。 （本报记者韩业庭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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