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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二十年来，对偶像的“心学”，我一直似懂非懂，直到去年读到一本英文书Social: Why Our Brains Are Wired to Connect，我顿悟何为良知。 Social的作者马修·利伯曼（Matthew D. Lieberman）是开创社会认知神经科学（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的权威研究者，正如他在前言里所说，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是利用诸如核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等技术手段研究人类大脑是如何应对社交世界的一门科学。 这本书分五大部分，为普通读者通俗地介绍了这一科研结论：“人类大脑结构使得彼此连接成为天性，社会脑(social mind)一方面可追溯到数亿年前的哺乳动物时期，另一方面则是近期进化而成，并且这种社会脑的进化非常可能是人类独有的。”
通过设计试验、利用核磁共振成像等技术手段对大脑进行扫描，利伯曼得出的社会脑进化结论，对理解何为良知、何为天理、为什么“心即理”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在书中第八章“特洛伊木马式的自我”(Trojan Horse Selves)中，利伯曼通过对大脑内侧前额叶皮层激活程度的核磁共振扫描研究，论证了一项重要发现：
“大脑内侧前额叶皮层对自我意识和受他人影响两方面都发挥核心作用”，而“进化一直在促进我们过更为相互依赖的社交生活”，“自我(self)可能是进化最狡诈的诡计，正是它促进了群体生活的成功”，因为，“从我们在试验中观察到的大脑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程度表明…我们的自我是为群体服务的，它确保我们能够适应所生活的群体。” “我们有自私的冲动，也有社会创造的信念和价值观，而这些社会信念和价值观也内化为自我的一部分。” 以上的这些引述初听上去，似乎是用现代技术证明了一个常识：人性有善有恶，人心有自私也有利他。然而，最启发我的是这一章的最后一句话：“幸运的是，进化使出最后的绝招，帮助我们内化了亲社会的冲动，赢得了对更自私冲动的战争。”
我对此的理解是：大脑、以及存在于大脑中的信念与价值观是可塑的，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我们大脑里（或我们“心”中）符合群体利益的亲社会的冲动（或动机）与自私自利的冲动（或动机）同时存在，此起彼伏，但是长期而言，进化总是帮助符合群体利益的亲社会的冲动战胜我们自我的自私自利的冲动。并且，符合群体利益的亲社会的冲动，最终通过漫长的进化，逐步内化成为自我的一部分。随着进化的不断向前，我们大脑中符合群体利益的亲社会的冲动逐步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例，终将成为我们最终的驱动力。
简而言之，进化借助时间的力量，把天理写进了我们的心，天理或许就是不断取胜的“符合群体利益的亲社会的冲动（或动机）”，而“心”或许就是我们的大脑内侧前额叶皮层。正因为“理”已经被“天”（进化）镌刻（wire）于“心”，所以“心即理”，所以我们求天理不用外借于“格物”，只要反观内心即可。
进化是人类群体的进化，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都被进化镌刻（wire）了“理”，天理已然存在于每个人的大脑内侧前额叶皮层（心）中。所以，王阳明说人人皆有良知，人人皆可为圣人。
王阳明还说：“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而“亘古亘今，无有终始”或许意味着我们大脑的进化还在不断发生，未来我们的心也还将不断进化。王阳明虽然没有大脑扫描仪，但他似乎看到了人心和天理的真相。
500年前致良知的圣人和500年后自私和利他共存的我们之间，进化的差异可能非常细微。但是，未来5千年、5万年、500万年内，人类大脑会不会进化成百分之百地利他和亲社会呢？唯有天（进化）才知道吧。但是大势如此，因为“进化总是让符合群体利益的动机战胜自私自利的动机”，假以漫长岁月，未来说不定真是“人人皆为圣人”呢。
利伯曼在书中不但用他的科学实验和技术扫描作为论据，来说明大脑进化和社交连接的道理，而且还引用名人名言作为佐证。他的佐证中有正面、也有反面的例子。例如，他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证明社会化动机的胜利：“唯有为他人而活的人生才是值得活的人生。”（Only a life for others is a life worthwhile.）
又如，利伯曼引用了乔布斯的名言作为反例。这一个反例值得全文引述，既因为利伯曼错误地理解了乔布斯，又因为这一误解恰恰证明了利伯曼科学结论的正确性，证明了社会化动机才是我们所有人内心的良知。
利伯曼在他书中写到：“乔布斯告诫那些毕业生不要让自己内心的声音被他人嘈杂的观点所淹没，要有勇气追寻自己的内心和直觉。但是，我们大脑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数据显示乔布斯可能说错了。我们的自我、内心和直觉，实际上恰恰是为了确保我们大多数人遵循群体规范、促进社会和谐。我们的自我为群体服务，确保我们自己融入群体。这一点可能不适用乔布斯，但适用于我们绝大多数人。” 面对利伯曼对乔布斯的质疑，我们不禁要问，乔布斯真得是特例吗？乔布斯的“内心和直觉”真和我们大多数人不一样吗？如果进化影响了我们其他所有人，为什么没有影响到乔布斯呢？如果驱动我们大多数人的是社会化动机，那么驱动乔布斯的难道是自私自利的自我动机吗？
事实证明，利伯曼深深地误解了乔布斯。那么到底什么才是驱动乔布斯不断创新的“内心和直觉”呢？这要问乔布斯自己。幸好，乔布斯对此亲自给出了清晰的答案，这就是记录在《乔布斯传》最后一章中最后引述的乔布斯的一段原话： “是什么驱动我呢？我想最具创造力的人都想就能够利用前人的成果，表达对先贤或他人的感激之情。我没有发明我所使用的语言和数学。我也没有生产自己的食物和衣服。我所做的一切都取决于人类的其他成员，站在其他人的肩膀之上。我们大多数人都想对人类有所贡献，对人类的向前发展有所助益。这意味着我们只能用尽我们的所知所能来表达这种感激之情，因为我们不能写出迪伦的歌曲和史塔佩的剧作。我们只能用我们所拥有的才能来表达我们的深沉情感，对先贤的贡献表达敬意和感激，并为人类的进步添砖加瓦。这就是我的动力。” 由此可见，乔布斯的内心、直觉和驱动力，是完全社会化和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王阳明的“良知”就是乔布斯的“内心和直觉”；王阳明的教诲“致良知”就是乔布斯的忠告“遵循你的内心和直觉”（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镌刻在王阳明、乔布斯和我们心中的天理，并无二致。
利伯曼的科学研究和发现，也许只是证明了先贤的教诲，但这种基于技术手段的科学证明无疑非常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对解决许多关于个人目的和社会目的之间关系的问题有帮助。 例如，台湾学者李弘祺在《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一书中提出：“社会意义在于中国教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读者也许会问，教育的基准目标既然是个人的乐趣，社会层面又怎么可能在教育里占有重要地位呢？最简单的答案可能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悖论：个人目的之所以能达成，原因正是个人目的也是公共目的。”
如果我们理解了利伯曼所研究证明的不断进化的社会脑（social mind）、理解了王阳明“心即理”、理解了乔布斯的“内心和直觉”，那么我们也许就会发现：“个人目的也是公共目的”根本就不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悖论”，而是进化使然、根植于心的“良知”。
这就是利伯曼Social一书给我最大的启示：儒家说仁者爱人，作为大儒的王阳明自小立志做圣人，他也相信人人都可以做圣人，也许就是因为他在500年前就深刻领悟了进化（天）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镌刻（wire）了服务人群、仁者爱人的良知吧。
Social这本书中还介绍了许多其他非常有意思的科研结论，例如“社会痛”(socialpain)和“生理痛”机理类似等等，都非常有启发意义，值得一读。中文有译本《社交天性》，但对能读英文的朋友，我还是建议大家读原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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