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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设置翻译科，一方面希望借此培养大量具有翻译特长的专业官僚，另一方面则试图以制度化的举措维护满语作为“国语”的地位，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科的盛衰可以视作满语盛衰的一个表征。翻译科考试，要求取中者精熟满、汉文或蒙古文字且能准确完成相关文种行政文书的撰拟或译写工作，故士子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就京旗士子而言，此种训练的来源不外乎官学与私塾，驻防八旗大略相同。先行研究对此方面鲜有关注，有必要稍作阐明，以下分官、私两方面讨论驻防八旗的满语文教育及其与翻译科的关系，亦可稍窥晚清驻防旗人社会中满语文行用状况之一斑。 驻防八旗设立学校的传统可追溯至康熙年间，多集中于东北；至乾隆朝，中原及漠南蒙古各处驻防亦渐次创办官学，其中绥远城与福州驻防皆设有专门的翻译官学。绥远城满汉翻译官学设于乾隆十一年，后裁，但“自裁汰翻译官学以来，于考取笔帖式及书写汉字文移，渐次竟不得人”，故至乾隆五十年（1785年）经时任将军积福奏准复设，学额三十名。福州驻防官学设于雍正六年（1728年），乾隆初年驻防志所载时制为，官学教授满语文，考试骑射、翻译、“编话”与缮写满文四项。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月，福州将军新柱奏言，福州驻防兵丁满语生疏，故“请敕部于候补候选旗员内，选翻译精通之笔帖式一员，发来闽省，专司教习”。议如所请。这一时期，驻防八旗翻译官学的主要功能是向本地职官（特别是督抚、将军衙门笔帖式）输送人员。但就后来的情况看，宣宗准许驻防应考翻译科后，应试者如响斯应，人数之多已超越京旗，官学的作用实难忽略，其对于维护、延续该地讲求满文、翻译之风气甚有裨益。 翻译科向驻防八旗的扩展，在制度上促使驻防八旗整顿、推广满语文教育，而利禄之诱导又使士子汲汲于此途，因而道、咸以降，驻防八旗或整饬旧学，或另建新学，地方满语文教育一时称盛，兹以福州、荆州与吉林三地为例略述之。 福州驻防除上述官学外，道光十年（1830年）为配合文举曾设立汉文书院。二十三年十月，时任福州将军保昌在接到统一改试翻译的上谕后，即以诸生“染儇薄习气，渐荒本业”为由，奏准裁撤汉文书院，“俾得专习清文清语骑射”。同治六年（1867年），将军英桂奏请开办清文书院，从翻译进士、举人内派充教习，“为翻译生童肄业之所”。光绪十六年，又经将军希元奏准，每岁于生息银内拨给生童膏火、教习薪水。据希元所奏，“三十年来蒸蒸日盛，现在肄业生员计有四五十人，即未进生童亦百数十人”，清文书院在光绪年间逐渐成为福建地区满语文教育的中心。 荆州驻防诸官学创设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立学之初，规制较福州简易，仅有八旗两翼满汉义学；教习从本旗领催、前锋等低级官员内考选产生。翌年，副都统德沁宝奏请于各佐领设立官学，教习闲散、幼丁“国语”、骑射。至同治末年，又于前任总督官文祠内开设八旗翻译义学，每旗挑选生童三四名入学，简派翻译举人、生员二名充教习。光绪六年（1880年）二月，荆州将军希元因力学之士“无所师承”，遂率同僚捐俸建立辅文书院，并将翻译义学合并其中。该书院具体的教学内容不得而知，但因翻译义学并入，满语文及翻译教育必当占有一定的比重。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的京师诸官学则显现出无可挽回的颓势，引起朝臣的担忧。光绪元年（1875年），侍读学士广安奏言，“闻近日各学无人肄业”，唯考试时始能会集，“事后依然虚室空堂”；九年后，专为八旗贵胄子弟开设的两翼幼官学已“渐形废弛，学舍日就倾颓，公费多半折扣，学生栖止乏所”，虽经派出重臣整顿，但已回天乏术。相较之下，驻防兴学的意义尤应重视。在光绪元年至六年间，荆州驻防产生了3名翻译进士、8名翻译举人。在京旗日渐受冷的翻译科，却伴随着旗人教育的发展而在驻防八旗植下根基，宣宗改试翻译的规划，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取得了成功。 吉林的情况与内陆不尽相同。首先就官学分布来看，由于吉林驻防兵丁散居于各城，学校的设置相当分散，吉林城内有康熙时所设之左右翼官学、乾隆时所设之蒙古官学，伯都讷、三姓、阿勒楚喀、宁古塔等处亦别设官学。其次是制度层面的局限，东三省长期以来缺乏八旗系统之外的仕进渠道，更无开科取士的传统。因此，吉林与盛京、黑龙江推行的乃是一种不完全的翻译科，仅有翻译童试而无乡试，翻译生员取中后仅备补用本地旗务官缺。吉林开设翻译科与翻译官学的直接动因来源于盛京。光绪八年（1882年），盛京将军崇绮奏请俟光绪十二年起举行翻译童试。此先，侍讲学士尚贤两度疏陈盛京翻译废弛，各项考试枪替成风，“甚且顶替一人包缮数卷”，“习俗相沿，积重难返”，请饬下该部严定章程。崇绮之请即由此而来，事实上是利用翻译童试取代各类官员选拔考试，以收整顿之效。翌年二月，吉林将军铭安奏准，“援照奉天现办成案，添设翻译考试”。在同一奏折中，其对吉林城的满语文教育状况亦有所评述： 吉林省城原设左右翼满官学二所，拣委教习，专课十旗子弟清文。迨至咸丰初年，征调频仍，存营官兵无几，清文国语渐致生疏。同治八年间，曾经前任将军富明阿随时整顿……功课仍复作辍相乘，十余年来，功效未睹。 鉴于两翼官学的衰落，同年于吉林城内设立翻译官学，学额三十名，以配合翻译科的展开。因吉林“素乏精通翻译之人”，官学教习皆从内翻书房行走之笔帖式内派充，以三年为期，训迪有方者可获得升转的机会。光绪十五年，吉林翻译童试首度开科，投考者三十余名，“所习清文较前稍见明晰”，立学六年，已有小成。直至庚子事变、日俄战争后，“习学清文者甚属寥寥”，官办满语文教育方渐渐衰落。 翻译科出身者并非悉数来自官学教育体系，亦有一部分来自和官学平行的私学或家塾之中。在京师旗人社会中，世族建立家塾教授满语文及翻译者不乏其例，如乾隆中期理藩院尚书纳延泰即有家塾，其子惠龄、长龄及与其家族颇有渊源的松筠皆先后入读，惠龄以翻书房翻译官入仕，长龄及松筠皆取中翻译生员。驻防八旗自身文献存世较少，但可确知此种私学的存在。道光年间的京口驻防旗人罕扎佈，“通清文”，“士之习翻译者多出其门”，是当地翻译私学的创始人。与之同时者又有达伦，系由汉文改习翻译，咸丰三年成翻译进士，分部行走，后任工部虞衡司主事，“士之精翻译者，如补用府运使衔翻译生安保、云骑尉翻译生恩浓皆出其门”。荆州驻防可考者，有斐仁阿、德通保二人。斐仁阿系镶白旗满洲人，由汉文改习翻译，终生未仕，“以授徒为业”；德通保为镶黄旗蒙古人，“尤深清文”，充翻译官，后为总督“延教子弟”。 除立塾授徒外，满城往往形成相互讲求翻译的师友团体，并辅之以满文书籍的译述与刊刻，德宗曾有朱批云：“翻译文风，广州为最，成都次之，荆州又次之，可见师友渊源之益，不可无也。”一时风气可知。成都驻防无完整志书存世，其详情已不可知。广州驻防的师友群体由官学教习组成，如道光末年左翼官学教习博敦，镶黄旗满洲人，年少能文，“专意国书”，与翻译教习、正白旗人双龄为文字交，共同校订、增补、刊行《清文启蒙》，作为学习满文之入门书。同时，汉军旗人内有韩国斌、张慧二人，皆精通满文，充翻译义学教习，“尽心教诲弟子，得其传者率连捷成进士”；咸丰时，同译《廿一史约编》为满文。荆州驻防早期有镶红旗满洲人来福，未尝仕进，以课读为生，著有《习清语说》等，“至今学翻译者奉为先导”。光绪中期，荆州驻防翻译总学成为京师以外满文书籍刊刻的重心之一，先后刻有《对音辑字》《清语辑要》《清文总汇》等语言工具书及若干满译汉籍。主持其事的是翻译总学教习镶白旗蒙古人志宽及镶黄旗满洲人培宽，皆系翻译举人，精熟满文。所刻各书或为二人所辑，或为二人校订，如《清文总汇》，系以《清文汇书》《清文补汇》为基础，加以校勘、扩充而成，甚便检索，书成后迭有重刻。 先行研究已经证明，驻防旗人至清末已受到汉文化的涵化，满洲旧俗多有流失，满语文明显衰落。翻译科向驻防八旗的扩展确实使驻防八旗的满语文教育繁盛一时：新的翻译官学陆续建立，原已衰败的官学得到整顿，旗人间形成研习翻译的师友团体，满文书籍由官、私合力校订出版。但这仅限于就学读书的生童群体。事实上，翻译科的考察强调行政实用性，且习翻译者“必由汉字入门”，故其与日常行用的满语文有一定的差距，常出现“能清书清字者尚不乏人，欲求文理优长、通晓翻译者实属无多”的情况。翻译科所带来的新举措，对占驻防旗人绝大多数的兵丁、闲散阶层的辐射效果恐不宜高估，此阶层中满语文的行用状况如何，有待后续研究。 四、余论 清初分省驻防之本意在于备兵，驻防旗人鲜有文职仕进之路，这成为清中后期驻防旗人生计艰难的原因之一。仁宗允许驻防士子就地应试，是通过调节旗人出路以改善驻防旗人生计的尝试。道光二十三年允准驻防八旗参加翻译科考试，是宣宗面对满语衰落、翻译科应试人数不足等问题的权宜之策，亦是对仁宗政策的继承。驻防士子对翻译科考试的反应颇为踊跃，应考人数远逾京旗之上，翻译科在道光以降得以维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驻防士子的生源补充。同治元年，复开驻防文场，翻译科并未受到明显冲击，且在此后与文举并列成为驻防旗人仕进的主要渠道。学校与选士本互为表里，驻防八旗的官学传统使翻译科能在短期内生下根基，而后者又推动了官学体系的完善，私学与师友团体亦因之诞生。至少作为行政语言，满语文在清季并未发生严重的衰落，依然是一种行政技艺、仕进工具。对于有意宦途者而言，精熟满语文仍是一项前景可观的选择，甚至出现“避汉文之难，而趋满文之易”的情况。 如就宣宗令驻防改试翻译的初衷而论，该制度的创设基本是成功的。但翻译科的实质是选官制度，因此评估这一制度的首要标准是其作为社会阶层上升流动的通道是否畅通有效。易言之，士人通过该制度能否顺利获取其所满意的官员身份。就此点而言，翻译科之于驻防八旗并非是一个高效、畅通的上升渠道。原因有两层：其一是翻译科自身的制度缺陷，即出路不佳，翻译进士大多授部院司员，但清中期以后，部院翻译多归笔帖式办理，致使翻译进士在部务中被边缘化，极易沉沦下僚；即使有幸经馆选入翰林，在升转中，班次又居文进士之后。其二是京旗、驻防八旗政治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前者借地利之便，仕进机会远较后者为多，仕宦成本亦较后者为低。对于资生乏术，同时又缺乏其他进身途径的驻防八旗而言，仕宦几成驻防士子的唯一出路。由于清朝铨选制度的弊端以及捐纳的泛滥，京职仕途壅滞严重，补官过程极为漫长，驻防旗人往往困于生计，视京职为畏途，造成仕途的中辍。虽然翻译科考试至清末皆能保持较为可观的规模，但由此出身仕至大员者寥寥无几。通过开科举来缓解驻防旗人生计，固可收一时之效，但其实质乃是输送更多的候补仕进者，日久便使宦途壅滞更甚，新进者补缺无望，现任者升转不易，反加重了驻防旗人生计之累，在某种程度上也陷入了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清廷试图以扩大宦途改善旗人生计，其失败的根源正在于此。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翻译科考试被废止，已中翻译举人、生员由吏部筹给出路；各地官学在此前后陆续改为新式学堂，翻译官学的功用则为清文专科学堂所取代。而所谓出路，经过吏部、礼部会议，无非是挑补入新式学堂或清文专科学堂。虽在制度上有趋新的变更，但“现在科举停止，凡各衙门需用满文人才，自应取之于学堂毕业生”，其出路基本指向本地衙门，政治资源分配的整体结构并无实质性的变化，驻防旗人依然无法与京旗旗人享有同等的仕进机会，而翻译生员、举人若考取新式学堂，“一律考试文艺，不得另试翻译”，并无优势可言，进学困难。较之翻译科时代，反而面临更为狭窄的出路。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7年第10期，注释从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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