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来这段时间写东西，最好应该绕开重大会议的。 结果听到教育部长关心了“三点半现象”。记者的提问很到位：“我们关注到一个现象，现在的小学放学时间越来越早了，有的小学甚至下午三点半就放学了，这个时间对家长接送孩子是一大难题，请问家长们的困扰如何解决？” 可能是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一直觉得这类问题不会被领导关注，毕竟人家的孩子要么有司机要么在国外，再不济也有个全职太太，哪里有三点半现象，两点半都没问题。 没想到部长答得挺具体，说要“各省自行摸索，各出各的高招”，然后总结优秀案例进行推广。包括“引入社会力量，做进一步的探索”，最后领导说，“年轻的父母认为，这是党和政府给他们的大红包”。 听到有“大红包”，我高兴啊，差点走到外环以外放炮仗去了。结果我想了一晚上，发现有点不对劲： 这红包是有了，但我怎么拆啊？ 二 我读小学的时候，来接我放学的是爸妈；现在你到校门口看看，只有老头老太间或夹杂着几个顽强的保姆阿姨。 “三点半问题”的核心，实际上分两块：一块是孩子的放学时间，一块是家长的下班时间。以前放学未必晚，但以前家长的工作压力没那么大。办公室里打声招呼，就高高兴兴接孩子放学回家做饭去了；实在有活，就把孩子带到单位任他折腾。 这当然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但新时代市场经济下的爹妈，已经完全变了样：早退接孩子？把孩子带到单位？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知道不知道？业绩就是你的尊严你知道不知道？所有对员工宽容的公司都死光了知道不知道？区块链你知道不知道？ 两个人里头有一个人每天早退？你们还想还房贷吗？ 生活如此马不停蹄，还提倡生二胎？提倡生十胎我都不愿意！就算可以分十个姑娘生我也不愿意！ 让长辈接孩子，当然非我所愿。老太太自己腿脚都不灵便，万一有个磕磕碰碰全家都乱套；叫保姆接孩子……前提是我得有钱。事实是，哪怕把三点半改到五点半，我们依然没有新的选择——因为我们还没有下班。 不见得让孩子在学校留到七点半。没有弹性的工作制度，没有让人足以产生安全感的收入，这红包就没法拆。 三 “社会力量”是另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曾经以为，我找到了“社会力量”的解决之道，比如说，下课之后几个孩子一起去新东方、学而思，考个五星、3E什么的。 结果教育部门一次又一次扛起了“减负”大旗，搞得好多培训机构都像犯罪集团一样：上黑课、考黑试、发黑证。连有着32年历史的华杯赛都被黑化了。 当我觉得“社会力量”已经在“减负”的主题词下被全盘消灭的时候，突然领导又说，要鼓励“社会力量”一起参与“解决三点半问题”了。 我一下子有点恍惚：是不是邀请社会培训机构三点半之后在学校开班呢？ 作为家长，我当然不反对这件事情。但一边用“关”在彰显自己“减负”的决心，一边又用“开”来解决现实的问题，你这是纠错呢，还是洗牌呢？ 更关键的是，既然是“社会力量”，那怎么收费呢？ 如果仅仅是“只组织课外活动，不组织学习”，那我是不是愿意付费呢？ 第一不告诉我收多少钱，第二不告诉我可能教什么，毕竟外面报班我还能货比三家。这些问题都不回答，这个红包还是没法拆。 四 这么多年总是说减负减负。其实考虑问题完全可以宏观一点。不要只减孩子的负，要减全家的负。孩子是全家的组成部分，只有全家减负了，孩子才会更好地成长。 一群哪怕学校五点半放学也没办法接孩子的爹妈，一群累散架也要检查孩子英语作业的爹妈，实在想不出怎么去收“三点半红包”。 晚两小时放学，我一样接不到；让培训机构接盘，也不是什么新举措。如果还要收费，这哪里是发红包，这明明是领红包。 发红包的人，还得指一条更明的路才行。 一个背景声 “要么留校做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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